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覺的帝王，深切關心他留給後世的形象。我們知道，他企圖改動實錄關於唐朝創業的敘述和玄武門之變的記載以提高他的歷史形象。太宗的許多公開的舉止，與其說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說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讚許的願望……毫無疑問，太宗具有做出戲劇性和炫耀性姿態的才能。
他當然是在作秀表演，但依然是心裏還裝有百姓的表現。身為皇帝而知道邀好人心邀好百姓，總比拿百姓不當人隻當工具好得多吧？
還有貞觀五年（631），為不違農時而特意將皇太子的行冠禮改期舉行的事件。當時有關部門選擇的日期是陰陽家認定的上上大吉的二月，但二月正是萬物復甦的春耕大忙季節，貞觀天子以“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為由，下令“改用十月”。
既然是以農事為本，當時的土地政策也就有必要交代兩句。
唐高祖時期曾頒布過計口授田“丁男、中男給一頃”的均田令。當時的政策是，“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也就是說，每戶十分之二的田地是可以繼承的，剩下的部分則根據家庭人口的變化不斷重新分配。這種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隋末戰亂造成的人口銳減，地廣人稀。荒閑之田當然好分，人多地少的“狹鄉”又該怎麽辦？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有“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的土改，所以又有了鼓勵農戶由“狹鄉”遷往空荒地較多的“寬鄉”的政策。並且還有寬鄉占田逾限不作違反律令論處，以及適當免除賦役的配套優惠條件。
千萬別看輕了這些在貞觀君臣手下才開始切實施行並逐步完善起來的政策，要是沒有真真切切想要恢復生產、發展生產的拳拳之心，你會連想也想不到這些似乎並不複雜的舉措。上世紀80年代初，多年動亂之後，我們的共和國也麵臨著百端待興百廢待舉的局麵。因為真正開始腳踏實地考慮民生問題，也才有了建國後最為純粹的、不以政治為說辭的、由政府出麵組織並實施的區域性移民。那次被動員遷移的是生存環境極為惡劣的甘肅定西、寧夏西海固地區的農戶，當時被稱為“兩西移民”。
那次“兩西移民”讓許多農戶至今受益無窮。
貞觀年間當然也是這樣。
更何況貞觀天子之時還有興修水利、設置義倉等的善舉善政。
總之一句話，貞觀年間尤其是貞觀初年（大約以貞觀十一年左右為前後分界）的貞觀天子絕對是一個兢兢業業憂勤惕厲不忘百姓的好皇上，所以也就有了出自《貞觀政要》的貞觀盛世圖——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誌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鬥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嚐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鹹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那麽，人心究竟是怎麽得到的呢？原因就在於“從諫如流，雅好儒術，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複製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
就這樣，短短幾年之後，“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今兩廣之地），自山東至於滄海（東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路，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糧價一跌再跌，現在的人們免不了有穀賤傷農之慨嘆，但聯繫到當時曾有物以稀為貴的鬥米匹絹的高價，此中變化，反映的不正是農業生產迅速恢復發展的現實嗎？當然，“馬牛布野，外戶不閉”雲雲顯然是一種已成經典的老套誇張，但出門在外的行商旅人不用背著幹糧，還能一路熱湯熱飯地解決肚子問題，顯然真的是社會安定富庶的一種象徵。
貞觀天子李世民自己則是這樣說的：“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
很難說躊躇滿誌的貞觀天子是在表揚他人還是在表揚自己，但事實如此，誰不服氣也不行，對吧？還有，即使是到了一千多年之後的現在，貞觀天子李世民用來表揚和自我表揚的理由也依然可以成立，尤其對於那些手握重權、能夠決定他人升遷榮辱的人來說，讓不讓並且聽不聽別人說話也依然是個讓人撓頭的問題。現在的人們把這叫做一言堂、家長製，還有忠言逆耳之類的說法，也提醒我們此類封建遺風並未完全絕跡。貞觀時期之所以能迅速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就李世民來說，也真的不乏傲人傲世的極為充足的理由。因為他真的明白，並且真的在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裏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公平地說，不管是在李世民之前還是之後，擺出一副虛懷若穀的模樣求諫納言的帝王實在是算不得少，有的甚至還信誓旦旦，例如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就一再鼓勵屬下放膽直言，申明自己一定“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結果卻是許多說了真話的人在他手上掉了腦袋，而他自己也最終因為自堵言路而走投無路，落得個煤山自縊的下場。
他當然是在作秀表演，但依然是心裏還裝有百姓的表現。身為皇帝而知道邀好人心邀好百姓，總比拿百姓不當人隻當工具好得多吧？
還有貞觀五年（631），為不違農時而特意將皇太子的行冠禮改期舉行的事件。當時有關部門選擇的日期是陰陽家認定的上上大吉的二月，但二月正是萬物復甦的春耕大忙季節，貞觀天子以“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為由，下令“改用十月”。
既然是以農事為本，當時的土地政策也就有必要交代兩句。
唐高祖時期曾頒布過計口授田“丁男、中男給一頃”的均田令。當時的政策是，“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也就是說，每戶十分之二的田地是可以繼承的，剩下的部分則根據家庭人口的變化不斷重新分配。這種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隋末戰亂造成的人口銳減，地廣人稀。荒閑之田當然好分，人多地少的“狹鄉”又該怎麽辦？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有“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的土改，所以又有了鼓勵農戶由“狹鄉”遷往空荒地較多的“寬鄉”的政策。並且還有寬鄉占田逾限不作違反律令論處，以及適當免除賦役的配套優惠條件。
千萬別看輕了這些在貞觀君臣手下才開始切實施行並逐步完善起來的政策，要是沒有真真切切想要恢復生產、發展生產的拳拳之心，你會連想也想不到這些似乎並不複雜的舉措。上世紀80年代初，多年動亂之後，我們的共和國也麵臨著百端待興百廢待舉的局麵。因為真正開始腳踏實地考慮民生問題，也才有了建國後最為純粹的、不以政治為說辭的、由政府出麵組織並實施的區域性移民。那次被動員遷移的是生存環境極為惡劣的甘肅定西、寧夏西海固地區的農戶，當時被稱為“兩西移民”。
那次“兩西移民”讓許多農戶至今受益無窮。
貞觀年間當然也是這樣。
更何況貞觀天子之時還有興修水利、設置義倉等的善舉善政。
總之一句話，貞觀年間尤其是貞觀初年（大約以貞觀十一年左右為前後分界）的貞觀天子絕對是一個兢兢業業憂勤惕厲不忘百姓的好皇上，所以也就有了出自《貞觀政要》的貞觀盛世圖——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誌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鬥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嚐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鹹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那麽，人心究竟是怎麽得到的呢？原因就在於“從諫如流，雅好儒術，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複製度，每因一事，觸類為善”。
就這樣，短短幾年之後，“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今兩廣之地），自山東至於滄海（東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路，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
糧價一跌再跌，現在的人們免不了有穀賤傷農之慨嘆，但聯繫到當時曾有物以稀為貴的鬥米匹絹的高價，此中變化，反映的不正是農業生產迅速恢復發展的現實嗎？當然，“馬牛布野，外戶不閉”雲雲顯然是一種已成經典的老套誇張，但出門在外的行商旅人不用背著幹糧，還能一路熱湯熱飯地解決肚子問題，顯然真的是社會安定富庶的一種象徵。
貞觀天子李世民自己則是這樣說的：“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
很難說躊躇滿誌的貞觀天子是在表揚他人還是在表揚自己，但事實如此，誰不服氣也不行，對吧？還有，即使是到了一千多年之後的現在，貞觀天子李世民用來表揚和自我表揚的理由也依然可以成立，尤其對於那些手握重權、能夠決定他人升遷榮辱的人來說，讓不讓並且聽不聽別人說話也依然是個讓人撓頭的問題。現在的人們把這叫做一言堂、家長製，還有忠言逆耳之類的說法，也提醒我們此類封建遺風並未完全絕跡。貞觀時期之所以能迅速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就李世民來說，也真的不乏傲人傲世的極為充足的理由。因為他真的明白，並且真的在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裏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公平地說，不管是在李世民之前還是之後，擺出一副虛懷若穀的模樣求諫納言的帝王實在是算不得少，有的甚至還信誓旦旦，例如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就一再鼓勵屬下放膽直言，申明自己一定“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結果卻是許多說了真話的人在他手上掉了腦袋，而他自己也最終因為自堵言路而走投無路，落得個煤山自縊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