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貞觀之治一千多年以後，發生在上世紀50年代末的“反右運動”，實際也是一場求言者對發言者的整肅運動。
在秦始皇的故鄉能出一個唐太宗，其難能可貴於此可見一斑！
雄才大略而從諫如流，位居九五而兼聽納下，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得承認貞觀天子李世民真的是我們民族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傑出政治家。
單單就是憑這一點，李世民就值得在後人心中千年萬年地活下去。
單單就是憑這一點，李世民就可以傲立於林林總總的帝王行列的前排而問心無愧。
單單就是憑這一點，李世民就應該得到一枚大大的鐫刻有“實事求是”字樣的獎章。
“實事求是”是現代人的現代表達。李世民的難能可貴首先表現在他有極其清醒的自知之明上。
擅長弓箭並自以為對弓箭頗有研究的他，早在貞觀元年（627）就給人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
因為有了這個教訓，當時還執政不久的貞觀天子就下詔讓京中五品以上官員輪流在設於禁中的中書內省值班，隨時召見諮詢。“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君臣對坐，相商國事，其情其景，能不融洽？
這中間也曾有過一個小插曲。剛當了皇上的貞觀天子每次上朝，都是威容嚴峻、咄咄逼人的樣子，以至於有些臣僚上書奏事，舉止失措，顧慮重重。
《劍橋中國隋唐史》對此也有描述：“他的品格形成於他奪取帝位的多年的艱苦野戰時期。他確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顯得很莊嚴威武。他好衝動，易被激怒，當他發怒時麵色紫漲，使周圍的人不寒而慄。”後來經別人提醒後，這才有意改正，顯得輕鬆和藹了不少。
成書於唐代的《貞觀政要》的編撰體例頗似“文革”中流行的語錄本，裏邊滿是貞觀天子談政論事臧否人物說古道今的言論，讓我們繼續往下看——
貞觀二年（628），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國，多劣於前古，何也？”
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誌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惟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
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這算是當時選拔和任用幹部的標準吧！
貞觀三年（629），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人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
按唐代官製，中書、門下，再加尚書，合為三省，職責分別為發令、審查和執行。具體地說，中書省是朝廷發布敕旨冊製的機構，有“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的決策權；門下省則負責對中書省發下的文件政策進行覆核審議，沒有問題便簽署放行，如覺不妥，可將原件批註送還，也叫“封駁”“封還”；“掌典領百官”的尚書省就是實際執行者。三省既互有製約，又各有實權，所以三省長官都是宰相，不像漢代那樣隻有一個大權在握的宰相，也算是集體領導吧。因為握有重權，所以貞觀天子才不能容許他們“阿旨順情，唯唯苟過”，不事諫諍。他要讓他們明白：你們不是一般的抄抄寫寫、收收發發的小秘書，那種活兒差不多是個人就能幹，還用得著你們來當宰相？話說得很重，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吧。
貞觀四年（630），在和一位老臣就前朝隋文帝的執政得失談論了一番之後，對隋文帝其人很不以為然的貞觀天子感慨道：“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
我們早就知道，隋文帝也就是隋高祖楊堅除了節儉還很勤政，好像也就是這兩點讓他在史書中的形象還算可以，但貞觀天子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他的勤政無非就是出於多疑，既然他可以從人家孤兒寡婦手裏騙來個皇位，當然也怕別人再騙了他。所謂“小人眼裏無君子，君子眼裏無小人”吧。貞觀天子拿自己和他比，山高水低自然是早有定論。而且，貞觀天子的邏輯也是成立的，一直到現在，日理萬機如何如何，還是我們謳歌領導英明的現成詞彙，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一日萬機，所失豈不更甚？再假以時日，日積月累，水滴石穿，蟻穴成潰，“不亡何待”？
在秦始皇的故鄉能出一個唐太宗，其難能可貴於此可見一斑！
雄才大略而從諫如流，位居九五而兼聽納下，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得承認貞觀天子李世民真的是我們民族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傑出政治家。
單單就是憑這一點，李世民就值得在後人心中千年萬年地活下去。
單單就是憑這一點，李世民就可以傲立於林林總總的帝王行列的前排而問心無愧。
單單就是憑這一點，李世民就應該得到一枚大大的鐫刻有“實事求是”字樣的獎章。
“實事求是”是現代人的現代表達。李世民的難能可貴首先表現在他有極其清醒的自知之明上。
擅長弓箭並自以為對弓箭頗有研究的他，早在貞觀元年（627）就給人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
因為有了這個教訓，當時還執政不久的貞觀天子就下詔讓京中五品以上官員輪流在設於禁中的中書內省值班，隨時召見諮詢。“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君臣對坐，相商國事，其情其景，能不融洽？
這中間也曾有過一個小插曲。剛當了皇上的貞觀天子每次上朝，都是威容嚴峻、咄咄逼人的樣子，以至於有些臣僚上書奏事，舉止失措，顧慮重重。
《劍橋中國隋唐史》對此也有描述：“他的品格形成於他奪取帝位的多年的艱苦野戰時期。他確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顯得很莊嚴威武。他好衝動，易被激怒，當他發怒時麵色紫漲，使周圍的人不寒而慄。”後來經別人提醒後，這才有意改正，顯得輕鬆和藹了不少。
成書於唐代的《貞觀政要》的編撰體例頗似“文革”中流行的語錄本，裏邊滿是貞觀天子談政論事臧否人物說古道今的言論，讓我們繼續往下看——
貞觀二年（628），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國，多劣於前古，何也？”
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誌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為心，近代則惟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
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這算是當時選拔和任用幹部的標準吧！
貞觀三年（629），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人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
按唐代官製，中書、門下，再加尚書，合為三省，職責分別為發令、審查和執行。具體地說，中書省是朝廷發布敕旨冊製的機構，有“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的決策權；門下省則負責對中書省發下的文件政策進行覆核審議，沒有問題便簽署放行，如覺不妥，可將原件批註送還，也叫“封駁”“封還”；“掌典領百官”的尚書省就是實際執行者。三省既互有製約，又各有實權，所以三省長官都是宰相，不像漢代那樣隻有一個大權在握的宰相，也算是集體領導吧。因為握有重權，所以貞觀天子才不能容許他們“阿旨順情，唯唯苟過”，不事諫諍。他要讓他們明白：你們不是一般的抄抄寫寫、收收發發的小秘書，那種活兒差不多是個人就能幹，還用得著你們來當宰相？話說得很重，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吧。
貞觀四年（630），在和一位老臣就前朝隋文帝的執政得失談論了一番之後，對隋文帝其人很不以為然的貞觀天子感慨道：“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
我們早就知道，隋文帝也就是隋高祖楊堅除了節儉還很勤政，好像也就是這兩點讓他在史書中的形象還算可以，但貞觀天子卻一針見血地指出他的勤政無非就是出於多疑，既然他可以從人家孤兒寡婦手裏騙來個皇位，當然也怕別人再騙了他。所謂“小人眼裏無君子，君子眼裏無小人”吧。貞觀天子拿自己和他比，山高水低自然是早有定論。而且，貞觀天子的邏輯也是成立的，一直到現在，日理萬機如何如何，還是我們謳歌領導英明的現成詞彙，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一日萬機，所失豈不更甚？再假以時日，日積月累，水滴石穿，蟻穴成潰，“不亡何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