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集團軍在伏爾加河畔被圍殲期間,希特勒獎給保盧斯佩戴鐵十字騎士勳章用的“橡樹葉”,並授予他元帥軍銜。


    第6集團軍承擔過許多極重要的任務。1940年5月10日,該集團軍遵照希特勒的命令,背信棄義地第一個侵入比利時國土。它在阿貝特運河突破了比利時部隊的抵抗之後,旋風式地占領了全國,給比利時帶來了死亡和毀滅。第6集團軍各師蹂躪過歐洲許多國家,到過布魯塞爾和巴黎。


    1941年,希特勒把第6集團軍調到東方來對付蘇聯。它在哈爾科夫地域參加過許多戰鬥,奪取了烏克蘭的許多城市,並在1942年從那兒進軍伏爾加河。該集團軍被委以重任,承擔了1942年南方作戰計劃的最重要的任務—奪取伏爾加河上的要塞。


    希特勒企圖為已覆滅的第6集團軍戴上騙人的光環,以掩蓋自己戰略計劃的失敗。1943年1月30日,希特勒大本營發表一個特別公告,其中說道:“俄國人建議第6集團軍的士兵投降,然而,德國士兵無一例外地都繼續在原地堅持戰鬥。”第二天大本營又廣播說:“有少數德國士兵和盟國士兵向蘇聯軍隊投降。”這所謂“少數”卻足足有9萬1千多人。對已當了戰俘的2500名軍官、24名將軍和保盧斯元帥本人的命運,希特勒卻閉口不提。


    蘇軍在伏爾加河畔殲滅了法西斯最強大的軍事集團之一—“b”集團軍群,爾後,又殲滅了由裝備齊全的精銳部隊組成的“頓河”集團軍群。該軍事集團被殲滅後,僅在史達林格勒及其郊區就收殮和埋葬了約14萬希特勒分子的屍體。在長達200個日日夜夜的爭奪史達林格勒的戰鬥中,德軍統帥部付出了包括死傷、失蹤和被俘在內的至少150萬人的代價。


    我們在阿赫圖巴河一帶的村莊裏駐紮了約1個月。在這段時間內,第62集團軍各師基本上得到休整補充,得到了新的武器,並準備登上軍用列車向西開進,趕上遠去的戰線。


    祖國給予防禦史達林格勒的各部隊和各師許多優厚的獎勵。幾乎所有的師、團都被授予近衛軍稱號。第62集團軍也改為近衛第8集團軍。在指揮員和戰士們的胸前都戴上了“近衛軍”徽章。


    在奔赴前線前夕,我們為軍事委員會委員庫茲馬·阿基莫維奇·古羅夫調往新的工作崗位舉行了歡送會。師級政委、後來擢升為中將的古羅夫,對我們大家來說首先是一位戰友。從戰鬥開始以來,他一直在河右岸與我們同甘共苦,一起分擔受挫折時的痛苦和分享勝利時的喜悅。而現在卻分手了……


    我們將庫茲馬·阿基莫維奇送出中阿赫圖巴村。去送行的有克雷洛夫、華西裏耶夫、波紮爾斯基、魏因魯布、特卡琴科、別列傑夫和我。誰也沒說一句離別的話和祝願的詞,但我們都與古羅夫擁抱吻別。雖然我們大家眼裏含著眼淚,古羅夫卻比別人更難過:他走了,而我們留了下來……


    k·a·古羅夫是個意誌堅強、非常冷靜的人。記得有一次我們都站在伏爾加河岸上,炸彈片穿了他的遮耳冬帽。他摘下帽子,看了我們一眼,微笑著說:“破是破了點,但還能戴。”


    他是個善於把嚴格的黨紀和軍紀同令人信服的語言結合起來的堅持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人。他善於及時地在政治中保證所有戰鬥計劃和措施的實施,不論這些計劃和措施什麽時候實施。他深入研究人的思想,他一旦選定哪個人之後,就給予信任,從不用繁瑣的監督去對待別人。他經常對我說:“這些匯報應當查實一下,而那一些是真實的”。事實上,也的確象他說的一樣。在生活中,他是個愉快的人,和他在一起從不會感到寂寞。


    送走自己的同誌和戰友庫茲馬·阿基莫維奇後,我們仿佛很孤單,經常想念他。1943年8月,古羅夫犧牲的消息使我們感到非常震驚。他過早地離開了我們,再也不能和我們一起分享全麵勝利的喜悅了。我們將永遠懷念庫茲馬·阿基莫維奇……


    我們開始登上軍用列車,向西、向前線開去。第62集團軍轉移到北頓涅茨河的庫皮揚斯克地域。集團軍司令部在沃羅波諾沃車站上車。白天,我到集團軍編成內各師上車的車站巡視一遍,黃昏時我來到沃羅波諾沃。


    傳來機車的鳴笛聲、車輪的震動聲和有節奏的敲擊聲。我們每個人都默默地說:


    “再見吧!伏爾加河!再見吧!你這飽經滄桑、受盡戰火煎熬和洗禮的城市!我們還能再見到你嗎?到那時你該是什麽樣子、再見吧!長眠在這塊浸染著鮮血的土地裏的戰友們!


    我們就要向西挺進,我們的責任就是為你們報仇……”


    我戎馬生涯中最艱難、最重要的一個時期,就這樣結束了。


    北頓涅茨河1


    當我去思考史達林格勒會戰之後接連發生的事件的意義時,進軍柏林已成定局。我的思緒一再回到那些令人難以忘懷的往事。它們使我確信,蘇聯軍人思想上的轉折——決不能再往後退!正是在伏爾加河的接近地上最明顯的地表現出來。


    希特勒的將軍們和軍官們不會感覺不到蘇軍心理上的這種無形的轉折。


    我作為原第62集團軍的司令員。也曾鄭重地宣布過:隻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即在最後一名城市保衛者被打死的情況下,敵人才有可能占領史達林格勒。我們向黨、向人民發過誓言:“寧死不屈!”隻有犧牲了才能使我們的解除誓言。這一信念的產生,不僅僅是由於對戰略形勢的認識,而且也是出於對扼守城市的必要性的理解。這是神聖的使命。它反映了我集團軍將士們思想上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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