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行他到底為了點什麽，難道就為了那區區幾百塊錢嗎？如果真實的目的在於金錢，我們認為這筆交易很劃算，恐怕不會如此簡單。
我把以上這些資料，都提出來和鄭介民先生研討過，他認為這件事不難處理，同時提示了幾項處理的原則：
如果為的是錢，我們可以相對的滿足他，該用的，不吝惜；
假設他有什麽政治背景或國際關係的話，那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工作線索，無妨將計就計，進行一場考驗性的“情報戰”與“政治鬥爭”；
若幹可疑之點，不急於馬上求得解答，因為我們迄今並無任何損失。從現在起，應該冷靜地觀察，切不可在言語舉措中刺激他，最好能和他建立私人間的感情，這會產生穩定作用；
對他轉來的情報，今後要慎重處理，保留原件，以便集中檢討，前後比對。
這件事就遵照鄭先生的提示做了，且待以後的發展。
我和範行的關係，由此開始，在“友好”中斷斷續續地維持了二十一年之久。一直到1949年春天，我將要離開上海之前，才算打開了這個悶葫蘆。可是，並未了結，還有下文，那又是1953年在香港的事了。這些奇妙無比的情節，將分別在下文中一一道出。
可不要小看了他，他是一個頗有“來頭”的人。猜猜看，他的真實身份是什麽？
以上所述，顯得有點瑣碎，而事實上在建立工作之初，也的確是雜亂無章。
情報活動中的政治運用
民國二十二年（1933）四月初，戴雨農先生偕機要秘書毛萬裏，及譯電員一行數人，來北平視察工作。實際上，他另有高階層的活動。
戴先生抵達北平後，先是單獨住在北京飯店，其他隨員住在西城花園飯店。沒有多久，另在東城棲鳳樓那條胡同裏，租到一所兩層樓帶院子的住宅，又請了一名燒飯的大師傅，就此安頓下來，想是有較長時間的停留。
戴先生對於“北平站”的工作實況，用不著我向他作簡報，已經是了如指掌，他並沒有責難之意，而所寄望於我們的，是如何積極地推展工作，以爭取表現。
說實在的，我們幾個人限於社會關係的不夠開闊，以及社會地位的過於低微，事實上，有很多上層的路線，根本攀附不上，雖然很想往好裏做，可是又談何容易，這是強求不到的。
戴先生是多麽明達，當然能體會到這一點，他之所以在北平預作長期停留，也大有親自出馬一顯身手的意思。
此際，因華北局勢吃緊，沒落中的故都北平，頓又成為軍政重心，一時冠蓋雲集，熱鬧非常。至於軍政首要們會商的是什麽，我們這微不足道的小單位可感應不到。
當戴先生抵達北平之次日，“天津站”的負責人鄭士鬆（王天木）即奉召而來。據聞，他與戴先生原是老朋友，在“特務處”和“第二處”尚未成立之前，戴先生工作於侍從室的時候，已經是特務工作的搭檔了。其時間可回溯到民國十七年（1928）。此刻，既然有了固定的工作崗位，那更要通力合作，幹上一番了。
戴先生他們的活動範圍，相當廣泛，可以伸展到社會各階層。至於內容如何，除了有我參與的事情之外，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我們有一項不成文法的原則是：不需要知道的，不必多聞多問。可是，人終歸是人，除不去求知慾與好奇心，還是在有形無形、有意無意中免不了側耳一聽、矚目一望。
其中饒有趣味的一段故事，是戴雨農先生和“四公子”之一的吳泰勛“建交”經過：
吳泰勛，字幼權，人稱“五爺”而不名，是前黑龍江督軍吳俊升（興權）的兒子。吳俊升就是“皇姑屯陰謀炸車案”中，被日本野心軍人“謀殺”、與張作霖同時遇難的主角之一。這位“吳五爺”，沒有正經讀過幾天書，是個典型的公子哥兒，惟獨在為人處世這方麵，卻稱得上“慷慨好義”這四個大字，他雖然繼承了他們老太爺留下的偌大家財，可絕不是為富不仁的那種人。
傳說，他家裏到底有多少財產，連他自己都數不上來。由於戴先生和他交往日久，我和吳幼權也混熟了。有一天，喝了兩杯酒，乘興開玩笑似的問過他，我說：“你們家裏有那麽多的錢，你知道是怎麽來的嗎？”他懂得我話中的含意，他不以為忤地告訴我說：“我爸爸沒有刮地皮！從前，黑龍江鄉下人都把吃不完的黃豆當柴火燒，並不覺得糟蹋得可惜，後來經人指點，才曉得可以賣給外國人換大錢。我們從鄉下人手裏收購多餘黃豆，再轉手賣出去，錢就是這麽積攢下來的。”這種說法究竟有多少真實性，不敢妄斷，隻好聽之。也許這位貴公子天真，在他的心目中就以為真是這樣的。
吳幼權始終沒有參加我們的工作，在我們內部的人事記錄中，也沒有正式列入他的名字。據我所知，他對於戴先生領導下的工作，著實提供了多方麵的協助，除了人力之外，還包括資助在內。從民國二十一年（1932）四月起，一直到抗戰勝利以後，無論是在北平、天津、上海、香港各地，他都和戴先生經常保持密切的往還。
戴先生對於這位貴公子，相當禮遇，很有意提攜他創煉創煉，以期幹一番事業。所以在抗戰期間，曾計劃派遣吳幼權和我們的工作同誌李果諶、吳安之諸兄，追隨李杜將軍繞道入東北，聯組義勇軍，共圖大事。但均因故受阻而未能成行。
我把以上這些資料，都提出來和鄭介民先生研討過，他認為這件事不難處理，同時提示了幾項處理的原則：
如果為的是錢，我們可以相對的滿足他，該用的，不吝惜；
假設他有什麽政治背景或國際關係的話，那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工作線索，無妨將計就計，進行一場考驗性的“情報戰”與“政治鬥爭”；
若幹可疑之點，不急於馬上求得解答，因為我們迄今並無任何損失。從現在起，應該冷靜地觀察，切不可在言語舉措中刺激他，最好能和他建立私人間的感情，這會產生穩定作用；
對他轉來的情報，今後要慎重處理，保留原件，以便集中檢討，前後比對。
這件事就遵照鄭先生的提示做了，且待以後的發展。
我和範行的關係，由此開始，在“友好”中斷斷續續地維持了二十一年之久。一直到1949年春天，我將要離開上海之前，才算打開了這個悶葫蘆。可是，並未了結，還有下文，那又是1953年在香港的事了。這些奇妙無比的情節，將分別在下文中一一道出。
可不要小看了他，他是一個頗有“來頭”的人。猜猜看，他的真實身份是什麽？
以上所述，顯得有點瑣碎，而事實上在建立工作之初，也的確是雜亂無章。
情報活動中的政治運用
民國二十二年（1933）四月初，戴雨農先生偕機要秘書毛萬裏，及譯電員一行數人，來北平視察工作。實際上，他另有高階層的活動。
戴先生抵達北平後，先是單獨住在北京飯店，其他隨員住在西城花園飯店。沒有多久，另在東城棲鳳樓那條胡同裏，租到一所兩層樓帶院子的住宅，又請了一名燒飯的大師傅，就此安頓下來，想是有較長時間的停留。
戴先生對於“北平站”的工作實況，用不著我向他作簡報，已經是了如指掌，他並沒有責難之意，而所寄望於我們的，是如何積極地推展工作，以爭取表現。
說實在的，我們幾個人限於社會關係的不夠開闊，以及社會地位的過於低微，事實上，有很多上層的路線，根本攀附不上，雖然很想往好裏做，可是又談何容易，這是強求不到的。
戴先生是多麽明達，當然能體會到這一點，他之所以在北平預作長期停留，也大有親自出馬一顯身手的意思。
此際，因華北局勢吃緊，沒落中的故都北平，頓又成為軍政重心，一時冠蓋雲集，熱鬧非常。至於軍政首要們會商的是什麽，我們這微不足道的小單位可感應不到。
當戴先生抵達北平之次日，“天津站”的負責人鄭士鬆（王天木）即奉召而來。據聞，他與戴先生原是老朋友，在“特務處”和“第二處”尚未成立之前，戴先生工作於侍從室的時候，已經是特務工作的搭檔了。其時間可回溯到民國十七年（1928）。此刻，既然有了固定的工作崗位，那更要通力合作，幹上一番了。
戴先生他們的活動範圍，相當廣泛，可以伸展到社會各階層。至於內容如何，除了有我參與的事情之外，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我們有一項不成文法的原則是：不需要知道的，不必多聞多問。可是，人終歸是人，除不去求知慾與好奇心，還是在有形無形、有意無意中免不了側耳一聽、矚目一望。
其中饒有趣味的一段故事，是戴雨農先生和“四公子”之一的吳泰勛“建交”經過：
吳泰勛，字幼權，人稱“五爺”而不名，是前黑龍江督軍吳俊升（興權）的兒子。吳俊升就是“皇姑屯陰謀炸車案”中，被日本野心軍人“謀殺”、與張作霖同時遇難的主角之一。這位“吳五爺”，沒有正經讀過幾天書，是個典型的公子哥兒，惟獨在為人處世這方麵，卻稱得上“慷慨好義”這四個大字，他雖然繼承了他們老太爺留下的偌大家財，可絕不是為富不仁的那種人。
傳說，他家裏到底有多少財產，連他自己都數不上來。由於戴先生和他交往日久，我和吳幼權也混熟了。有一天，喝了兩杯酒，乘興開玩笑似的問過他，我說：“你們家裏有那麽多的錢，你知道是怎麽來的嗎？”他懂得我話中的含意，他不以為忤地告訴我說：“我爸爸沒有刮地皮！從前，黑龍江鄉下人都把吃不完的黃豆當柴火燒，並不覺得糟蹋得可惜，後來經人指點，才曉得可以賣給外國人換大錢。我們從鄉下人手裏收購多餘黃豆，再轉手賣出去，錢就是這麽積攢下來的。”這種說法究竟有多少真實性，不敢妄斷，隻好聽之。也許這位貴公子天真，在他的心目中就以為真是這樣的。
吳幼權始終沒有參加我們的工作，在我們內部的人事記錄中，也沒有正式列入他的名字。據我所知，他對於戴先生領導下的工作，著實提供了多方麵的協助，除了人力之外，還包括資助在內。從民國二十一年（1932）四月起，一直到抗戰勝利以後，無論是在北平、天津、上海、香港各地，他都和戴先生經常保持密切的往還。
戴先生對於這位貴公子，相當禮遇，很有意提攜他創煉創煉，以期幹一番事業。所以在抗戰期間，曾計劃派遣吳幼權和我們的工作同誌李果諶、吳安之諸兄，追隨李杜將軍繞道入東北，聯組義勇軍，共圖大事。但均因故受阻而未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