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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可夫元帥戰爭回憶錄 作者：[蘇]B·N·崔可夫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是什麽意思，是宣傳嗎？”
我回答：
“如果將軍認為這茶和小吃具有宣傳的意思，那麽，我們並不特別堅持要您食用這宣傳性的食品。”
這一對話使俘虜們稍微活躍起來，我們的談話持續了約1個鍾頭。科爾費斯將軍比別人說得都多。普費費爾和賽德利茨將軍聲稱對政治問題不感興趣，迴避回答問題。
科爾費斯將軍在交談中闡明了這樣一種思想，他認為：當時德國的狀況與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時代的德國的狀況，有許多共同之處。普費費爾和賽德利茨將軍坐在那兒，口裏不時地說著“是”和“不是”，哭了。
最後，馮·賽德利茨一庫爾茨巴赫中將問：
“準備怎樣處理我們？”
我告訴他有關俘虜管理條例，並補充說，如果願意的話，他們可以佩帶獎章和勳章，但武器除外。
“什麽武器？”普費費爾仿佛不明白似的，看著賽德利茨感興趣地問。
“被俘的將軍不得隨身攜帶任何武器。”我又重複了一遍。
於是，賽德利茨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鉛筆刀交給我。我當然又交還給他，並告訴他，這類“武器”我們並不認為是武器。
普費費爾將軍問我：
“在11月19日之前的城市爭奪戰期間，您和您的（第62集團軍的）司令部在什麽地方？”
我回答說，我的指揮所和集團軍司令部一直在城裏、在伏爾加河右岸，指揮所司令部的最後所在地，就是我們現在呆的地方。
於是，普費費爾將軍說：
“真遺憾，當時我們沒有相信我們的偵察員。我們本來是能夠將您和您的司令部從地球上抹掉的。”
審訊完被俘的將軍後，我們把他們押解到方麵軍司令部，希望他們盡快了解和研究蘇聯的真實情況，以免發生謬誤，並擺脫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對他們的影響。
1949年，我在柏林與奧托·科爾費斯將軍重逢。他那時已是德蘇友好協會裏的一名積極的工作人員。我們見麵時，已經象老熟人一樣了。我當時擔任蘇聯對德管製委員會主席，正幫助德國同誌恢復戰爭破壞了的國民經濟。前少將奧托·科爾費斯為鞏固德蘇人民之間的友誼，做了許多事情。奧托·科爾費斯不是單槍匹馬地幹，許多德國將軍、軍官和士兵懂得了真理之後，都開始為和平、為新的德國而奮鬥。
6
德國法西斯軍隊的南集團被消滅後，盡管局勢已很明朗，即全殲敵北集團已是輕而易舉的事，然而，敵人仍在負隅頑抗。
1943年2月2日清晨，我和古羅夫一起來到設在“紅十月”工廠辦公樓的廢墟上的觀察所。師長柳德尼科夫、索科洛夫和戈裏什內的觀察所都離這兒不遠。第62集團軍對拖拉機廠和“街壘”工廠及這兩個廠的居住區實施了最後一次突擊。參加進攻的部隊有戈裏什內師、索科洛夫師、柳德尼科夫師、古裏耶夫師、羅季姆采夫師和施特戈裏爾旅。友鄰的各集團軍的部隊也同時從西、西北向敵北集團發起進攻。進攻於中午12時開始。
炮火準備很短促，隻對可見目標進行了直接瞄準射擊。我們清楚地看到，敵人是怎樣在廢墟裏抱頭鼠竄。我步兵和坦克隨即發起進攻。
殘餘的希特勒分子抵擋不住最後的攻擊。他們舉起雙手投降，刺刀上綁著白布條。
成千上萬的德軍俘虜從我們身旁走過。他們朝著近6個月以來一直想突破的伏爾加河、伏爾加河彼岸走去。所有士兵和軍士都虛弱已極，衣服上爬滿了虱子。他們衣衫襤褸，令人不忍目睹。盡管已是零下30度的嚴寒，有些人還赤著腳。然而，德國的軍官們，個個全身披掛，都是肥肥胖胖的，口袋裏裝滿香腸和其它食物，看來是分配“可憐的口糧”後剩下的。
第62集團軍軍事委員會全體成員、各師師長和部分團長，聚集在“紅十月”工廠被炮火毀壞了的辦公樓裏的最後一個觀察所裏，高興地互相祝賀勝利，懷念未能活到今天的戰友。
希特勒早在1942年11月就下過保證，要解救被圍部隊，現在已不得不正式承認慘敗，並宣布舉行三天的哀悼。
被圍殲在伏爾加河畔的敵第6集團軍和坦克第4集團軍的部分部隊，是一支突擊集團軍，共擁有22個配備大量加強兵器的師，兵力上超過1個方麵軍軍團。
希特勒很為第6集團軍、為它的機動能力和突擊能力、為它的全體官兵而感到驕傲。該集團軍各師是由“純血統的阿利安人”組成。例如，步兵第79師是在1942年8月組建，幾乎全部由20至27歲的青年組成。據俘虜自己說，該師每5個士兵中就有1個納粹黨員。
第6集團軍司令官弗裏德裏希·保盧斯和坦克第4集團軍司令官霍特上將就是德國將官中的典型代表。在攻擊伏爾加河上的這座堡壘時，保盧斯52歲，52年中他在德國服役了3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是一名隊列軍官，大戰結束時，他成為參謀總部的一名參謀。1918年德軍戰敗後，保盧斯沒有退役，還在軍事部服務了很長時間，後來在坦克司令部任參謀長，積極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工作。
希特勒掌權後，保盧斯被提拔到賴歇瑙元帥指揮的集團軍參謀長的崗位上。保盧斯隨該集團軍在1939年秋進軍波蘭，1940年參與了攻陷法國的戰爭。1940年9月，保盧斯被任命為德軍參謀總部軍需部長。1941年1月，晉升為坦克兵將軍。在進攻蘇聯前夕，已成為希特勒的將軍們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我回答：
“如果將軍認為這茶和小吃具有宣傳的意思，那麽，我們並不特別堅持要您食用這宣傳性的食品。”
這一對話使俘虜們稍微活躍起來，我們的談話持續了約1個鍾頭。科爾費斯將軍比別人說得都多。普費費爾和賽德利茨將軍聲稱對政治問題不感興趣，迴避回答問題。
科爾費斯將軍在交談中闡明了這樣一種思想，他認為：當時德國的狀況與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時代的德國的狀況，有許多共同之處。普費費爾和賽德利茨將軍坐在那兒，口裏不時地說著“是”和“不是”，哭了。
最後，馮·賽德利茨一庫爾茨巴赫中將問：
“準備怎樣處理我們？”
我告訴他有關俘虜管理條例，並補充說，如果願意的話，他們可以佩帶獎章和勳章，但武器除外。
“什麽武器？”普費費爾仿佛不明白似的，看著賽德利茨感興趣地問。
“被俘的將軍不得隨身攜帶任何武器。”我又重複了一遍。
於是，賽德利茨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鉛筆刀交給我。我當然又交還給他，並告訴他，這類“武器”我們並不認為是武器。
普費費爾將軍問我：
“在11月19日之前的城市爭奪戰期間，您和您的（第62集團軍的）司令部在什麽地方？”
我回答說，我的指揮所和集團軍司令部一直在城裏、在伏爾加河右岸，指揮所司令部的最後所在地，就是我們現在呆的地方。
於是，普費費爾將軍說：
“真遺憾，當時我們沒有相信我們的偵察員。我們本來是能夠將您和您的司令部從地球上抹掉的。”
審訊完被俘的將軍後，我們把他們押解到方麵軍司令部，希望他們盡快了解和研究蘇聯的真實情況，以免發生謬誤，並擺脫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對他們的影響。
1949年，我在柏林與奧托·科爾費斯將軍重逢。他那時已是德蘇友好協會裏的一名積極的工作人員。我們見麵時，已經象老熟人一樣了。我當時擔任蘇聯對德管製委員會主席，正幫助德國同誌恢復戰爭破壞了的國民經濟。前少將奧托·科爾費斯為鞏固德蘇人民之間的友誼，做了許多事情。奧托·科爾費斯不是單槍匹馬地幹，許多德國將軍、軍官和士兵懂得了真理之後，都開始為和平、為新的德國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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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法西斯軍隊的南集團被消滅後，盡管局勢已很明朗，即全殲敵北集團已是輕而易舉的事，然而，敵人仍在負隅頑抗。
1943年2月2日清晨，我和古羅夫一起來到設在“紅十月”工廠辦公樓的廢墟上的觀察所。師長柳德尼科夫、索科洛夫和戈裏什內的觀察所都離這兒不遠。第62集團軍對拖拉機廠和“街壘”工廠及這兩個廠的居住區實施了最後一次突擊。參加進攻的部隊有戈裏什內師、索科洛夫師、柳德尼科夫師、古裏耶夫師、羅季姆采夫師和施特戈裏爾旅。友鄰的各集團軍的部隊也同時從西、西北向敵北集團發起進攻。進攻於中午12時開始。
炮火準備很短促，隻對可見目標進行了直接瞄準射擊。我們清楚地看到，敵人是怎樣在廢墟裏抱頭鼠竄。我步兵和坦克隨即發起進攻。
殘餘的希特勒分子抵擋不住最後的攻擊。他們舉起雙手投降，刺刀上綁著白布條。
成千上萬的德軍俘虜從我們身旁走過。他們朝著近6個月以來一直想突破的伏爾加河、伏爾加河彼岸走去。所有士兵和軍士都虛弱已極，衣服上爬滿了虱子。他們衣衫襤褸，令人不忍目睹。盡管已是零下30度的嚴寒，有些人還赤著腳。然而，德國的軍官們，個個全身披掛，都是肥肥胖胖的，口袋裏裝滿香腸和其它食物，看來是分配“可憐的口糧”後剩下的。
第62集團軍軍事委員會全體成員、各師師長和部分團長，聚集在“紅十月”工廠被炮火毀壞了的辦公樓裏的最後一個觀察所裏，高興地互相祝賀勝利，懷念未能活到今天的戰友。
希特勒早在1942年11月就下過保證，要解救被圍部隊，現在已不得不正式承認慘敗，並宣布舉行三天的哀悼。
被圍殲在伏爾加河畔的敵第6集團軍和坦克第4集團軍的部分部隊，是一支突擊集團軍，共擁有22個配備大量加強兵器的師，兵力上超過1個方麵軍軍團。
希特勒很為第6集團軍、為它的機動能力和突擊能力、為它的全體官兵而感到驕傲。該集團軍各師是由“純血統的阿利安人”組成。例如，步兵第79師是在1942年8月組建，幾乎全部由20至27歲的青年組成。據俘虜自己說，該師每5個士兵中就有1個納粹黨員。
第6集團軍司令官弗裏德裏希·保盧斯和坦克第4集團軍司令官霍特上將就是德國將官中的典型代表。在攻擊伏爾加河上的這座堡壘時，保盧斯52歲，52年中他在德國服役了33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是一名隊列軍官，大戰結束時，他成為參謀總部的一名參謀。1918年德軍戰敗後，保盧斯沒有退役，還在軍事部服務了很長時間，後來在坦克司令部任參謀長，積極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準備工作。
希特勒掌權後，保盧斯被提拔到賴歇瑙元帥指揮的集團軍參謀長的崗位上。保盧斯隨該集團軍在1939年秋進軍波蘭，1940年參與了攻陷法國的戰爭。1940年9月，保盧斯被任命為德軍參謀總部軍需部長。1941年1月，晉升為坦克兵將軍。在進攻蘇聯前夕，已成為希特勒的將軍們中舉足輕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