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三十五年（1946）戴先生撞機殉職，軍統方麵即不再與吳幼權保持密切聯繫。雖然鄭介民先生、毛人鳳先生都和吳幼權偶有接觸，可是已不像戴先生在世時的那種親密景況了。
在吳幼權個人來說，更不幸的事又發生了，三十七年（1948），吳幼權的太太朱九小姐（名媛，朱五小姐的九妹，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朱啟鈴之女），於搭機飛赴香港途中，又以撞山失事殞命。她所攜帶的許多貴重珠寶都燒焦了，若幹存摺單據、有價證券也焚毀了，這真是一個致命的打擊。關於錢財的事，一向都由朱九小姐掌管，吳幼權本人則不甚了了，一旦出了意外，再謀補救可就難了。據吳幼權說，事後追查回來的存款，為數也非常有限。從此家道中落，乃至一蹶不振。
吳幼權潦倒香港多時，至1957年，罹肝癌去世，享年僅四十多歲。臨危之際，受盡折磨，窮得連每月一百塊港幣的互助會錢，都付不出。言念及此，一大辛酸。堪以告慰於地下的，是他的兩個兒子都已長大成人，各有成就了。
秉正而言，吳幼權對“軍統局”的確是有過不少幫助，隻可惜沒有記在“軍統局”的帳上罷了。現在，由我作證，向他致敬。
當然，戴先生在北平的活動，並不一定全是通過吳幼權的關係才建立起來的，不過，循著吳幼權這條路線，也的確接觸到許多位東北籍的耆彥才俊。我知道的，其中有黎天才、關吉玉、王卓然等。另外還有現職或退職的少壯軍官如王以哲、苑崇穀、馮庸等。
這些人到後來有的發生了工作上的聯繫，有的隻不過僅止於初步晤談或建立了某種程度的默契而已。記得戴先生指定由我聯絡的，有黎天才和關吉玉二人。這裏所謂的“聯絡”，是替他們轉遞信件，約定一個會見的時間，至於他們具體進行的是些什麽事，我並不知情。
經過一段時期，我才漸漸體會到，戴先生的作為，並不限於情報活動，尚且含有較高形式的政治運用。在那一時期，類如安撫東北軍在職將領，籠絡東北籍卓越之士等，皆可歸屬於政治運用的範圍之內。這如果沒有相當的社會地位，不具備有力的政治背景，自然無法做到好處。
寫到這裏，又引出以後的一樁掌故。也可以說是前麵政治運用的後果。接著就便在此一提。
二十三年（1934），張學良先生自歐洲考察回國，任職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駐節漢口時，也許是在歐洲受了某種政治風氣的感染，思想上好像起了點變化，所以他建議兼總司令蔣委員長，將其前此在東北、北平原已存在的秘密政治組織--“護東學會”予以解散，並請蔣總司令指派幹部與其解散後原係“護東學會”的幹部，再另行合併共組一個新的政治團體。
張學良先生的意思，是要組成一個傾向於“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組織，蔣委員長隻應允指派幹部組成一個維護中國傳統--明禮、尚義、崇廉、知恥的團體，並定名為“四維學會”。這樣，顯然的就把原來的“法西斯”意味以及可見的獨裁傾向矯正過來了。
被指定參加“四維學會”的，在中央方麵，全部都是“三民主義力行社”的幹部，其中有劉健群、鄧文儀、戴笠、鄭介民、幹國勛、丁炳權、趙龍文、邱開基、韓文煥等。除劉健群一人外，全是軍校同學。在東北方麵，軍政幹部皆有，其中有王卓然、黎天才、關吉玉、閻寶航、高崇民、王一哲、何柱國、劉多荃等。至於是否已將“力行社”的組織對“四維學會”公開了，則不得而知，據判斷，很可能是保守秘密的。
戴先生在“四維學會”中的地位，相當重要，也可以說“四維學會”之組成，是他政治運用上的一項成果。
“四維學會”會址，設於漢口，戴先生另有許多任務，無法兼顧，所以又指定特務處的漢口負責人邱開基經常參與其事。
前文提到過的黎天才、關吉玉等，原與戴雨農先生有舊，而且在情報工作上又有過交往，所以戴先生與黎天才、關吉玉的關係也相當微妙。我的意思是說，他們也許更傾向於戴雨農。
因為“四維學會”是個“合成性”的政治組織，無論是在信仰上及思想上，都缺乏“一心一德”的精神，所以在組成後的不久就停止活動了。或者說，因“四維學會”中原屬於張學良幹部中的少數分子，太不老實，且有慫恿張學良這樣那樣的企圖，故而被解散了。不知是耶非耶。至於“四維學會”的解體和而後的“西安事變”是否有所關聯，那就很難說了，此處亦不擬妄加推斷。
再說戴先生留（北）平期間，接觸麵很廣闊，前後也羅致了不少優秀人才，這些人不一定都參加了本位的情報工作，在他的高瞻遠矚中，是以儲才備用者居多。此後的十多年，戴先生領導的工作，得能超越特工範圍作多方麵的發展，當然與他知人善用這一特長大有關係。
他比較空閑的時候，也不休息，很喜歡約集王天木、吳幼權、毛萬裏、王雲孫（“北平站”書記，人稱北平萬事通）和我幾個人，出去走走，最常去的地方是北海公園和中山公園。有時候也在北海的五龍亭或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坐下來喝壺茶，偶爾也去吃個各具獨特風味的小館子。這可不是消閑，在他來說，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要觀察一個人、了解一個人，從細枝末節中才能看得更真實。
在吳幼權個人來說，更不幸的事又發生了，三十七年（1948），吳幼權的太太朱九小姐（名媛，朱五小姐的九妹，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朱啟鈴之女），於搭機飛赴香港途中，又以撞山失事殞命。她所攜帶的許多貴重珠寶都燒焦了，若幹存摺單據、有價證券也焚毀了，這真是一個致命的打擊。關於錢財的事，一向都由朱九小姐掌管，吳幼權本人則不甚了了，一旦出了意外，再謀補救可就難了。據吳幼權說，事後追查回來的存款，為數也非常有限。從此家道中落，乃至一蹶不振。
吳幼權潦倒香港多時，至1957年，罹肝癌去世，享年僅四十多歲。臨危之際，受盡折磨，窮得連每月一百塊港幣的互助會錢，都付不出。言念及此，一大辛酸。堪以告慰於地下的，是他的兩個兒子都已長大成人，各有成就了。
秉正而言，吳幼權對“軍統局”的確是有過不少幫助，隻可惜沒有記在“軍統局”的帳上罷了。現在，由我作證，向他致敬。
當然，戴先生在北平的活動，並不一定全是通過吳幼權的關係才建立起來的，不過，循著吳幼權這條路線，也的確接觸到許多位東北籍的耆彥才俊。我知道的，其中有黎天才、關吉玉、王卓然等。另外還有現職或退職的少壯軍官如王以哲、苑崇穀、馮庸等。
這些人到後來有的發生了工作上的聯繫，有的隻不過僅止於初步晤談或建立了某種程度的默契而已。記得戴先生指定由我聯絡的，有黎天才和關吉玉二人。這裏所謂的“聯絡”，是替他們轉遞信件，約定一個會見的時間，至於他們具體進行的是些什麽事，我並不知情。
經過一段時期，我才漸漸體會到，戴先生的作為，並不限於情報活動，尚且含有較高形式的政治運用。在那一時期，類如安撫東北軍在職將領，籠絡東北籍卓越之士等，皆可歸屬於政治運用的範圍之內。這如果沒有相當的社會地位，不具備有力的政治背景，自然無法做到好處。
寫到這裏，又引出以後的一樁掌故。也可以說是前麵政治運用的後果。接著就便在此一提。
二十三年（1934），張學良先生自歐洲考察回國，任職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駐節漢口時，也許是在歐洲受了某種政治風氣的感染，思想上好像起了點變化，所以他建議兼總司令蔣委員長，將其前此在東北、北平原已存在的秘密政治組織--“護東學會”予以解散，並請蔣總司令指派幹部與其解散後原係“護東學會”的幹部，再另行合併共組一個新的政治團體。
張學良先生的意思，是要組成一個傾向於“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組織，蔣委員長隻應允指派幹部組成一個維護中國傳統--明禮、尚義、崇廉、知恥的團體，並定名為“四維學會”。這樣，顯然的就把原來的“法西斯”意味以及可見的獨裁傾向矯正過來了。
被指定參加“四維學會”的，在中央方麵，全部都是“三民主義力行社”的幹部，其中有劉健群、鄧文儀、戴笠、鄭介民、幹國勛、丁炳權、趙龍文、邱開基、韓文煥等。除劉健群一人外，全是軍校同學。在東北方麵，軍政幹部皆有，其中有王卓然、黎天才、關吉玉、閻寶航、高崇民、王一哲、何柱國、劉多荃等。至於是否已將“力行社”的組織對“四維學會”公開了，則不得而知，據判斷，很可能是保守秘密的。
戴先生在“四維學會”中的地位，相當重要，也可以說“四維學會”之組成，是他政治運用上的一項成果。
“四維學會”會址，設於漢口，戴先生另有許多任務，無法兼顧，所以又指定特務處的漢口負責人邱開基經常參與其事。
前文提到過的黎天才、關吉玉等，原與戴雨農先生有舊，而且在情報工作上又有過交往，所以戴先生與黎天才、關吉玉的關係也相當微妙。我的意思是說，他們也許更傾向於戴雨農。
因為“四維學會”是個“合成性”的政治組織，無論是在信仰上及思想上，都缺乏“一心一德”的精神，所以在組成後的不久就停止活動了。或者說，因“四維學會”中原屬於張學良幹部中的少數分子，太不老實，且有慫恿張學良這樣那樣的企圖，故而被解散了。不知是耶非耶。至於“四維學會”的解體和而後的“西安事變”是否有所關聯，那就很難說了，此處亦不擬妄加推斷。
再說戴先生留（北）平期間，接觸麵很廣闊，前後也羅致了不少優秀人才，這些人不一定都參加了本位的情報工作，在他的高瞻遠矚中，是以儲才備用者居多。此後的十多年，戴先生領導的工作，得能超越特工範圍作多方麵的發展，當然與他知人善用這一特長大有關係。
他比較空閑的時候，也不休息，很喜歡約集王天木、吳幼權、毛萬裏、王雲孫（“北平站”書記，人稱北平萬事通）和我幾個人，出去走走，最常去的地方是北海公園和中山公園。有時候也在北海的五龍亭或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坐下來喝壺茶，偶爾也去吃個各具獨特風味的小館子。這可不是消閑，在他來說，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要觀察一個人、了解一個人，從細枝末節中才能看得更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