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比較起來，這一帶地理條件好，工程量小些，可節約資金。但我當時從有利於湘西經濟開發的角度考慮，極力主張採用第二方案。我說：從長遠看，製約社會主義建設，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地區主要在農村，特別是山區。而湘西地理條件差，水陸交通比較落後，現在有個修鐵路的機會，就應該把這個機會給他們。至於要多花錢，這要從國家、從人民的長遠利益考慮看合算不合算。華國鋒等同誌也極力支持我的意見。但鐵道部仍從節約資金考慮，決定按第一方案上馬。湖南省接到通知後，我和華國鋒等人仍堅持第二方案。後經反覆協商爭取，鐵道部最終採納了湖南的意見。
二是在湖南煤炭外援問題上。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經上下努力，煤炭工業的生產建設發展很快，實現了基本自給，而一向缺煤的廣東卻需要得到有煤省的支援。1970年初，時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廣州軍區某領導，打電話給我，要我將湖南省靠近廣東邊界處的一部分煤礦交給廣東經營。我當時感到這個指示不好執行，因為這是一個涉及跨省調礦的大問題。於是我將這個問題告訴在省煤炭係統支左的軍後勤部處長武學秀，讓他和地方有關的負責人很好研究一下，結果都不同意。省革委會常委經研究也不同意。
在左右為難的情況下，我隻好將這個問題和意見向周總理作了匯報。周總理也同意按湖南省革委會的意見辦。由於我對某領導的這個指示沒有執行，他便認為我有驕傲情緒，組織紀律觀念不強，多次在有關會議上對我進行批評。有時甚至借批評武學秀來不點名地批評我，當時我很是想不通，感到十分委屈和不公。
（三）在戰備工作方麵。1969年3月2日，在中蘇邊境發生了“珍寶島”事件。之後，隨著蘇軍不斷在中蘇邊境製造挑釁事件，中共中央於同年8月28日向全國軍民發出命令，要求“堅決響應毛主席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要準備打仗的偉大號召”，充分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在貫徹中央命令時，決定以“命令”為武器，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促進革命大團結，促進生產、工作和戰備。10月18日，四十七軍接到林彪發布的“一號命令”。為防止蘇聯對我進行突然襲擊，全軍各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這樣，湖南全省的戰備工作也更加緊張起來。於是，省革命委員會在不斷深入進行戰備教育的同時，還大力抓了城市人民防空工作，成立了以我為組長的“湖南省人民防空工作領導小組”，立即在全省各地發動和組織了一個軍民共同修建人防工程的群眾運動。並製定了各城市人口疏散方案；整頓民兵組織，加強民兵隊伍建設。通過戰備，各市、縣很快組建了58個民兵獨立團、上千個民兵營、連，共有基幹民兵23.7萬餘人；成立了省戰備辦公室，以加強對全省戰備工作的組織和指導，並大抓了大小“三線”建設等。
正當全省軍民戰備工作日益緊張之時，第四十七軍接到毛澤東主席親自批發的中央軍委命令，決定四十七軍“編入全國戰略預備隊，在適當時機進駐指定地區”。軍黨委先後三次召開會議，認真進行學習，表示堅決執行命令，落實戰備，搞好調防準備。根據軍委命令精神，軍黨委研究決定並報中央軍委批準，立即調整了部署。逐步將第一三九師、一四○師、一四一師部隊都撤出“支左”單位和生產基地，分別移至長沙、衡陽、嶽陽等鐵路沿線執行戰備任務。第一二七師因已調入重建的第四十三軍，於1968年10月就撤出了在湖南的“支左”任務。 1970年3月，四十七軍接到中央軍委關於調防離開湖南的命令。3月19日、20日，周恩來等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人，在北京分別接見了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省軍區和四十七軍的主要領導，包括我、華國鋒、卜占亞、楊大易、張立憲、劉淩等，對湖南的工作、四十七軍調防等有關方麵作了許多重要指示。
4月1日下午，四十七軍召開“三支兩軍”幹部座談會。我在會上講話時指出：根據廣州軍區黨委指示，“三支兩軍”的野戰軍幹部原則上統一交給省軍區領導，四月底交接完畢。希望各單位黨委和領導要做好工作，“做到回部隊的愉快，留下的安心，軍裏和省軍區都滿意。留下的不僅要愉快，還要做好‘三支兩軍’工作”。後來，移交給湖南省軍區包括副軍長劉善福、副政委李振軍等在內的各級幹部共1090人。同時，四十七軍還奉命將新組建的第一四五師、一四六師和南灣湖等生產基地，也移交給湖南省軍區領導。部隊離開湖南前，湖南省革命委員會設宴為四十七軍師以上幹部餞行。華國鋒代表省革委會講話，他讚揚四十七軍先後兩次在湖南大的歷史轉折關頭立了功。一次是解放初期的湘西剿匪，為湖南掃除了百年匪患；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促進了全省各派的革命大聯合。他講得非常動情。我也代表四十七軍講話。因當時我還兼著省革委會主任，所以我一方麵代表四十七軍對湖南省革委會和全省人民表示感謝，一方麵強調搞好軍民團結，加強戰備，共同對敵。
我調離湖南後，中共中央決定由華國鋒任湖南省革委會代理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三年來，我和華國鋒同誌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和諧相處，結下了深厚友誼。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為人忠厚，待人誠懇，對黨忠誠，作風正派，嚴於律己。湖南省革委會成立後，省革委的領導大都搬進省委大院，但他仍堅持住在原來的一套普通宿舍。許多人勸他搬家，他就是不肯，並表示住在哪裏都是一樣為革命工作。“文革”時學校停課鬧革命，大學也停止招生。參軍成了許多幹部子女的唯一出路，因為在部隊還可以學習，有提幹的機會，否則隻能上山下鄉。當時他的子女要想參軍，可以說就是一句話的事，但他堅持不肯讓子女參軍，別人勸他也不聽，堅持送子女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經過充分準備之後，四十七軍部隊於4月28日至5月19日間，先後分別從嶽陽到衡陽間的19個火車站登車離開了湖南。為了保守軍事機密，四十七軍調防沒有向外公布，地方也沒有組織群眾性的歡送活動。
二是在湖南煤炭外援問題上。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經上下努力，煤炭工業的生產建設發展很快，實現了基本自給，而一向缺煤的廣東卻需要得到有煤省的支援。1970年初，時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廣州軍區某領導，打電話給我，要我將湖南省靠近廣東邊界處的一部分煤礦交給廣東經營。我當時感到這個指示不好執行，因為這是一個涉及跨省調礦的大問題。於是我將這個問題告訴在省煤炭係統支左的軍後勤部處長武學秀，讓他和地方有關的負責人很好研究一下，結果都不同意。省革委會常委經研究也不同意。
在左右為難的情況下，我隻好將這個問題和意見向周總理作了匯報。周總理也同意按湖南省革委會的意見辦。由於我對某領導的這個指示沒有執行，他便認為我有驕傲情緒，組織紀律觀念不強，多次在有關會議上對我進行批評。有時甚至借批評武學秀來不點名地批評我，當時我很是想不通，感到十分委屈和不公。
（三）在戰備工作方麵。1969年3月2日，在中蘇邊境發生了“珍寶島”事件。之後，隨著蘇軍不斷在中蘇邊境製造挑釁事件，中共中央於同年8月28日向全國軍民發出命令，要求“堅決響應毛主席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要準備打仗的偉大號召”，充分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在貫徹中央命令時，決定以“命令”為武器，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促進革命大團結，促進生產、工作和戰備。10月18日，四十七軍接到林彪發布的“一號命令”。為防止蘇聯對我進行突然襲擊，全軍各部隊立即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這樣，湖南全省的戰備工作也更加緊張起來。於是，省革命委員會在不斷深入進行戰備教育的同時，還大力抓了城市人民防空工作，成立了以我為組長的“湖南省人民防空工作領導小組”，立即在全省各地發動和組織了一個軍民共同修建人防工程的群眾運動。並製定了各城市人口疏散方案；整頓民兵組織，加強民兵隊伍建設。通過戰備，各市、縣很快組建了58個民兵獨立團、上千個民兵營、連，共有基幹民兵23.7萬餘人；成立了省戰備辦公室，以加強對全省戰備工作的組織和指導，並大抓了大小“三線”建設等。
正當全省軍民戰備工作日益緊張之時，第四十七軍接到毛澤東主席親自批發的中央軍委命令，決定四十七軍“編入全國戰略預備隊，在適當時機進駐指定地區”。軍黨委先後三次召開會議，認真進行學習，表示堅決執行命令，落實戰備，搞好調防準備。根據軍委命令精神，軍黨委研究決定並報中央軍委批準，立即調整了部署。逐步將第一三九師、一四○師、一四一師部隊都撤出“支左”單位和生產基地，分別移至長沙、衡陽、嶽陽等鐵路沿線執行戰備任務。第一二七師因已調入重建的第四十三軍，於1968年10月就撤出了在湖南的“支左”任務。 1970年3月，四十七軍接到中央軍委關於調防離開湖南的命令。3月19日、20日，周恩來等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人，在北京分別接見了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省軍區和四十七軍的主要領導，包括我、華國鋒、卜占亞、楊大易、張立憲、劉淩等，對湖南的工作、四十七軍調防等有關方麵作了許多重要指示。
4月1日下午，四十七軍召開“三支兩軍”幹部座談會。我在會上講話時指出：根據廣州軍區黨委指示，“三支兩軍”的野戰軍幹部原則上統一交給省軍區領導，四月底交接完畢。希望各單位黨委和領導要做好工作，“做到回部隊的愉快，留下的安心，軍裏和省軍區都滿意。留下的不僅要愉快，還要做好‘三支兩軍’工作”。後來，移交給湖南省軍區包括副軍長劉善福、副政委李振軍等在內的各級幹部共1090人。同時，四十七軍還奉命將新組建的第一四五師、一四六師和南灣湖等生產基地，也移交給湖南省軍區領導。部隊離開湖南前，湖南省革命委員會設宴為四十七軍師以上幹部餞行。華國鋒代表省革委會講話，他讚揚四十七軍先後兩次在湖南大的歷史轉折關頭立了功。一次是解放初期的湘西剿匪，為湖南掃除了百年匪患；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促進了全省各派的革命大聯合。他講得非常動情。我也代表四十七軍講話。因當時我還兼著省革委會主任，所以我一方麵代表四十七軍對湖南省革委會和全省人民表示感謝，一方麵強調搞好軍民團結，加強戰備，共同對敵。
我調離湖南後，中共中央決定由華國鋒任湖南省革委會代理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三年來，我和華國鋒同誌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和諧相處，結下了深厚友誼。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為人忠厚，待人誠懇，對黨忠誠，作風正派，嚴於律己。湖南省革委會成立後，省革委的領導大都搬進省委大院，但他仍堅持住在原來的一套普通宿舍。許多人勸他搬家，他就是不肯，並表示住在哪裏都是一樣為革命工作。“文革”時學校停課鬧革命，大學也停止招生。參軍成了許多幹部子女的唯一出路，因為在部隊還可以學習，有提幹的機會，否則隻能上山下鄉。當時他的子女要想參軍，可以說就是一句話的事，但他堅持不肯讓子女參軍，別人勸他也不聽，堅持送子女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經過充分準備之後，四十七軍部隊於4月28日至5月19日間，先後分別從嶽陽到衡陽間的19個火車站登車離開了湖南。為了保守軍事機密，四十七軍調防沒有向外公布，地方也沒有組織群眾性的歡送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