第128頁
飛行員：勇敢的真實故事 作者：[美]詹姆斯·布拉德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也有的日本人痛不欲生。當池穀葉侶年輕的女兒跑過田野時，恰巧遇上一名美國飛行員的轟炸，被炸死了。“我女兒那時年僅16歲，”池穀說，“那是一個痛苦的結局。我從我的內心深處憎恨、厭惡那個敵人。我隻想沿著那一擊的軌跡找到殺死我女兒的那名飛行員，把他幹掉。”
3月10日，當舟人和代和她的家人一起逃離燃燒彈引起的大火的時候，她還是個小孩子。混亂中，她和父親兩人與母親分開了，當時母親的背上正背著她的小弟弟。早上和代和父親回到了家，但家已變成了一堆灰燼。他們在那裏等著母親的歸來。過了一會兒，他們發現媽媽已經在那兒了；隻是他們沒認出來。母親正坐在地上，蓋著一塊軍毯，衣服已經被燒成了炭，頭髮也被燒焦了。
和代問她的弟弟怎麽樣了，“旭子怎麽樣了？”
母親隻是沉默。當她不語時和代仔細地看著母親。“我看到當時她背著旭子，”和代說。“在旭子的腿與母親的身體貼近的地方，有嚴重的燒傷。她的胳膊肘被燒得露出了嫩肉，很有可能是在大火中為了保護旭子造成的。她幾乎不能走路。”
在東京這次大火的襲擊中，和代的母親失去了她的兩個孩子——旭子和廣子。火焰把旭子從她的背上奪走了。
“我過去常常帶母親去他們的墳前祭祀，”和代說道。“她總是一邊向墳墓上潑水一邊說：‘廣子，你一定很熱吧；旭子，你一定很熱吧。’”
人們總是傾向於將戰爭的另一方所表現出的殘暴看成是其內在的文化的一種表現，而往往將自己表現出的殘暴說成是正當的、被迫進行的反抗行為。在我的行程中，我感到在一些美國人中，對日本人在二次大戰中的所作所為有一種隱約積聚的怨恨。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感覺卻在那些沒有參加過二次大戰的年輕一代美國人中最強烈。根據我的經驗，在太平洋兩岸的退伍老兵已經和解。聽聽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的話我們就不難做出這種判斷。就像曾兩次駕飛機對廣島和長崎進行原子彈轟炸的雷·加拉格爾所說的，“當你沒有真正處於戰爭中時，你隻能做出二流的猜測。你必須親身經歷那些年代，走過那段路才行。”
如果世上有人有恨的權利的話，這個人一定是格倫·貝裏。他經歷了巴丹死亡之旅（許多戰俘頭被砍掉，屍首扔得遍地都是），曾被裝在兩艘該死的破船裏（被悶在華氏130度高溫的船艙裏，人們簡直全瘋了），在福岡戰俘集中營裏成為醫學試驗的對象（“那三個月裏我不記得任何事情”）。他告訴我，“那是一種思想灌輸，他們的士兵被灌輸了這樣的思想：天皇是太陽女神的後代，沒有必要去尊重人類的生命，哪怕是他們自己的。”
“我已經原諒日本人了，我還有日本朋友。我尊重日本人，是因為他們已經改變了原來的態度，這一點我已經搞清楚了。我相信，任何一種文化都可以被按照領導人的意誌塑造成任何形式。”
年輕時作為一個日本士兵曾給中國帶來過災難的人，nb23f１舊寄就意格倫的觀點。現在中國人民歡迎他到中國去，因為他會如實地講述日本的過去。當我坐在nb23f１揪郊區的家裏品著茶的時候，他告訴我：
是這種天皇體製導致了悲劇的發生。人們認為為天皇他們可以做任何事。士兵們隨時準備效忠天皇，為天皇貢獻一切。他們認為，在中國他們可以做任何事。其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都是源於這種天皇體製，其他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歸根結底應由天皇來承擔責任。我當然對天皇心存怨恨。
我想將我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公之於眾。我們必須將軍國主義思想從這個世上徹底根除。
飛行員奧斯卡·朗險些喪命於“大船”戰俘營。回來後姐姐看到他消瘦的身形哭了，她極度藐視日本人的這種行為。但是奧斯卡向她解釋說：“這些日本士兵隻不過是在按命令行事，同我按命令行事沒什麽區別。我扔下的炸彈殺死了好多人，可這是我的工作，而他們所做的也正是他們的工作。”
新加坡人伊莉莎白·舒瓦是殘暴的日本酷刑的受害者。戰後她認為那些對她施以酷刑的人不應被處決：“都是這罪惡的戰爭。如果不是戰爭，他們也有自己的家，就像你和我一樣。就像普通人一樣，他們有家人、父親、母親、妻子和孩子，還有他們的工作。是戰爭使他們變得如此殘暴、毫無人性，因此我說我原諒他們。”
在進行調查、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經常讓人感到迷失了方向。起初，我覺得我知道什麽是正義，但在我聽了日本人以及美國人所講述的故事後，我竟變得很茫然。
我認識當時的一些飛行員，就是他們扔的炸彈促成了這場可怕的戰爭的結束。我在東京和已經81歲高齡的橋本良子一起度過了一天，她曾經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救她的孩子。在整個採訪過程我們將一盒紙巾來回的推來推去，講完後，我問她感覺美國人怎麽樣。
橋本良子說道：“一名軍隊教官告訴我，如果你隻殺了一個人，那就是謀殺；可如果你殺了很多人，你就是英雄。我想那些在東京殺了很多日本人的美國人在美國應被奉為英雄吧。但同時我們日本人也在中國殺人，那時日本把殺戮當作是一種巨大的成就來表揚。我們都做了壞事，戰爭就是這樣。”
3月10日，當舟人和代和她的家人一起逃離燃燒彈引起的大火的時候，她還是個小孩子。混亂中，她和父親兩人與母親分開了，當時母親的背上正背著她的小弟弟。早上和代和父親回到了家，但家已變成了一堆灰燼。他們在那裏等著母親的歸來。過了一會兒，他們發現媽媽已經在那兒了；隻是他們沒認出來。母親正坐在地上，蓋著一塊軍毯，衣服已經被燒成了炭，頭髮也被燒焦了。
和代問她的弟弟怎麽樣了，“旭子怎麽樣了？”
母親隻是沉默。當她不語時和代仔細地看著母親。“我看到當時她背著旭子，”和代說。“在旭子的腿與母親的身體貼近的地方，有嚴重的燒傷。她的胳膊肘被燒得露出了嫩肉，很有可能是在大火中為了保護旭子造成的。她幾乎不能走路。”
在東京這次大火的襲擊中，和代的母親失去了她的兩個孩子——旭子和廣子。火焰把旭子從她的背上奪走了。
“我過去常常帶母親去他們的墳前祭祀，”和代說道。“她總是一邊向墳墓上潑水一邊說：‘廣子，你一定很熱吧；旭子，你一定很熱吧。’”
人們總是傾向於將戰爭的另一方所表現出的殘暴看成是其內在的文化的一種表現，而往往將自己表現出的殘暴說成是正當的、被迫進行的反抗行為。在我的行程中，我感到在一些美國人中，對日本人在二次大戰中的所作所為有一種隱約積聚的怨恨。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感覺卻在那些沒有參加過二次大戰的年輕一代美國人中最強烈。根據我的經驗，在太平洋兩岸的退伍老兵已經和解。聽聽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的話我們就不難做出這種判斷。就像曾兩次駕飛機對廣島和長崎進行原子彈轟炸的雷·加拉格爾所說的，“當你沒有真正處於戰爭中時，你隻能做出二流的猜測。你必須親身經歷那些年代，走過那段路才行。”
如果世上有人有恨的權利的話，這個人一定是格倫·貝裏。他經歷了巴丹死亡之旅（許多戰俘頭被砍掉，屍首扔得遍地都是），曾被裝在兩艘該死的破船裏（被悶在華氏130度高溫的船艙裏，人們簡直全瘋了），在福岡戰俘集中營裏成為醫學試驗的對象（“那三個月裏我不記得任何事情”）。他告訴我，“那是一種思想灌輸，他們的士兵被灌輸了這樣的思想：天皇是太陽女神的後代，沒有必要去尊重人類的生命，哪怕是他們自己的。”
“我已經原諒日本人了，我還有日本朋友。我尊重日本人，是因為他們已經改變了原來的態度，這一點我已經搞清楚了。我相信，任何一種文化都可以被按照領導人的意誌塑造成任何形式。”
年輕時作為一個日本士兵曾給中國帶來過災難的人，nb23f１舊寄就意格倫的觀點。現在中國人民歡迎他到中國去，因為他會如實地講述日本的過去。當我坐在nb23f１揪郊區的家裏品著茶的時候，他告訴我：
是這種天皇體製導致了悲劇的發生。人們認為為天皇他們可以做任何事。士兵們隨時準備效忠天皇，為天皇貢獻一切。他們認為，在中國他們可以做任何事。其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都是源於這種天皇體製，其他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歸根結底應由天皇來承擔責任。我當然對天皇心存怨恨。
我想將我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公之於眾。我們必須將軍國主義思想從這個世上徹底根除。
飛行員奧斯卡·朗險些喪命於“大船”戰俘營。回來後姐姐看到他消瘦的身形哭了，她極度藐視日本人的這種行為。但是奧斯卡向她解釋說：“這些日本士兵隻不過是在按命令行事，同我按命令行事沒什麽區別。我扔下的炸彈殺死了好多人，可這是我的工作，而他們所做的也正是他們的工作。”
新加坡人伊莉莎白·舒瓦是殘暴的日本酷刑的受害者。戰後她認為那些對她施以酷刑的人不應被處決：“都是這罪惡的戰爭。如果不是戰爭，他們也有自己的家，就像你和我一樣。就像普通人一樣，他們有家人、父親、母親、妻子和孩子，還有他們的工作。是戰爭使他們變得如此殘暴、毫無人性，因此我說我原諒他們。”
在進行調查、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經常讓人感到迷失了方向。起初，我覺得我知道什麽是正義，但在我聽了日本人以及美國人所講述的故事後，我竟變得很茫然。
我認識當時的一些飛行員，就是他們扔的炸彈促成了這場可怕的戰爭的結束。我在東京和已經81歲高齡的橋本良子一起度過了一天，她曾經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救她的孩子。在整個採訪過程我們將一盒紙巾來回的推來推去，講完後，我問她感覺美國人怎麽樣。
橋本良子說道：“一名軍隊教官告訴我，如果你隻殺了一個人，那就是謀殺；可如果你殺了很多人，你就是英雄。我想那些在東京殺了很多日本人的美國人在美國應被奉為英雄吧。但同時我們日本人也在中國殺人，那時日本把殺戮當作是一種巨大的成就來表揚。我們都做了壞事，戰爭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