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事實果然如魏徵所料，雖然劉黑闥其時部眾猶盛，但在李建成的安撫政策的感召下，“眾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擒黑闥”。被俘的劉黑闥被判處死刑，臨刑之前，曾在家中種菜度日的劉黑闥也開始懷念起當初自由自在當個草民百姓的安然恬靜。
肯定的，當年的統一事業不會也不可能是一曲溫情脈脈的田園詩，金戈鐵馬鐵血交織應該而且必定是其中的主旋律。站在國家統一、反對分裂的立場上，就是在今天，這也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確。但是，拿當初的大唐王朝秦王和大隋王朝的晉王相比，我們還是不難發現，恰恰就是在這一點上，大隋晉王遠比看不上他的大唐秦王高明得多。
同樣麵對統一大業，當年的楊廣文武兼備，尤其是在坐鎮江都時期，楊廣更是將重點放在人心教化上，並為此做了許多既高明又不露聲色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以至於長達數百年的分裂之後，南方的局麵很快就穩定了不說，又很快就成了帶動全國經濟發展的中心地區。
和楊廣相比，李世民似乎更像個赳赳武夫，馬背上打來的天下也在馬背上治理。孰優孰劣，原本已經很清楚了，但就因為最終坐穩江山的是李世民，所以，明明是李世民手段太辣，才使得劉黑闥屢逼屢反，但《新唐書·太宗本紀》裏卻不露聲色將這些全算在唐高祖李淵名下，說是劉黑闥二次造反，李淵大發雷霆，下令“命太子建成取山東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驅其小弱婦女以實關中。太宗切諫，以為不可，遂已”。
瞧瞧，當初史官為了美化他們心中的聖皇明君，連皇帝的老子都敢拿來說事兒，還有什麽是他們不敢說的？大唐王朝的開國之君在他們筆下都如此不堪，身為亡國之君的前朝帝王在他們筆下不就更是狗屎不如。
這沒辦法，歷史從來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按上世紀某個外國大人物的話說，享有一切特權的勝利者是不應該受到任何責怪的。
其實當時也沒有人想要責怪誰。隻是已經成了貞觀天子的李世民自己發現，由於自己的殘酷鎮壓，山東、河北之地的人們對李建成頗有好感，在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殺之後，“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如那年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之叛即為一例。再加上玄武門之變後太子黨羽逃至關東，倘若他們再與地方勢力相勾結，危害將不言自明。
既是山東人，同時又是故太子手下謀士的魏徵，因為與當地各種社會勢力有密切聯繫，便成了代表新皇前往宣慰的不二人選。他的新身份是諫議大夫，並且有新皇親授的“便宜從事”之權。
魏徵果然堪當大任。剛到磁州，就碰見州縣官把曾是東宮、齊王府屬官的李誌安、李思行等人五花大綁，準備解送京師請功。魏徵不避嫌疑，認為朝廷已經有了大赦的意見，如今卻又將李思行等人逮捕，怎麽能不讓人起疑呢？“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謬以千裏。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他就這樣自說自話自作主張地把人給放了。得知魏徵能如此活學活用，替自己樹立信義，新皇上當然高興萬分，對他也更加信任了。
還是那年八月，還是為了爭取人心，新皇下詔免關東賦稅一年，不久卻又不知聽了什麽人的意見變了卦，要求關東照常納貢，“明年總為準折”，也就是第二年再說的意思。新皇也許是真有難處，廣大的山東地區既是人才薈萃之地，同時也是當時中央財政的命脈所在，所以才有了這樣朝令夕改之事。剛剛還且歌且舞老幼盡歡的百姓自然是大失所望，發牢騷說怪話在所難免。正在宣慰山東的魏徵當即上書，以為不可，理由當然極其充分，陛下剛剛上台，天下的百姓可全都眼巴巴、情切切地看著您吶——
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為此計者，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
魏徵果然見識不凡，所慮者既深且遠，由他來宣慰兩地，還愁不能抓住主要矛盾，妥善地解決其他可能滋生的問題？
徹底解決並清除當初玄武門事件留下的隱患陰影，僅僅靠魏徵的宣慰當然遠遠不夠，就在那一年，青州又發生了謀反事件。這一次新皇派去處理此事的還是山東人——時任殿中侍禦史的崔仁師。崔禦史依然是採用寬慰的方法，很快就平息了動亂。從史料記載看，此後那裏再也沒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眾所周知，李唐皇室出於關隴，以往用人也是既看地域又挑門第，完全承襲了南北朝時期小國寡君的小家子氣。執政初期的李世民一改弊端，被他拔擢任用的山東人氏當然不隻魏徵與崔仁師兩位，其他如張行成、張亮、戴胄、馬周等都是山東才俊，而且包括魏、崔在內，他們都無一例外地出自普通寒門。對山東人才的量才任用，並且不計較出身與來歷，不僅表明李世民的眼光和手段，也反映出他的胸懷與氣度。
有這樣的君王與臣下，別說是安撫局部之地的山東、河北，就是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也應該不是什麽難事吧，盡管一切才剛開始。
“黃河安，天下安；黃河怨，天下怨；黃河反，天下反。”這樣的民謠反映的當然是山東之地對整個國家的決定作用，既然穩定了那裏，全國局勢的穩定也就指日可待了。
肯定的，當年的統一事業不會也不可能是一曲溫情脈脈的田園詩，金戈鐵馬鐵血交織應該而且必定是其中的主旋律。站在國家統一、反對分裂的立場上，就是在今天，這也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確。但是，拿當初的大唐王朝秦王和大隋王朝的晉王相比，我們還是不難發現，恰恰就是在這一點上，大隋晉王遠比看不上他的大唐秦王高明得多。
同樣麵對統一大業，當年的楊廣文武兼備，尤其是在坐鎮江都時期，楊廣更是將重點放在人心教化上，並為此做了許多既高明又不露聲色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以至於長達數百年的分裂之後，南方的局麵很快就穩定了不說，又很快就成了帶動全國經濟發展的中心地區。
和楊廣相比，李世民似乎更像個赳赳武夫，馬背上打來的天下也在馬背上治理。孰優孰劣，原本已經很清楚了，但就因為最終坐穩江山的是李世民，所以，明明是李世民手段太辣，才使得劉黑闥屢逼屢反，但《新唐書·太宗本紀》裏卻不露聲色將這些全算在唐高祖李淵名下，說是劉黑闥二次造反，李淵大發雷霆，下令“命太子建成取山東男子十五以上悉坑之，驅其小弱婦女以實關中。太宗切諫，以為不可，遂已”。
瞧瞧，當初史官為了美化他們心中的聖皇明君，連皇帝的老子都敢拿來說事兒，還有什麽是他們不敢說的？大唐王朝的開國之君在他們筆下都如此不堪，身為亡國之君的前朝帝王在他們筆下不就更是狗屎不如。
這沒辦法，歷史從來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按上世紀某個外國大人物的話說，享有一切特權的勝利者是不應該受到任何責怪的。
其實當時也沒有人想要責怪誰。隻是已經成了貞觀天子的李世民自己發現，由於自己的殘酷鎮壓，山東、河北之地的人們對李建成頗有好感，在李建成和李元吉被殺之後，“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如那年九月，幽州都督王君廓之叛即為一例。再加上玄武門之變後太子黨羽逃至關東，倘若他們再與地方勢力相勾結，危害將不言自明。
既是山東人，同時又是故太子手下謀士的魏徵，因為與當地各種社會勢力有密切聯繫，便成了代表新皇前往宣慰的不二人選。他的新身份是諫議大夫，並且有新皇親授的“便宜從事”之權。
魏徵果然堪當大任。剛到磁州，就碰見州縣官把曾是東宮、齊王府屬官的李誌安、李思行等人五花大綁，準備解送京師請功。魏徵不避嫌疑，認為朝廷已經有了大赦的意見，如今卻又將李思行等人逮捕，怎麽能不讓人起疑呢？“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謬以千裏。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他就這樣自說自話自作主張地把人給放了。得知魏徵能如此活學活用，替自己樹立信義，新皇上當然高興萬分，對他也更加信任了。
還是那年八月，還是為了爭取人心，新皇下詔免關東賦稅一年，不久卻又不知聽了什麽人的意見變了卦，要求關東照常納貢，“明年總為準折”，也就是第二年再說的意思。新皇也許是真有難處，廣大的山東地區既是人才薈萃之地，同時也是當時中央財政的命脈所在，所以才有了這樣朝令夕改之事。剛剛還且歌且舞老幼盡歡的百姓自然是大失所望，發牢騷說怪話在所難免。正在宣慰山東的魏徵當即上書，以為不可，理由當然極其充分，陛下剛剛上台，天下的百姓可全都眼巴巴、情切切地看著您吶——
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為此計者，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
魏徵果然見識不凡，所慮者既深且遠，由他來宣慰兩地，還愁不能抓住主要矛盾，妥善地解決其他可能滋生的問題？
徹底解決並清除當初玄武門事件留下的隱患陰影，僅僅靠魏徵的宣慰當然遠遠不夠，就在那一年，青州又發生了謀反事件。這一次新皇派去處理此事的還是山東人——時任殿中侍禦史的崔仁師。崔禦史依然是採用寬慰的方法，很快就平息了動亂。從史料記載看，此後那裏再也沒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眾所周知，李唐皇室出於關隴，以往用人也是既看地域又挑門第，完全承襲了南北朝時期小國寡君的小家子氣。執政初期的李世民一改弊端，被他拔擢任用的山東人氏當然不隻魏徵與崔仁師兩位，其他如張行成、張亮、戴胄、馬周等都是山東才俊，而且包括魏、崔在內，他們都無一例外地出自普通寒門。對山東人才的量才任用，並且不計較出身與來歷，不僅表明李世民的眼光和手段，也反映出他的胸懷與氣度。
有這樣的君王與臣下，別說是安撫局部之地的山東、河北，就是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也應該不是什麽難事吧，盡管一切才剛開始。
“黃河安，天下安；黃河怨，天下怨；黃河反，天下反。”這樣的民謠反映的當然是山東之地對整個國家的決定作用，既然穩定了那裏，全國局勢的穩定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