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北平站”工作地位被抑低一節，我們認為是工作部署上的需要，並沒有其他的感覺，上級怎麽決定，我們就怎麽遵行，何況對於鄭先生的開明領導，個個都服服帖帖。
鄭先生為人寬厚，待部屬如子弟，相處久了，更會領略到那份真摯的情誼。他是廣東文昌人，黃埔軍校二期，留學俄國，現代軍事學素養很高，其後，尤其熟悉國際事務。在當時也是惟一對“特務工作”理論體係有研究的人。
鄭先生對經由範行搜集來的情報資料，特別感興趣，曾召見範行多次，為該一情報來源交換意見，惟迄未獲得滿意的答案。鄭先生為這件事，單獨地指示我：“範行的情報質量雖高，但其可靠性則有參差，如果不能徹底了解來源的真相，將來在情報運用上還是有顧慮的。”
鄭光生又指出：“按照過去範行所提供的情報，很少可能會在同一來源中獲得。”
鄭先生的意思也就是說，範行遞送的情報雖然質量不差，可是如果不曉得究竟是怎麽弄來的，到底是從哪裏弄來的，因為我們有疑慮，所以不敢貿然予以實際上的運用。這是我的責任，必須遵照鄭先生的指示，對範行應再作多方麵的了解。
範行單身一個人住在北平“藝專”附近。一間小屋，一幾一床而已。這種房子是專為租給學生們用的，每月租錢大概隻有三四塊錢。有一天我專程拜訪他，是想和他多聊聊，增進一些了解，不意屋裏另外還有一個女孩子，說是孩子，其實也有二十多歲了。範行介紹是他的同學彭雅蘿，也是四川同鄉，看情景，兩個人都有點忸怩，似乎不止於同學、同鄉而已。我心想，如果這位彭雅蘿也是範行女友的話，那麽，在江家不是還有一個江汰清嗎？
這隻不過是一個疑點，並不能解答什麽問題，至於和我所要知道的是否有什麽關聯，還不一定。
又過了些天，我一個人去逛東安市場，信步走到丹桂商場的書攤上，東翻翻、西看看地也想買幾本書。說到丹桂商場，也是昔日北平的一古：丹桂商場是東安市場的一部分，靠近王府井大街這一麵，全長數百尺，就好像一條街一樣。場內有上蓋，不在乎風吹雨打，兩邊全都是書店和文具店，街道當中也長長短短擺滿了書攤，隻留下靠左靠右兩條窄窄的通路供人行走。攤子上、鋪子裏，各種性質的書刊，一應俱全，其中有專售線裝書的，也有隻賣新文藝作品的，一個攤位上兼售幾種政治立場不同的書刊，也不稀奇。如果有人要買極“左”的禁書，他也會從擺書的夾縫中，或木櫃裏掏出來應市。還有幾家更不正經，連黃色書畫也照樣賣，他們好像很長於鑒貌辨色，一眼就分得出誰是真正的買主，誰是“找茬兒”的警探。
在書攤上選不到想買的書，正在東撿西挑的當口，一抬頭，卻看到“北平站”直屬通信員範行，剛從斜對麵一家書店裏走出來，他手裏拿著一小卷東西，我看不清楚那是什麽，等他也看到我的時候，趕忙就把那捲東西塞到短大衣的口袋裏，一麵朝我走過來，又不住地回頭去張望，他嘴裏搭訕著伸出手來和我拉手，可是臉上的神色，卻泛紅泛白的，顯得很不自然。我覺得：“這個傢夥一定有鬼。”
我很想一把從他口袋裏將那捲東西掏出來看個究竟，可是這麽一來，豈不是弄僵了，第二步又將如之何？倒不如假裝沒瞧見，放他個長線再作道理。
範行也許心裏有數，從此之後，他所表現的像似比以前更積極、更適應工作需要了。照情理分析，這種現象並不正常。
“北平站”為了他的事，也曾下過不少功夫，正麵的、側麵的以及暗中的都有，所得到的結果，仍然是可以肯定的少，保留置疑的多，很難加以論斷。
我們對他所了解到的是：他通曉好幾國的文字，英文和俄文，能寫又能說。平時談吐，嘴上掛著的都是些有關文藝的詞彙，桌子上、床頭邊，擺著的也全是這一類的書籍，可就是從來都不談政治。
他說他在“藝專”學繪畫，卻從未見到他的作品，到“藝專”去打聽，不錯，有這麽一個人，注過冊，時常進入，但很少上課。
他常到北京飯店、德國飯店這些帶洋味的地方去，似乎是找人的時候多，坐下來吃東西的時候少，更沒有發現他和別人有過接觸，總覺得非常奇怪。
他所報來的情報，一口咬定說是從使館區某國“武官處”弄來的，可又不曾見到他進出“東交民巷”。
那麽所謂某國“武官處”的東西，又是如何傳遞到手的呢？是否由他自己“編造”出來，而再裝上一個假託的來源？那也不會，因為由他報來的情報，有一部分是事後得到證實了的。
我們幾次三番地要求和這個供給情報、自稱“黃潤生”的人見一次麵，範行總是說這個人不肯，又要求範行把這個人隨便帶到哪裏指給我們看看，並保證絕不和他交談，範行口頭上雖答應想辦法安排，可是總拿“沒有機會”這句話搪塞，而且一再拖延。
範行的兩個女友--江汰清和彭雅蘿都不單純，他們是在那裏真的談情說愛，還是另有作用，此刻尚不能遽下斷語，不過，和我們的工作似乎還牽連不上。
鄭先生為人寬厚，待部屬如子弟，相處久了，更會領略到那份真摯的情誼。他是廣東文昌人，黃埔軍校二期，留學俄國，現代軍事學素養很高，其後，尤其熟悉國際事務。在當時也是惟一對“特務工作”理論體係有研究的人。
鄭先生對經由範行搜集來的情報資料，特別感興趣，曾召見範行多次，為該一情報來源交換意見，惟迄未獲得滿意的答案。鄭先生為這件事，單獨地指示我：“範行的情報質量雖高，但其可靠性則有參差，如果不能徹底了解來源的真相，將來在情報運用上還是有顧慮的。”
鄭光生又指出：“按照過去範行所提供的情報，很少可能會在同一來源中獲得。”
鄭先生的意思也就是說，範行遞送的情報雖然質量不差，可是如果不曉得究竟是怎麽弄來的，到底是從哪裏弄來的，因為我們有疑慮，所以不敢貿然予以實際上的運用。這是我的責任，必須遵照鄭先生的指示，對範行應再作多方麵的了解。
範行單身一個人住在北平“藝專”附近。一間小屋，一幾一床而已。這種房子是專為租給學生們用的，每月租錢大概隻有三四塊錢。有一天我專程拜訪他，是想和他多聊聊，增進一些了解，不意屋裏另外還有一個女孩子，說是孩子，其實也有二十多歲了。範行介紹是他的同學彭雅蘿，也是四川同鄉，看情景，兩個人都有點忸怩，似乎不止於同學、同鄉而已。我心想，如果這位彭雅蘿也是範行女友的話，那麽，在江家不是還有一個江汰清嗎？
這隻不過是一個疑點，並不能解答什麽問題，至於和我所要知道的是否有什麽關聯，還不一定。
又過了些天，我一個人去逛東安市場，信步走到丹桂商場的書攤上，東翻翻、西看看地也想買幾本書。說到丹桂商場，也是昔日北平的一古：丹桂商場是東安市場的一部分，靠近王府井大街這一麵，全長數百尺，就好像一條街一樣。場內有上蓋，不在乎風吹雨打，兩邊全都是書店和文具店，街道當中也長長短短擺滿了書攤，隻留下靠左靠右兩條窄窄的通路供人行走。攤子上、鋪子裏，各種性質的書刊，一應俱全，其中有專售線裝書的，也有隻賣新文藝作品的，一個攤位上兼售幾種政治立場不同的書刊，也不稀奇。如果有人要買極“左”的禁書，他也會從擺書的夾縫中，或木櫃裏掏出來應市。還有幾家更不正經，連黃色書畫也照樣賣，他們好像很長於鑒貌辨色，一眼就分得出誰是真正的買主，誰是“找茬兒”的警探。
在書攤上選不到想買的書，正在東撿西挑的當口，一抬頭，卻看到“北平站”直屬通信員範行，剛從斜對麵一家書店裏走出來，他手裏拿著一小卷東西，我看不清楚那是什麽，等他也看到我的時候，趕忙就把那捲東西塞到短大衣的口袋裏，一麵朝我走過來，又不住地回頭去張望，他嘴裏搭訕著伸出手來和我拉手，可是臉上的神色，卻泛紅泛白的，顯得很不自然。我覺得：“這個傢夥一定有鬼。”
我很想一把從他口袋裏將那捲東西掏出來看個究竟，可是這麽一來，豈不是弄僵了，第二步又將如之何？倒不如假裝沒瞧見，放他個長線再作道理。
範行也許心裏有數，從此之後，他所表現的像似比以前更積極、更適應工作需要了。照情理分析，這種現象並不正常。
“北平站”為了他的事，也曾下過不少功夫，正麵的、側麵的以及暗中的都有，所得到的結果，仍然是可以肯定的少，保留置疑的多，很難加以論斷。
我們對他所了解到的是：他通曉好幾國的文字，英文和俄文，能寫又能說。平時談吐，嘴上掛著的都是些有關文藝的詞彙，桌子上、床頭邊，擺著的也全是這一類的書籍，可就是從來都不談政治。
他說他在“藝專”學繪畫，卻從未見到他的作品，到“藝專”去打聽，不錯，有這麽一個人，注過冊，時常進入，但很少上課。
他常到北京飯店、德國飯店這些帶洋味的地方去，似乎是找人的時候多，坐下來吃東西的時候少，更沒有發現他和別人有過接觸，總覺得非常奇怪。
他所報來的情報，一口咬定說是從使館區某國“武官處”弄來的，可又不曾見到他進出“東交民巷”。
那麽所謂某國“武官處”的東西，又是如何傳遞到手的呢？是否由他自己“編造”出來，而再裝上一個假託的來源？那也不會，因為由他報來的情報，有一部分是事後得到證實了的。
我們幾次三番地要求和這個供給情報、自稱“黃潤生”的人見一次麵，範行總是說這個人不肯，又要求範行把這個人隨便帶到哪裏指給我們看看，並保證絕不和他交談，範行口頭上雖答應想辦法安排，可是總拿“沒有機會”這句話搪塞，而且一再拖延。
範行的兩個女友--江汰清和彭雅蘿都不單純，他們是在那裏真的談情說愛，還是另有作用，此刻尚不能遽下斷語，不過，和我們的工作似乎還牽連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