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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可夫元帥戰爭回憶錄 作者：[蘇]B·N·崔可夫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克萊勃斯沒有等我們向他提問題，開口說道：
“我將告訴您一件非常機密的事，”他聲明：“您是我通知的第一個外國人。4月30日希特勒已經以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自願離開了我們。”
說完這句話之後，他稍停頓了一下，仔細審視著這條新聞對我們發生的作用。看來，他預料我們大家會向他提出各種問題，會對這一驚人的消息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但是，我卻不慌不忙地說：
“我們已經知道了此事！”
然後，我沉默了片刻，要求克萊勃斯講出發生這件事的準確時間。
克萊勃斯顯然感到難堪。他萬萬也沒有想到，他這令人震驚的消息竟放了空炮。
“事情發生在今天15點，”他回答道。見我在看手錶，馬上又糾正說：“是昨天，4月30日15點左右。”
然後，克萊勃斯宣讀了戈培爾給蘇聯最高統帥部的信。信中說：
“遵照已故元首的遺囑，我們授權克萊勃斯將軍辦理如下事情：
我們通知蘇聯人民的領袖，今天15點50分，元首已自願地離開人世。根據其法定權力，元首在留給我們的遺囑中將所有權力移交給鄧尼茨、我和鮑爾曼。鮑爾曼授予我全權與蘇聯人民的領袖取得聯繫。這種聯繫對於在遭受最大犧牲的各大國之間進行和平談判是必不可少的。
戈培爾。”
克萊勃斯還交給我兩個文件：一個是與俄國最高統帥部進行談判的全權證書（一張黨務辦公室主任的公文用紙，蓋有印章，是鮑爾曼於1945年4月30日簽署的）；另一個是希特勒的遺囑，附有新的帝國政府和德國武裝力量最高統師部的成員名單（這個文件由希特勒和見證人簽署，所注日期是：
1949年4月29日4時整）。
克萊勃斯仿佛是想利用這些文件來搪塞他意料到要回答的問題。他已感到此行作為一個不僅僅代表一方與另一方談判，而且是要乞求對方寬恕的外交人員的羞窘和困難。當然，他企圖利用我們理所當然地對遲遲不開闢第二戰場的反希特勒盟國的不信任感，謹慎地試探我們，是否能夠作些讓步。同時，這個納粹死黨分子不會輕易地承認失敗。要知道他曾親自參加了東征。
為什麽我對克萊勃斯說，希特勒自殺對我並不是新聞呢？
應當承認，當時我並不知道希特勒已經死去，也沒有料到能從克萊勃斯口中聽到這個消息。但是，在進行談判準備工作時，我已經作好不動聲色地聽完任何意外消息的準備，既不露出絲毫驚奇的神色，也不倉促作出結論。我知道，有經驗的外交家（克萊勃斯正是這樣的人），在談話時總是不從他認為是主要的問題開始。開始時，他一定會試探雙方的意圖，然後極力設法扭轉話題，讓應該解決主要問題的一方首先涉及這個問題。
對於我和所有參加談判的人來說，希特勒的死確實是一條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新聞。但對克萊勃斯來說，這條新聞僅僅是用作掩蓋其基本問題、最主要問題的外交偽裝。因此，我立即製止了他扭轉話題的企圖，從而迫使他轉入正題，說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
“這些文件所談及的是柏林還是整個德國？”我問道。
“戈培爾授予我全權代表整個德國軍隊講話，”他緊跟著回答道。
“涉及投降問題嗎？”
“還有結束戰爭的其它方式，”克萊勃斯回答道：“為此，必須為組成以鄧尼茨為首的新政府提供可能，這個新政府將與蘇聯政府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既然你們的元首已經自殺，從而承認了以他為首的政體的破產，那你們的政府還算什麽政府呢！他死後，大概會在副職中留下某個有權決定是停止還是繼續戰爭的副手，現在在誰代替希特勒？”
“現在代替希特勒的是戈培爾。他被指定為總理。但是，希特勒在臨死前組建了以海軍元帥鄧尼茨總統為首的新政府。”
當我同克萊勃斯談話的時候，我的副官、弗謝沃洛德·維什涅夫斯基和葉夫根尼·多爾馬托夫斯基努力記錄著每一句話。當然，在這次談判中，“秘書”是夠多的了。
很幸運，對於那個夜晚的細節，我至今仍記憶猶新。我將盡力使現在所回憶的最大限度地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待克萊勃斯對我提出的頭幾個問題作了回答之後，我決定給方麵軍司令員打電話。我拿起話筒，要通了朱可夫元帥，向他報告：
“德國陸軍參謀長克萊勃斯將軍到我這兒來了，他通知說希特勒已經自殺。作為總理的戈培爾和納粹黨魁鮑爾曼授權克萊勃斯來同我們進行停戰談判。克萊勃斯請求在談判期間停止軍事行動，為組建以鄧尼茨為元首的新政府提供方便。這個新政府將解決戰爭的爾後發展問題。”朱可夫說，他要馬上向莫斯科匯報，我應等侯在電話機旁，可能有什麽問題需要我解釋。
過了一分鍾，朱可夫問道：
“希特勒是什麽時間自殺的？”
我又有意地第二次向克萊勃斯提出了這個問題，因為第一次他回答這個問題時，也不知是不大自然，還是故意說錯。
我這次問他時看著表，當時是5月1日4時27分。
“我將告訴您一件非常機密的事，”他聲明：“您是我通知的第一個外國人。4月30日希特勒已經以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自願離開了我們。”
說完這句話之後，他稍停頓了一下，仔細審視著這條新聞對我們發生的作用。看來，他預料我們大家會向他提出各種問題，會對這一驚人的消息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但是，我卻不慌不忙地說：
“我們已經知道了此事！”
然後，我沉默了片刻，要求克萊勃斯講出發生這件事的準確時間。
克萊勃斯顯然感到難堪。他萬萬也沒有想到，他這令人震驚的消息竟放了空炮。
“事情發生在今天15點，”他回答道。見我在看手錶，馬上又糾正說：“是昨天，4月30日15點左右。”
然後，克萊勃斯宣讀了戈培爾給蘇聯最高統帥部的信。信中說：
“遵照已故元首的遺囑，我們授權克萊勃斯將軍辦理如下事情：
我們通知蘇聯人民的領袖，今天15點50分，元首已自願地離開人世。根據其法定權力，元首在留給我們的遺囑中將所有權力移交給鄧尼茨、我和鮑爾曼。鮑爾曼授予我全權與蘇聯人民的領袖取得聯繫。這種聯繫對於在遭受最大犧牲的各大國之間進行和平談判是必不可少的。
戈培爾。”
克萊勃斯還交給我兩個文件：一個是與俄國最高統帥部進行談判的全權證書（一張黨務辦公室主任的公文用紙，蓋有印章，是鮑爾曼於1945年4月30日簽署的）；另一個是希特勒的遺囑，附有新的帝國政府和德國武裝力量最高統師部的成員名單（這個文件由希特勒和見證人簽署，所注日期是：
1949年4月29日4時整）。
克萊勃斯仿佛是想利用這些文件來搪塞他意料到要回答的問題。他已感到此行作為一個不僅僅代表一方與另一方談判，而且是要乞求對方寬恕的外交人員的羞窘和困難。當然，他企圖利用我們理所當然地對遲遲不開闢第二戰場的反希特勒盟國的不信任感，謹慎地試探我們，是否能夠作些讓步。同時，這個納粹死黨分子不會輕易地承認失敗。要知道他曾親自參加了東征。
為什麽我對克萊勃斯說，希特勒自殺對我並不是新聞呢？
應當承認，當時我並不知道希特勒已經死去，也沒有料到能從克萊勃斯口中聽到這個消息。但是，在進行談判準備工作時，我已經作好不動聲色地聽完任何意外消息的準備，既不露出絲毫驚奇的神色，也不倉促作出結論。我知道，有經驗的外交家（克萊勃斯正是這樣的人），在談話時總是不從他認為是主要的問題開始。開始時，他一定會試探雙方的意圖，然後極力設法扭轉話題，讓應該解決主要問題的一方首先涉及這個問題。
對於我和所有參加談判的人來說，希特勒的死確實是一條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新聞。但對克萊勃斯來說，這條新聞僅僅是用作掩蓋其基本問題、最主要問題的外交偽裝。因此，我立即製止了他扭轉話題的企圖，從而迫使他轉入正題，說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
“這些文件所談及的是柏林還是整個德國？”我問道。
“戈培爾授予我全權代表整個德國軍隊講話，”他緊跟著回答道。
“涉及投降問題嗎？”
“還有結束戰爭的其它方式，”克萊勃斯回答道：“為此，必須為組成以鄧尼茨為首的新政府提供可能，這個新政府將與蘇聯政府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既然你們的元首已經自殺，從而承認了以他為首的政體的破產，那你們的政府還算什麽政府呢！他死後，大概會在副職中留下某個有權決定是停止還是繼續戰爭的副手，現在在誰代替希特勒？”
“現在代替希特勒的是戈培爾。他被指定為總理。但是，希特勒在臨死前組建了以海軍元帥鄧尼茨總統為首的新政府。”
當我同克萊勃斯談話的時候，我的副官、弗謝沃洛德·維什涅夫斯基和葉夫根尼·多爾馬托夫斯基努力記錄著每一句話。當然，在這次談判中，“秘書”是夠多的了。
很幸運，對於那個夜晚的細節，我至今仍記憶猶新。我將盡力使現在所回憶的最大限度地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待克萊勃斯對我提出的頭幾個問題作了回答之後，我決定給方麵軍司令員打電話。我拿起話筒，要通了朱可夫元帥，向他報告：
“德國陸軍參謀長克萊勃斯將軍到我這兒來了，他通知說希特勒已經自殺。作為總理的戈培爾和納粹黨魁鮑爾曼授權克萊勃斯來同我們進行停戰談判。克萊勃斯請求在談判期間停止軍事行動，為組建以鄧尼茨為元首的新政府提供方便。這個新政府將解決戰爭的爾後發展問題。”朱可夫說，他要馬上向莫斯科匯報，我應等侯在電話機旁，可能有什麽問題需要我解釋。
過了一分鍾，朱可夫問道：
“希特勒是什麽時間自殺的？”
我又有意地第二次向克萊勃斯提出了這個問題，因為第一次他回答這個問題時，也不知是不大自然，還是故意說錯。
我這次問他時看著表，當時是5月1日4時27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