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對於林彪一夥這種企圖控製湖南的一套，我根據湖南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利益，採取了抵製的態度，這就觸怒了他們。他們已下決心把四十七軍在湖南搞臭，把我搞掉。為此，他們搞了一係列的陰謀活動。首先是大造輿論，說四十七軍在湖南支左“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說“四十七軍部隊很糟”，“是土匪部隊”（意思是指四十七軍的老底子是三五九旅，是賀龍的部隊），“反廣州”，“不聽話”，甚至造謠說“四十七軍要奪廣州軍區所屬三個省的權”（當時四十七軍一四一師在廣西支左，一二七師在廣東支左，一四○師在湖南支左）。他們利用各種機會造這個輿論，把四十七軍搞得抬不起頭來。
另一方麵在軍內就派人改組四十七軍，從廣州軍區派來了政委、副政委、副軍長、政治部主任，接著把原來的副軍長、副政委、政治部主任都送進了學習班審查；四個師的師長、政委大部分送進學習班，不進學習班也靠邊站了。全軍420個幹部辦學習班專案審查，其中團以上幹部67人，整死了一四○師主任海空同誌，搞殘廢了好幾名。為了壓我屈服，明裏指責我有錯誤，要我在軍黨委會上、軍區黨代會上作檢討，暗地裏派人四處調查整理我的黑材料，想把我打成歷史特務、“五·一六”分子。據了解情況的同誌事後揭發，他們派人跑了十幾個省，找了幾十個人調查。為了把我搞成歷史特務，他們甚至對調查對象搞刑訊逼供。為了整我，他們還先後兩次向中央發電報，誣陷我有歷史問題和有嚴重錯誤，要求中央撤掉我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職務。這樣就使四十七軍和我在湖南工作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可是因為黨中央、周總理對湖南情況比較了解，當時湖南形勢又比較好。因此，黨中央、周總理一直沒有同意，他們的目的沒有達到。在此期間他們仍不甘心，進一步散布流言蜚語，造謠中傷。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得不讓我參加了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選舉時，他們又操縱選舉，到處串聯，控製我的選票。結果我以勉強超過半數，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九大”以後，這個鬥爭並沒有結束。到1969年下半年，中央根據戰備形勢，軍委開始考慮四十七軍調防到陝西。這時他們認為趕走我從而直接控製湖南時機到了，於是進一步加緊了陰謀活動。他們一方麵派卜占亞控製湖南；另一方麵指使他派去的人在四十七軍內部整我。卜占亞是林彪一夥陰謀策劃、有計劃安排到湖南的。他與黃永勝一夥聯繫密切，地方工作中重大問題，他不請示黨中央，而請示黃永勝。
卜占亞到湖南下車伊始，就宣布四十七軍的“罪狀”，最主要的一條就是不宣傳林副主席，不緊跟林副主席。說林副主席指示湖南要挖劉少奇、賀龍和國民黨三條黑線，可是四十七軍不抓階級鬥爭，把一群黑線人物、牛鬼蛇神都放出來了（指解放了一批地方幹部，其中包括湖南地下黨的幹部），還胡說我們對“老機”、“老右”親。事實是1969年11月葉副主席到湖南休息，我們安排葉帥住在原來毛主席住過的地方，配備了警衛、公務人員和醫務人員。我們一些領導同誌經常去問候葉帥，這也成了我的一條罪狀。
卜占亞到湖南的第二天，在他主持召開的第一次省革委核心小組會上（我沒有參加）就大放厥詞，說黎原對“老機”、“老右”那麽親（指葉副主席），為什麽住那麽好的房子？派那麽多人去照顧？那麽多夥食費哪裏報銷？卜占亞當場下令第二天就把葉副主席從長沙趕到湘潭，住在暖氣不好的房子裏，把我們配給的警衛、公務、醫務人員都撤掉了。葉副主席有病沒人管，隻好找到四十七軍留在湖南工作的原保衛處副處長找一輛車送去看病。
卜占亞在會上還指責我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不親。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就是黃永勝的老婆項輝芳、邱會作的老婆胡敏到湖南選妃子。她們不找我，我也沒去看她們。
卜占亞控製湖南以後，積極配合林彪的篡黨奪權活動。“九·一三”事件之前，卜占亞抓緊時機把毛主席巡視南方的指示告訴了李作鵬，為林彪提前搞武裝政變提供了重要情報。“九·一三”事件前夕，卜占亞作了一係列準備。9月10日，他帶著50多名省、地、社負責人到汨羅縣辦學習班，調用了專列火車和專線電話，讓專列在汨羅車站待命，並派老婆譚淑珍趕往廣州，準備參加“接待工作”，迎接林彪另立中央。
在軍內，他們抓緊部署，繼續整四十七軍。1970年3月為了部署四十七軍調防的有關工作，中央召集四十七軍、湖南省軍區、廣州軍區和湖南省委負責人到北京開會。定於3月20日周總理等代表中央接見我們。而黃永勝一夥背著中央，搶先中央，避開華國鋒和我，於3月19日找丁盛、卜占亞、四十七軍原政委等人開黑會，要繼續整四十七軍。他們這一套完全是和黨中央、周總理唱對台戲的。周總理第二天代表中央正式接見我們時，明確肯定“湖南工作已有了基礎，形勢很好，成績很大，有汪東興同誌可以作證。”汪答“我在湖南走了幾個地方，湖南的革命形勢、生產形勢都不錯”。我是軍長，又要隨部隊去陝西，可是他們卻藉口我在外邊“支左”，部隊調動的具體部署都不讓我知道。三個師長、三個師政委、先後三個軍副主任的升調這樣重大問題都不通過我。總之，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前，我雖然已被他們排擠離開了湖南，可是還在軍內外繼續整我。
另一方麵在軍內就派人改組四十七軍，從廣州軍區派來了政委、副政委、副軍長、政治部主任，接著把原來的副軍長、副政委、政治部主任都送進了學習班審查；四個師的師長、政委大部分送進學習班，不進學習班也靠邊站了。全軍420個幹部辦學習班專案審查，其中團以上幹部67人，整死了一四○師主任海空同誌，搞殘廢了好幾名。為了壓我屈服，明裏指責我有錯誤，要我在軍黨委會上、軍區黨代會上作檢討，暗地裏派人四處調查整理我的黑材料，想把我打成歷史特務、“五·一六”分子。據了解情況的同誌事後揭發，他們派人跑了十幾個省，找了幾十個人調查。為了把我搞成歷史特務，他們甚至對調查對象搞刑訊逼供。為了整我，他們還先後兩次向中央發電報，誣陷我有歷史問題和有嚴重錯誤，要求中央撤掉我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職務。這樣就使四十七軍和我在湖南工作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可是因為黨中央、周總理對湖南情況比較了解，當時湖南形勢又比較好。因此，黨中央、周總理一直沒有同意，他們的目的沒有達到。在此期間他們仍不甘心，進一步散布流言蜚語，造謠中傷。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得不讓我參加了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選舉時，他們又操縱選舉，到處串聯，控製我的選票。結果我以勉強超過半數，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九大”以後，這個鬥爭並沒有結束。到1969年下半年，中央根據戰備形勢，軍委開始考慮四十七軍調防到陝西。這時他們認為趕走我從而直接控製湖南時機到了，於是進一步加緊了陰謀活動。他們一方麵派卜占亞控製湖南；另一方麵指使他派去的人在四十七軍內部整我。卜占亞是林彪一夥陰謀策劃、有計劃安排到湖南的。他與黃永勝一夥聯繫密切，地方工作中重大問題，他不請示黨中央，而請示黃永勝。
卜占亞到湖南下車伊始，就宣布四十七軍的“罪狀”，最主要的一條就是不宣傳林副主席，不緊跟林副主席。說林副主席指示湖南要挖劉少奇、賀龍和國民黨三條黑線，可是四十七軍不抓階級鬥爭，把一群黑線人物、牛鬼蛇神都放出來了（指解放了一批地方幹部，其中包括湖南地下黨的幹部），還胡說我們對“老機”、“老右”親。事實是1969年11月葉副主席到湖南休息，我們安排葉帥住在原來毛主席住過的地方，配備了警衛、公務人員和醫務人員。我們一些領導同誌經常去問候葉帥，這也成了我的一條罪狀。
卜占亞到湖南的第二天，在他主持召開的第一次省革委核心小組會上（我沒有參加）就大放厥詞，說黎原對“老機”、“老右”那麽親（指葉副主席），為什麽住那麽好的房子？派那麽多人去照顧？那麽多夥食費哪裏報銷？卜占亞當場下令第二天就把葉副主席從長沙趕到湘潭，住在暖氣不好的房子裏，把我們配給的警衛、公務、醫務人員都撤掉了。葉副主席有病沒人管，隻好找到四十七軍留在湖南工作的原保衛處副處長找一輛車送去看病。
卜占亞在會上還指責我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不親。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就是黃永勝的老婆項輝芳、邱會作的老婆胡敏到湖南選妃子。她們不找我，我也沒去看她們。
卜占亞控製湖南以後，積極配合林彪的篡黨奪權活動。“九·一三”事件之前，卜占亞抓緊時機把毛主席巡視南方的指示告訴了李作鵬，為林彪提前搞武裝政變提供了重要情報。“九·一三”事件前夕，卜占亞作了一係列準備。9月10日，他帶著50多名省、地、社負責人到汨羅縣辦學習班，調用了專列火車和專線電話，讓專列在汨羅車站待命，並派老婆譚淑珍趕往廣州，準備參加“接待工作”，迎接林彪另立中央。
在軍內，他們抓緊部署，繼續整四十七軍。1970年3月為了部署四十七軍調防的有關工作，中央召集四十七軍、湖南省軍區、廣州軍區和湖南省委負責人到北京開會。定於3月20日周總理等代表中央接見我們。而黃永勝一夥背著中央，搶先中央，避開華國鋒和我，於3月19日找丁盛、卜占亞、四十七軍原政委等人開黑會，要繼續整四十七軍。他們這一套完全是和黨中央、周總理唱對台戲的。周總理第二天代表中央正式接見我們時，明確肯定“湖南工作已有了基礎，形勢很好，成績很大，有汪東興同誌可以作證。”汪答“我在湖南走了幾個地方，湖南的革命形勢、生產形勢都不錯”。我是軍長，又要隨部隊去陝西，可是他們卻藉口我在外邊“支左”，部隊調動的具體部署都不讓我知道。三個師長、三個師政委、先後三個軍副主任的升調這樣重大問題都不通過我。總之，直到“九·一三”事件之前，我雖然已被他們排擠離開了湖南，可是還在軍內外繼續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