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二十七年（1938），改製後的“調查統計局”，已正式納入編製，仍隸屬於軍事委員會。由賀耀組出任局長，戴笠以副局長負實際責任。為什麽要賀耀組掛個虛名，其中必有道理，我們不知道而已，如果用猜，那可能是戴雨農的資歷不夠。
至於“特務處”這個名稱，可能是在二十七年（1938），於“力行社”暨“復興社”蛻化改組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同時取消的，也許在時間上更早一些。也就是說，到了二十七年（1938），由戴先生所主持的特務工作，已經不是一體兩麵的那種局麵。可是基於需要，在“軍統局”之外，又陸續成立了許多新的機構，也全都由戴先生負責。
惟恐越扯越長，離題越遠，關於“軍統局”與“力行社”相互間的關係這一點，也就寫到此處為止。
接續前情，再說與洪公祠特務警員訓練班有關的事。
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開訓時共有學員三十名。中途，有一曾姓同學因故輟學，其後，又有兩位因病退學，到了結業分發時，隻有二十七人。
二十七位同學都分發到哪裏去了，始終不完全了解。而且，我們這種工作，也不便多問。不過，彼此交情深厚，私下互通消息的也不是沒有。例如我和杭州的廖宗澤就時常作友誼上的通信。我知道的，除了和我同時到北平的楊英、戚南譜之外，後來又加派翁一揆、莊駿烈、王一士、唐煥文四同學，加入“北平站”工作。
兩年後，也就是二十三年（1934），在南京、廬山兩地開會和被召見外，曾遇見過在南京的劉乙光、在杭州的廖宗澤、在四川的田動雲、在鄭州的鄭興周諸同學。至於他們在當地做什麽工作，都不甚了了。
幾經動亂與變遷，1949年以後來台者，共有八人，其餘留在大陸的，籠統地說都已不在人世了。有消息的，戚南譜在安徽全椒縣他的故鄉，早在與共產黨軍隊的戰鬥中死去；翁一揆是在老河口與共產黨軍隊作戰中陣亡的，可是時間都不詳。其他的人，現在情報局可能有記錄，知道一些，沒有去打聽，但願還有好好活著的。
前幾年，翁光輝同學，因中風受盡折磨已在台去世了。
迄至1981年5月底，活在台灣的尚有七人：
喻耀離，江西人，軍校五期，國大代表，健康情況不佳，曾患肺氣腫動過手術。
陳致敬，河南人，軍校五期。曾任台北市議員，患關節炎。
劉乙光，湖南人，軍校四期。幾十年都在陪伴著張學良，由少校步步晉升到少將。現已退役，年近八十，走動也不方便了。
邱堯勛，福建人，軍校六期。至今身體健朗，年過七十猶如五十許人，不過，仍在為生計忙。
楊英，湖南人，軍校六期。曾任步兵學校教育長，早已退役，如今臨帖蒔花，含飴弄孫，最享福的人。
莊駿烈，福建人，軍校五期。已中風臥床多年，仍在與生命掙紮中。
陳恭澍，河北人，軍校五期。一生荒唐，不才就是我。天照應，該死不死留下這條命。
以上七個人，每個人的境遇都不相同，如果能夠寫出來，都是一部富於傳奇性的好故事。
“國際大間諜”範行
通常，大家同班受訓一場，到了畢業分發之際，總該留個通信處，或是集體照張相片留作紀念，我們不來這一套，誰也不告訴誰今將何往，連“後會有期”這句話都不說。莫非這就是分道揚鑣、各奔前程嗎？管理人員曉諭大家：“這就是我們的工作特性。”
上級決定派楊英、戚南譜和我三人前往北平建立工作。為了置辦服裝，又多耽擱了幾天。這時天氣已涼，原想穿得能以配合身份，可是服裝費實在少得可憐，顧了頭，顧不了腳，真所謂捉襟見肘，反而弄成一副不倫不類的樣子。
旅費也隻能搭三等客車，普通客貨車一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吃不好，睡不穩，弄得個個蓬頭垢麵，狼狽不堪。
到天津後，楊英和戚南譜轉車徑赴北平去了，我要停下來聯絡一個人，接洽兩件事。
我以前在天津住過一家開設在河北大街的利源棧，別的地方又不熟，這一次仍舊找到這一家。如果到租界裏住大旅館，就是錢夠用，恐怕還不敢進去呢。
我要聯絡的是天津地區的負責人，上級告訴我，他的名字是鄭士鬆，想必是個化名。地址在英租界僻靜的住宅區，離著河北大街有好遠的一段路，換了兩三次車才找到。
是他本人親自出來應門，不待我開口，似乎已經知道我是誰了。我自報姓名，他也不多問，就很親切地讓我到裏麵坐。我們就這樣很自然地聯絡上了，實際上並沒有打暗語、比手勢那一套。
客廳裏布置得相當華麗，連那些裝飾用的小擺設，也都是經過一番精選巧思的，不過，看上去多少帶點東洋味。
這位鄭士鬆先生，一表人才，體裁適中，五官端正，混身上下一點特徵都找不出來。一雙大眼，很有神采，隻是目光不定，可能頗是胸有成府的人。他穿的是最時新的窄褲腿的西裝，方頭皮鞋，呢子鞋罩，高領白襯衫，絲質花領帶，好講究的紳士派。我們倆一比，我這身打扮，雖不至於自慚形穢，但也透著寒酸。
我們一交談，不待三言兩語，就露出我是多麽幼稚了。他比我年長十六歲，我不過才初出茅廬，他卻已飽經世故的了。
至於“特務處”這個名稱，可能是在二十七年（1938），於“力行社”暨“復興社”蛻化改組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同時取消的，也許在時間上更早一些。也就是說，到了二十七年（1938），由戴先生所主持的特務工作，已經不是一體兩麵的那種局麵。可是基於需要，在“軍統局”之外，又陸續成立了許多新的機構，也全都由戴先生負責。
惟恐越扯越長，離題越遠，關於“軍統局”與“力行社”相互間的關係這一點，也就寫到此處為止。
接續前情，再說與洪公祠特務警員訓練班有關的事。
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開訓時共有學員三十名。中途，有一曾姓同學因故輟學，其後，又有兩位因病退學，到了結業分發時，隻有二十七人。
二十七位同學都分發到哪裏去了，始終不完全了解。而且，我們這種工作，也不便多問。不過，彼此交情深厚，私下互通消息的也不是沒有。例如我和杭州的廖宗澤就時常作友誼上的通信。我知道的，除了和我同時到北平的楊英、戚南譜之外，後來又加派翁一揆、莊駿烈、王一士、唐煥文四同學，加入“北平站”工作。
兩年後，也就是二十三年（1934），在南京、廬山兩地開會和被召見外，曾遇見過在南京的劉乙光、在杭州的廖宗澤、在四川的田動雲、在鄭州的鄭興周諸同學。至於他們在當地做什麽工作，都不甚了了。
幾經動亂與變遷，1949年以後來台者，共有八人，其餘留在大陸的，籠統地說都已不在人世了。有消息的，戚南譜在安徽全椒縣他的故鄉，早在與共產黨軍隊的戰鬥中死去；翁一揆是在老河口與共產黨軍隊作戰中陣亡的，可是時間都不詳。其他的人，現在情報局可能有記錄，知道一些，沒有去打聽，但願還有好好活著的。
前幾年，翁光輝同學，因中風受盡折磨已在台去世了。
迄至1981年5月底，活在台灣的尚有七人：
喻耀離，江西人，軍校五期，國大代表，健康情況不佳，曾患肺氣腫動過手術。
陳致敬，河南人，軍校五期。曾任台北市議員，患關節炎。
劉乙光，湖南人，軍校四期。幾十年都在陪伴著張學良，由少校步步晉升到少將。現已退役，年近八十，走動也不方便了。
邱堯勛，福建人，軍校六期。至今身體健朗，年過七十猶如五十許人，不過，仍在為生計忙。
楊英，湖南人，軍校六期。曾任步兵學校教育長，早已退役，如今臨帖蒔花，含飴弄孫，最享福的人。
莊駿烈，福建人，軍校五期。已中風臥床多年，仍在與生命掙紮中。
陳恭澍，河北人，軍校五期。一生荒唐，不才就是我。天照應，該死不死留下這條命。
以上七個人，每個人的境遇都不相同，如果能夠寫出來，都是一部富於傳奇性的好故事。
“國際大間諜”範行
通常，大家同班受訓一場，到了畢業分發之際，總該留個通信處，或是集體照張相片留作紀念，我們不來這一套，誰也不告訴誰今將何往，連“後會有期”這句話都不說。莫非這就是分道揚鑣、各奔前程嗎？管理人員曉諭大家：“這就是我們的工作特性。”
上級決定派楊英、戚南譜和我三人前往北平建立工作。為了置辦服裝，又多耽擱了幾天。這時天氣已涼，原想穿得能以配合身份，可是服裝費實在少得可憐，顧了頭，顧不了腳，真所謂捉襟見肘，反而弄成一副不倫不類的樣子。
旅費也隻能搭三等客車，普通客貨車一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吃不好，睡不穩，弄得個個蓬頭垢麵，狼狽不堪。
到天津後，楊英和戚南譜轉車徑赴北平去了，我要停下來聯絡一個人，接洽兩件事。
我以前在天津住過一家開設在河北大街的利源棧，別的地方又不熟，這一次仍舊找到這一家。如果到租界裏住大旅館，就是錢夠用，恐怕還不敢進去呢。
我要聯絡的是天津地區的負責人，上級告訴我，他的名字是鄭士鬆，想必是個化名。地址在英租界僻靜的住宅區，離著河北大街有好遠的一段路，換了兩三次車才找到。
是他本人親自出來應門，不待我開口，似乎已經知道我是誰了。我自報姓名，他也不多問，就很親切地讓我到裏麵坐。我們就這樣很自然地聯絡上了，實際上並沒有打暗語、比手勢那一套。
客廳裏布置得相當華麗，連那些裝飾用的小擺設，也都是經過一番精選巧思的，不過，看上去多少帶點東洋味。
這位鄭士鬆先生，一表人才，體裁適中，五官端正，混身上下一點特徵都找不出來。一雙大眼，很有神采，隻是目光不定，可能頗是胸有成府的人。他穿的是最時新的窄褲腿的西裝，方頭皮鞋，呢子鞋罩，高領白襯衫，絲質花領帶，好講究的紳士派。我們倆一比，我這身打扮，雖不至於自慚形穢，但也透著寒酸。
我們一交談，不待三言兩語，就露出我是多麽幼稚了。他比我年長十六歲，我不過才初出茅廬，他卻已飽經世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