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改元貞觀之前的武德九年（626）十月，剛登基兩個月的李世民就召集並親自主持了一場有關“自古理政得失”的討論，力圖找到一條實現“天下大治”的途徑。
那其實是一次討論國策、決定大唐向何處去的高層辯論。所有的參與者都直言不諱，大家臉紅脖子粗地互相辯論乃至爭吵，氣氛可以說是相當激烈。在李世民看來，這樣的爭吵實在是太正常不過了——
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麵，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
見於《貞觀政要》的這段李世民語錄表明，貞觀天子的執政方式已經有些近現代歐洲國家決策之前充分討論的議會政治的端倪了，就是現在是不是也值得學習呢？
由於大亂剛過，百廢待興百端待舉，以亂求治難度頗大，以至於皇帝自己也發出了“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的感嘆，參加廷議的大臣們更是七嘴八舌，“人皆異論”。
皇帝當時提出的論點是：“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理。”造次者，急遽之謂也，也就是皇帝以為大亂之後人心大壞，光以仁厚寬和的儒道行秩，隻怕急忙間不好收拾。
魏徵以為不然：亂後人心容易教化，就像飢餓的人不挑食，很容易就會吃飽一樣。
皇帝依然並不樂觀，以“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為例，再次強調“致理”不易。
魏徵侃侃而談：“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可言，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
魏徵在這裏用的是孔老夫子的典。當年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老先生也曾信誓旦旦：“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魏徵是在勸皇上一定要有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信心。
皇上頻頻點頭，顯然是已經認可了的意思。
但時任右僕射的封德彝也引經據典，從夏商周三代一直說到秦漢，結論是：“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並指責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
意思很明白，封大宰相等人主張用嚴刑峻法的高壓政策，罔顧民間百姓人心欲靜人心欲安的現實。
麵對指責，魏徵再次援古引今，也從三皇五帝說起，論證“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反覆說明大亂後達到大治的事例多得很，指出社會其實就是在一亂一治亂中求治裏得到發展的。否則的話：“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因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
持反對意見的人這才啞口無言。
但類似的爭論並沒有就此平息。如果說魏徵、房玄齡等人是當時的少壯改革派的話，那麽封德彝、蕭瑀等人就是當時的元老反對派。哪怕就是在封德彝去世之後，接替他職務的蕭瑀也依然堅持己見。盡管皇上鼓勵爭論，但大政方針不容分歧，元老派最終還是淡出了政治舞台。《舊唐書》有一段話記載了蕭瑀後來的落寞之態：“與宰臣參議朝政，瑀多辭辯，每有評議，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彌怏怏。玄齡、魏徵、溫彥博嚐有微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自失。”
千萬不要看輕了當時那場爭論，其實際上牽涉如何正確地總結歷史、把握機遇的大問題。正是因為有了這場辯論，才確定了後來“撫民以靜”的與前隋大相逕庭的貞觀之變。《貞觀政要》的編撰者正是為了強調這一點，才有了一段長長的感慨，其中幾句是這樣說的——
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君依於國，國依於民
“君依於國，國依於民。”這話是貞觀天子李世民自己講的，時間在上節講的廷辯之後一個月。原話當然不止這八個字，但一樣明白暢曉如同大白話：“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滿而身斃，君富而國亡。”
話是大白話，道理也淺顯明白似乎不用多講，但就是這麽淺顯的道理，前朝後代的許多帝王卻就是搞不明白，這才顯得貞觀天子鶴立雞群遠見卓識。正是有了這樣的遠見卓識，以“存百姓”為宗旨、以“清靜”為特徵的治國方略才被確定下來，也就由此形成了貞觀年間“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的國泰民安的景象。
引號裏的話是貞觀天子自己說的，原文前後相接的是這樣的句子：“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至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靜，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靜，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那其實是一次討論國策、決定大唐向何處去的高層辯論。所有的參與者都直言不諱，大家臉紅脖子粗地互相辯論乃至爭吵，氣氛可以說是相當激烈。在李世民看來，這樣的爭吵實在是太正常不過了——
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麵，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
見於《貞觀政要》的這段李世民語錄表明，貞觀天子的執政方式已經有些近現代歐洲國家決策之前充分討論的議會政治的端倪了，就是現在是不是也值得學習呢？
由於大亂剛過，百廢待興百端待舉，以亂求治難度頗大，以至於皇帝自己也發出了“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的感嘆，參加廷議的大臣們更是七嘴八舌，“人皆異論”。
皇帝當時提出的論點是：“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理。”造次者，急遽之謂也，也就是皇帝以為大亂之後人心大壞，光以仁厚寬和的儒道行秩，隻怕急忙間不好收拾。
魏徵以為不然：亂後人心容易教化，就像飢餓的人不挑食，很容易就會吃飽一樣。
皇帝依然並不樂觀，以“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為例，再次強調“致理”不易。
魏徵侃侃而談：“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可言，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
魏徵在這裏用的是孔老夫子的典。當年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老先生也曾信誓旦旦：“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魏徵是在勸皇上一定要有從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信心。
皇上頻頻點頭，顯然是已經認可了的意思。
但時任右僕射的封德彝也引經據典，從夏商周三代一直說到秦漢，結論是：“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並指責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
意思很明白，封大宰相等人主張用嚴刑峻法的高壓政策，罔顧民間百姓人心欲靜人心欲安的現實。
麵對指責，魏徵再次援古引今，也從三皇五帝說起，論證“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反覆說明大亂後達到大治的事例多得很，指出社會其實就是在一亂一治亂中求治裏得到發展的。否則的話：“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因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
持反對意見的人這才啞口無言。
但類似的爭論並沒有就此平息。如果說魏徵、房玄齡等人是當時的少壯改革派的話，那麽封德彝、蕭瑀等人就是當時的元老反對派。哪怕就是在封德彝去世之後，接替他職務的蕭瑀也依然堅持己見。盡管皇上鼓勵爭論，但大政方針不容分歧，元老派最終還是淡出了政治舞台。《舊唐書》有一段話記載了蕭瑀後來的落寞之態：“與宰臣參議朝政，瑀多辭辯，每有評議，玄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彌怏怏。玄齡、魏徵、溫彥博嚐有微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自失。”
千萬不要看輕了當時那場爭論，其實際上牽涉如何正確地總結歷史、把握機遇的大問題。正是因為有了這場辯論，才確定了後來“撫民以靜”的與前隋大相逕庭的貞觀之變。《貞觀政要》的編撰者正是為了強調這一點，才有了一段長長的感慨，其中幾句是這樣說的——
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君依於國，國依於民
“君依於國，國依於民。”這話是貞觀天子李世民自己講的，時間在上節講的廷辯之後一個月。原話當然不止這八個字，但一樣明白暢曉如同大白話：“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滿而身斃，君富而國亡。”
話是大白話，道理也淺顯明白似乎不用多講，但就是這麽淺顯的道理，前朝後代的許多帝王卻就是搞不明白，這才顯得貞觀天子鶴立雞群遠見卓識。正是有了這樣的遠見卓識，以“存百姓”為宗旨、以“清靜”為特徵的治國方略才被確定下來，也就由此形成了貞觀年間“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的國泰民安的景象。
引號裏的話是貞觀天子自己說的，原文前後相接的是這樣的句子：“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至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靜，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夫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靜，百姓何得不安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