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行，字紀曼，四川人，他自稱是中央軍校六期，此刻，又在北平讀“藝專”、學繪畫。這位仁兄，可真稱得上是傳奇性的人物了。
我們的相遇也非常偶然，有一天，我去看一個同連入伍的同學江田（立生），他剛從家鄉冀東玉田縣到北平來，暫時住在他叔伯大姐江韻清的家裏。江韻清的父親名江灝，是和李大釗、陳獨秀等齊名的老牌共產黨員，早年死在海參崴。江韻清還有兩個妹妹，二妹宜清，三妹汰清，都有點思想“左”傾。範行就是三妹江汰清的男朋友。
江家房子不大，我們都擠在一塊聊天。範行不僅能言善道，而且說來無不是頭頭是道，我們都被他的聲容吸引住了。我想，這倒是一把好手，無論如何也要把他拉進來。此念一生，來往了幾次，就這樣成了我們的情報員。
一開頭不怎麽樣，往後，越來越有進境，他所提供的情報也越來越重要，類如：日本在華的軍事部署以及日本軍方的政治陰謀，國際間對日本侵略中國的交換了解等高級情報。來源據範所報，是某國駐華大使館武官處的一名譯員，可是我們始終沒有見過這個人。當時我個人還不具備分析此類情報的能力，所以都是來件照轉，而上級的反應，也認為是“頗具參考價值”。
這是我們搜集重要情報的開端，也可以說是情報活動中的一次奇遇，不過，事態的發展並不如此單純，其中還有許多不能突破的疑點。
此外，上級交聯（隻負責聯繫，無權指揮）的還有廖化平、鬱某（名字遺忘）二人。
廖化平先生在軍校時，當過我們的政治教官，還記得他教的是“社會進化史”，怎麽也想不到我們竟會在這種情況下又遇見了。廖先生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資格很老。民國十六年（1927）清黨，廖化平自廣州逃亡，潛至北平活動，被北平憲兵司令部所逮捕。因悔悟前非，願為我工作，所以才交給戴先生派駐北平的單位聯絡。廖先生後來擔任過“保密局”督察室主任等職，1952年在台灣去世。
鬱某的來歷和廖化平先生差不多，資歷也相當深。到了二十四年（1935）至二十五年（1936）間，這個姓鬱的在“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任職時，因竊取機密文件被發覺，再度被捕而處決了。
二十二年（1933）三月，上級令我們編預算，其中有生活費、活動費、事務費以及特別費等項目。核準的數目，大約是三千餘元。我個人的“生活活動費”合共三百餘元，沒有分開計算，另有“特別費”一百元，加起來有四百餘元，實在不少了。我還能清楚地記得，那個時候的上等洋白麵，每袋隻賣兩塊八毛，如以在台灣的行情折算，二十二年（1933）的四百多元，約等於1981年的五萬餘元，就是有出入，相差也不會太遠。
“北平站”這個名義，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命定的。不過，既沒有委，也沒有派，更不見明令通告，但卻當真。
“北平站”的工作任務，並無具體規定，在當時，除了搜集情報之外，也做不出什麽別的來。
時局的不安，政情的變動，對我們也會發生影響。二十二年（1933）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頂尖人物張學良通電下野。十二日，何應欽將軍出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華北局勢受日本逼迫，更趨緊張。
鄭介民先生也在這個時候，奉派抵達北平。
鄭先生此來，負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在特務工作這方麵，他是我們“北平站”的頂頭上司，因為他是軍委會“調查統計局”派駐華北地區的“特派員”，管轄的區域包括察綏東北在內，同時也是“力行社”所屬“特務處”的助理，地位僅次於戴雨農先生。
除此雙重身份之外，鄭先生在參謀本部第三廳還另有職務，那才是穿武裝製服，佩戴軍階的正式軍職。
據了解，在秘密組織“三民主義力行社”方麵，鄭先生也是駐在華北的最高負責人。用的是什麽名義，我可說不上來，不過我和“力行社北平分社”書記賈毅同學有私人來往，鄭先生的地位必然駕乎分社書記之上，就此推斷，也可能是“特派員”或“華北分社”書記。在鄭介民先生主持之下，有兩位助理書記，一位是王任遠，一位是齊慶斌。齊慶斌在這部書中將多次出現，最後，他也成為我們的“無名英雄”。
我雖是“力行社”領導下二級組織“革命軍人同誌會”的會員，可是一直都沒有參加過組織活動。我並不知道“革命軍人同誌會”已經撤銷改組而併入“革命青年同誌會”，我也沒有接到把“軍會”的會籍轉移到“青會”的通知。
鄭介民先生分在兩個地方辦公，一處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這就是軍統局第二處“特派員辦事處”，與我們的工作有直接關係，協助鄭先生處理日常事務的，還有一位邢山（森洲）同誌。另一處是“力行社”組織上的，我也去過。
自從鄭先生來了之後，“北平站”與南京局本部之間的聯絡，顯著地減少了，除了人事經費之外，有關工作指導以及情報處理等事項，都直接聽命於鄭先生，也就是說，在工作係統上，“北平站”的上麵又多加了一個層次。
我們的相遇也非常偶然，有一天，我去看一個同連入伍的同學江田（立生），他剛從家鄉冀東玉田縣到北平來，暫時住在他叔伯大姐江韻清的家裏。江韻清的父親名江灝，是和李大釗、陳獨秀等齊名的老牌共產黨員，早年死在海參崴。江韻清還有兩個妹妹，二妹宜清，三妹汰清，都有點思想“左”傾。範行就是三妹江汰清的男朋友。
江家房子不大，我們都擠在一塊聊天。範行不僅能言善道，而且說來無不是頭頭是道，我們都被他的聲容吸引住了。我想，這倒是一把好手，無論如何也要把他拉進來。此念一生，來往了幾次，就這樣成了我們的情報員。
一開頭不怎麽樣，往後，越來越有進境，他所提供的情報也越來越重要，類如：日本在華的軍事部署以及日本軍方的政治陰謀，國際間對日本侵略中國的交換了解等高級情報。來源據範所報，是某國駐華大使館武官處的一名譯員，可是我們始終沒有見過這個人。當時我個人還不具備分析此類情報的能力，所以都是來件照轉，而上級的反應，也認為是“頗具參考價值”。
這是我們搜集重要情報的開端，也可以說是情報活動中的一次奇遇，不過，事態的發展並不如此單純，其中還有許多不能突破的疑點。
此外，上級交聯（隻負責聯繫，無權指揮）的還有廖化平、鬱某（名字遺忘）二人。
廖化平先生在軍校時，當過我們的政治教官，還記得他教的是“社會進化史”，怎麽也想不到我們竟會在這種情況下又遇見了。廖先生是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資格很老。民國十六年（1927）清黨，廖化平自廣州逃亡，潛至北平活動，被北平憲兵司令部所逮捕。因悔悟前非，願為我工作，所以才交給戴先生派駐北平的單位聯絡。廖先生後來擔任過“保密局”督察室主任等職，1952年在台灣去世。
鬱某的來歷和廖化平先生差不多，資歷也相當深。到了二十四年（1935）至二十五年（1936）間，這個姓鬱的在“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任職時，因竊取機密文件被發覺，再度被捕而處決了。
二十二年（1933）三月，上級令我們編預算，其中有生活費、活動費、事務費以及特別費等項目。核準的數目，大約是三千餘元。我個人的“生活活動費”合共三百餘元，沒有分開計算，另有“特別費”一百元，加起來有四百餘元，實在不少了。我還能清楚地記得，那個時候的上等洋白麵，每袋隻賣兩塊八毛，如以在台灣的行情折算，二十二年（1933）的四百多元，約等於1981年的五萬餘元，就是有出入，相差也不會太遠。
“北平站”這個名義，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命定的。不過，既沒有委，也沒有派，更不見明令通告，但卻當真。
“北平站”的工作任務，並無具體規定，在當時，除了搜集情報之外，也做不出什麽別的來。
時局的不安，政情的變動，對我們也會發生影響。二十二年（1933）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頂尖人物張學良通電下野。十二日，何應欽將軍出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華北局勢受日本逼迫，更趨緊張。
鄭介民先生也在這個時候，奉派抵達北平。
鄭先生此來，負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在特務工作這方麵，他是我們“北平站”的頂頭上司，因為他是軍委會“調查統計局”派駐華北地區的“特派員”，管轄的區域包括察綏東北在內，同時也是“力行社”所屬“特務處”的助理，地位僅次於戴雨農先生。
除此雙重身份之外，鄭先生在參謀本部第三廳還另有職務，那才是穿武裝製服，佩戴軍階的正式軍職。
據了解，在秘密組織“三民主義力行社”方麵，鄭先生也是駐在華北的最高負責人。用的是什麽名義，我可說不上來，不過我和“力行社北平分社”書記賈毅同學有私人來往，鄭先生的地位必然駕乎分社書記之上，就此推斷，也可能是“特派員”或“華北分社”書記。在鄭介民先生主持之下，有兩位助理書記，一位是王任遠，一位是齊慶斌。齊慶斌在這部書中將多次出現，最後，他也成為我們的“無名英雄”。
我雖是“力行社”領導下二級組織“革命軍人同誌會”的會員，可是一直都沒有參加過組織活動。我並不知道“革命軍人同誌會”已經撤銷改組而併入“革命青年同誌會”，我也沒有接到把“軍會”的會籍轉移到“青會”的通知。
鄭介民先生分在兩個地方辦公，一處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這就是軍統局第二處“特派員辦事處”，與我們的工作有直接關係，協助鄭先生處理日常事務的，還有一位邢山（森洲）同誌。另一處是“力行社”組織上的，我也去過。
自從鄭先生來了之後，“北平站”與南京局本部之間的聯絡，顯著地減少了，除了人事經費之外，有關工作指導以及情報處理等事項，都直接聽命於鄭先生，也就是說，在工作係統上，“北平站”的上麵又多加了一個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