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士鬆先生，真姓王，原名仁鏘，加入工作後，改名王天木。他的所學經歷，有保定軍官、日本士官，在西北軍裏當過參議，也在河南一帶收編過土匪，一度自領為司令等等。論才識，真有一肚子學問，就是寫幾筆字，也足以上匾，實在了不起。
他是戴雨農先生的老朋友，他們有很深的交情，後來又幾乎成為兒女親家。在戴先生尚未出任“特務處”之前，早已合作多時。他派到天津建立工作，比我們去北平早半年。此際，天津的工作已經是頗具規模了。
我在天津停下來請他協助的，是到了北平之後，如何發電報這件事。那個時候，戴先生領導下的工作，無論是“特務處”或“第二處”，都沒有專用的電訊設備，外勤單位和南京通電報，必須借重中央黨部調查科代發。天津如此，北平也是一樣。因為天津方麵和他們有聯絡，所以請鄭士鬆先生搭個橋。
在通常情況下，外勤單位原不許發生橫的關係，這一次，反而是上級要我們平津兩單位密切聯繫的。這也是我要辦的第二件事。
我表明來意後，這兩件事很容易得到結論而順利解決。鄭士鬆先生很誠懇地請我到外麵去吃飯，我不好推辭，終於去了。因為去的地方太堂皇，一頓飯吃下來，根本嚐不出什麽滋味，隻擔心千萬不要出洋相就好了。飯後，鄭士鬆先生用他的自用汽車送我回客棧。這是我們首次接觸，我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頗有好感。
北平，是我的出生地，在我的心目中，隻要是屬於北平的，什麽都好，無一不好，好得甚至於近乎溺愛。
我和楊英、戚南譜二同誌聚齊後，就照我們一路上商量定的，立即邁開我們的第一步--找個落腳的、安身的、辦事的，也是創業的好地方。
不出一兩天，尋遍四城也難得碰上的房子，居然被我們找到了，最理想的莫過於能適合我們的條件：租金非常便宜，隻要先付後住，連押金都不要；這所房子，位於四通八達的大街上，出入非常方便；可用的屋子雖隻有兩間半，好在獨門獨院，關上大門，誰也看不見我們在裏麵搞什麽鬼。
出乎意外的，房東裝好了電話，不打算遷走，隻需把電話押金還給他，就可以供我們使用了。
天下當然沒有十全十美的事，這所房子沒有浴室，而且茅坑也嫌太髒。
楊英和我都不講迷信，管他什麽黃道黑道，先搬進去再說。戚南譜願意擔任外勤，他另在外麵自行安頓。
我們都沒有掩護職業，自作聰明地在大門口掛了一個“軍事雜誌社北平分社”的木頭牌子，滿以為可以充一充作個幌子，萬一有人查問起來，也能應對得出，殊不料到後來竟惹上了大麻煩。
派出所的警察也來查過戶口，你怎麽說，他就在戶口簿上怎麽填，很容易對付。如果他走進屋子裏看看的話，恐怕不露馬腳也會引起猜疑。提到北平的警察派出所，很有意思，也實在值得多說幾句。
多少年來，北平本地人都把警察派出所叫作“閣子”，為什麽叫“閣子”，沒有請教過高明，不敢胡說。不過，我看見過的“閣子”，多半都是在空地上用木板搭成的小屋，外麵塗上豬肝色的油漆，裏麵擺上兩張小桌子，戶口簿拴上繩子一排一排地掛在牆上，警察先生們凳子上一坐，不分嚴冬酷暑，就這樣辦起公來。
要講為民服務，北平的派出所稱得上全國第一，找名問姓去“閣子”，打架鬥毆上“閣子”，出生死亡報“閣子”，婆媳不和、妯娌們拌嘴也麻煩“閣子”，隻要你自己解決不了的，無一不可找“閣子”。就是他管不著，也會和顏悅色、不厭其煩地回答你，絕不會頤指氣使拒人於千裏之外。
正因為北平的警察接近居民，所以對管區內家家戶戶的情況，都能夠了解個八九。如果一定找個弱點，那就是缺乏政治意識。
我們有了固定的工作地址之後，除報告上級備查外，同時也知會了天津的鄭士鬆，以便取得相互間的聯繫。
我們開始學習著使用由南京帶來的密電本，並發出第一通電報。楊英權充譯電員，我自己兼任“交通”，把這份電稿送到東城蘇州胡同，交給了“張旆”張先生。“張旆”想是代名，也就是中央黨部調查科在北平的電台。拜託他們代發電報的時間，非常短暫，到了二十二年（1933）初，上級就派遣電訊專才程俊同誌來到北平，建立了我們自己專用的電台。
在我們積極展開工作的初期，人手不足，經費短缺，再加上毫無工作經驗，用“乏善可陳”四個字形容，非常恰當。
到了二十二年（1933）二月間，稍微加強了一點工作陣容，這才逐漸地向前推進了一小步。
人事方麵，加入內動工作的，有戚南譜介紹的軍校七期同學白世維，和局本部老同誌王兆槐推薦的王雲孫。他們兩位參加工作都沒有履行什麽儀式或手續，因為都是自己同誌介紹來的，一開始就當作基本同誌看待。
就地吸收的情報關係（我們對內稱為“運用人員”）有侯子川、張伯武、範行三人。
張伯武是天津鄭士鬆（即王天木。編者注）先生推介的，侯子川又是張伯武所援引的。他們二人原來都是青年黨，可是當時我並不知道。侯子川慢慢地坦白了，張伯武卻始終不肯承認。張、侯所供給的都是地方性的情報，運用價值有限，間或也有些關於東北軍的動態數據，亦無足取。
他是戴雨農先生的老朋友，他們有很深的交情，後來又幾乎成為兒女親家。在戴先生尚未出任“特務處”之前，早已合作多時。他派到天津建立工作，比我們去北平早半年。此際，天津的工作已經是頗具規模了。
我在天津停下來請他協助的，是到了北平之後，如何發電報這件事。那個時候，戴先生領導下的工作，無論是“特務處”或“第二處”，都沒有專用的電訊設備，外勤單位和南京通電報，必須借重中央黨部調查科代發。天津如此，北平也是一樣。因為天津方麵和他們有聯絡，所以請鄭士鬆先生搭個橋。
在通常情況下，外勤單位原不許發生橫的關係，這一次，反而是上級要我們平津兩單位密切聯繫的。這也是我要辦的第二件事。
我表明來意後，這兩件事很容易得到結論而順利解決。鄭士鬆先生很誠懇地請我到外麵去吃飯，我不好推辭，終於去了。因為去的地方太堂皇，一頓飯吃下來，根本嚐不出什麽滋味，隻擔心千萬不要出洋相就好了。飯後，鄭士鬆先生用他的自用汽車送我回客棧。這是我們首次接觸，我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頗有好感。
北平，是我的出生地，在我的心目中，隻要是屬於北平的，什麽都好，無一不好，好得甚至於近乎溺愛。
我和楊英、戚南譜二同誌聚齊後，就照我們一路上商量定的，立即邁開我們的第一步--找個落腳的、安身的、辦事的，也是創業的好地方。
不出一兩天，尋遍四城也難得碰上的房子，居然被我們找到了，最理想的莫過於能適合我們的條件：租金非常便宜，隻要先付後住，連押金都不要；這所房子，位於四通八達的大街上，出入非常方便；可用的屋子雖隻有兩間半，好在獨門獨院，關上大門，誰也看不見我們在裏麵搞什麽鬼。
出乎意外的，房東裝好了電話，不打算遷走，隻需把電話押金還給他，就可以供我們使用了。
天下當然沒有十全十美的事，這所房子沒有浴室，而且茅坑也嫌太髒。
楊英和我都不講迷信，管他什麽黃道黑道，先搬進去再說。戚南譜願意擔任外勤，他另在外麵自行安頓。
我們都沒有掩護職業，自作聰明地在大門口掛了一個“軍事雜誌社北平分社”的木頭牌子，滿以為可以充一充作個幌子，萬一有人查問起來，也能應對得出，殊不料到後來竟惹上了大麻煩。
派出所的警察也來查過戶口，你怎麽說，他就在戶口簿上怎麽填，很容易對付。如果他走進屋子裏看看的話，恐怕不露馬腳也會引起猜疑。提到北平的警察派出所，很有意思，也實在值得多說幾句。
多少年來，北平本地人都把警察派出所叫作“閣子”，為什麽叫“閣子”，沒有請教過高明，不敢胡說。不過，我看見過的“閣子”，多半都是在空地上用木板搭成的小屋，外麵塗上豬肝色的油漆，裏麵擺上兩張小桌子，戶口簿拴上繩子一排一排地掛在牆上，警察先生們凳子上一坐，不分嚴冬酷暑，就這樣辦起公來。
要講為民服務，北平的派出所稱得上全國第一，找名問姓去“閣子”，打架鬥毆上“閣子”，出生死亡報“閣子”，婆媳不和、妯娌們拌嘴也麻煩“閣子”，隻要你自己解決不了的，無一不可找“閣子”。就是他管不著，也會和顏悅色、不厭其煩地回答你，絕不會頤指氣使拒人於千裏之外。
正因為北平的警察接近居民，所以對管區內家家戶戶的情況，都能夠了解個八九。如果一定找個弱點，那就是缺乏政治意識。
我們有了固定的工作地址之後，除報告上級備查外，同時也知會了天津的鄭士鬆，以便取得相互間的聯繫。
我們開始學習著使用由南京帶來的密電本，並發出第一通電報。楊英權充譯電員，我自己兼任“交通”，把這份電稿送到東城蘇州胡同，交給了“張旆”張先生。“張旆”想是代名，也就是中央黨部調查科在北平的電台。拜託他們代發電報的時間，非常短暫，到了二十二年（1933）初，上級就派遣電訊專才程俊同誌來到北平，建立了我們自己專用的電台。
在我們積極展開工作的初期，人手不足，經費短缺，再加上毫無工作經驗，用“乏善可陳”四個字形容，非常恰當。
到了二十二年（1933）二月間，稍微加強了一點工作陣容，這才逐漸地向前推進了一小步。
人事方麵，加入內動工作的，有戚南譜介紹的軍校七期同學白世維，和局本部老同誌王兆槐推薦的王雲孫。他們兩位參加工作都沒有履行什麽儀式或手續，因為都是自己同誌介紹來的，一開始就當作基本同誌看待。
就地吸收的情報關係（我們對內稱為“運用人員”）有侯子川、張伯武、範行三人。
張伯武是天津鄭士鬆（即王天木。編者注）先生推介的，侯子川又是張伯武所援引的。他們二人原來都是青年黨，可是當時我並不知道。侯子川慢慢地坦白了，張伯武卻始終不肯承認。張、侯所供給的都是地方性的情報，運用價值有限，間或也有些關於東北軍的動態數據，亦無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