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陳獨秀離開南京到了武漢，1938年7月又到了四川，最終在四川江津定居。1942年5月27日夜，陳獨秀在江津辭世。社會各界聞訊都發表悼念文字。陳獨秀臥病和辭世期間，共收到各界人士捐贈的醫藥費和賻儀費法幣33750元，其中包括蔣介石送來的10000元。也許是覺得不值一提，也許是因為正忙於“整風”，對陳獨秀的死，延安方麵保持了沉默。
如今，我常在滬寧線上行走。坐在火車上，我仿佛仍能聽到陳獨秀當年留下的鼾聲。那一夜，在押送陳獨秀的火車上，發出鼾聲的一定不隻陳獨秀一人，但其他的聲音都隨風而去，獨有陳獨秀的鼾聲至今仍清晰可聞。這鼾聲告訴我，這個人盡管在政治信念和個人生活上都可挑出或大或小的毛病，但在胸懷坦蕩上卻少有人可與之相比。這是一個通體透明的人，一個不知陰謀詭計為何物的人，一個喜怒不屑於藏於心的人。這鼾聲也在告訴我，什麽叫大英雄，什麽叫真豪傑。
2002年2月8日夜匆就
二胡的“反黨”——談談胡適與胡風
二胡的“反黨”(1)
——談談胡適與胡風
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幹部和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通知”說：“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對胡適派思想的批判已經初步展開，對胡風及其一派的文藝思想的批判亦將展開。”既然在這莊嚴的“中央文件”中，胡適和胡風就連在了一起，那我把這二胡放在一起談一談，就並非全無道理。當年，在批胡適的運動剛剛展開時，中共中央就在布署批胡風的工作了。對胡適的批判尚未結束，對胡風的批判就已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在批判胡風的合唱中，有一句唱詞這樣把二胡連在了一起：“胡風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風與胡適的區別是一種灰色蛇與白色蛇的區別”。對二胡的批判過後，似乎姓胡者便矮人一截。胡明先生所著的《胡適傳論》中說：“胡適批倒，緊接著的胡風被捕——胡風集團的揭露與肅清，全國知識階層心態驟變，風聲肅然。圈子裏的人噤若寒蟬，談‘胡’色變。”以致於“文藝創作的心理也發生了奇特的變化”，許多文藝作品中的重要反麵人物都姓起“胡”來，如《戰鬥的青春》中有胡文玉，《智取威虎山》中有胡彪（“文革”開始後一度改為“胡標”，林彪垮台後又改為“胡彪”），《沙家浜》中有胡傳葵，《閃閃的紅星》中有胡漢三，等等。胡適與胡風在五十年代共同為胡姓抹了一回黑，也使得人們在說到此胡時容易想到彼胡。
但使得我把二人想在一起的，並不僅是五十年代在共產黨政權下二人同受批判，而且還因為各自都蒙受過“反黨”的罪名：胡適曾被國民黨當局斥為“反黨”，而共產黨當局也曾把“反黨”的帽子戴在胡風頭上。胡適與國民黨的關係，和胡風與共產黨的關係，也不無相似之處。對於國民黨來說，胡適是“黨外著名人士”，是要充分利用和借重的人物。胡風雖與胡適不在一個重量級上，但也是相當有影響的文化名人，因此，在共產黨的棋局上，他也曾是很重要的“同路人”，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黨外資源”。不過，作為國民黨的“黨外人士”的胡適對於國民黨的感情、心態，與作為共產黨的“黨外人士”的胡風對共產黨的感情、心態，卻是有著本質差別的。同被指為“反黨”，內裏的情形有雲泥之別，而後果也大為不同。
胡適對於國民黨政權，始終是擁護與批判並存的。國民黨極力要利用和借重胡適，而在一般情況下，胡適也甘願被國民黨所利用和借重，尤其每當國民黨處於危急關頭，胡適都會不辭勞苦地接受“差遣”，有時甚至是積極主動地為蔣介石“保駕護航”。例如，“西安事變”發生後，胡適立即發表了《張學良的叛國》一文，指出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張學良劫持國家統帥的行為，是十足的“叛國禍國”，並或明或暗地對共產黨的幕後操縱予以“揭露”和斥責。在1636年12月13日的日記中，胡適又這樣談到張學良：“漢卿為人有小聰明，而根基太壞。到如今還不曾成熟，就為小人所誤”。從胡適對張學良的痛恨，可看出胡適是極不願看到蔣介石政權垮台的，晚年定居台灣後，胡適更是當麵向蔣介石表示：“我願意用我的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理由是“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麽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轉引自黃艾仁《胡適與中國名人》一書）但如果從胡適維護蔣介石政權的言行中，得出胡適對國民黨一往情深、對蔣介石無限熱愛的結論，那就大錯特錯了。對蔣介石和他所主宰的國民黨，胡適的失望常常遠遠大於希望、懷疑往往遠遠大於信任。對蔣介石，對國民黨，胡適內心深處談不上絲毫“熱愛”、“敬仰”、“祟拜”，相反，在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長期觀察和與之打交道的過程中，胡適不隻一次地體驗到某種程度的絕望。那麽，胡適為何每在緊要關頭都明確地與蔣介石政府站在一起呢？這是基於他的這樣一種看法：蔣介石政府雖千不好萬不好，但這個政府是當時中國的客觀存在，也是中國人民不得不接受的既存事實；在當時的中國，如果把蔣介石政府從根本上推翻，那結局即便不會更糟，也決不會更好，而人民卻要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因此維持住這個政府，在胡適看來有非同尋常的必要。但胡適的要維持住民國政府，與蔣介石的要維持住國民黨政權，卻又有著重大差別。如果說蔣介石在很大程度上將維持自己的統治作為目的，是為維持而維持，那胡適則純然是把維持民國政府作為最終將中國建成一個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國家的手段，換句話說，胡適是為了能最終從根本上改造蔣介石政府而先維持住這個政府的，因為在胡適看來，如果這個政府垮了，那就連可供改造的對象都沒有了，中國的自由民主進程就會大踏步地後退，就會走許多彎路，“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麽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雲雲，都應該作如是觀。自從國民黨建立全國性的政權後，胡適對之就是維護與批判並存，道理也就在這裏。維護它是為了能批判它並一點一滴地改造它。批判，是維護的前提，如果不允許批判，那對之的維護也就毫無意義。在胡適看來，國民黨隻要還允許對它做出批判，隻要還能在某種程度上接受對它的批判，那中國就還有一步一步地走向自由民主的希望。胡適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在一定意義上，像是一個父親與雖極不爭氣但卻是唯一的兒子的關係。這個兒子雖很不長進，很不肯走正路，很沒有出息，但卻是唯一的兒子，舍此別無其他子女，因此，也就難以與他斷絕關係。非但斷絕不了關係，還隻有把全部的希望，把老年的依靠，都寄托在他身上。當然，為了讓他能有所長進，能走上正路，能有些出息，這個父親就得不停地教育他、引導他、改造他。
如今，我常在滬寧線上行走。坐在火車上，我仿佛仍能聽到陳獨秀當年留下的鼾聲。那一夜，在押送陳獨秀的火車上，發出鼾聲的一定不隻陳獨秀一人，但其他的聲音都隨風而去，獨有陳獨秀的鼾聲至今仍清晰可聞。這鼾聲告訴我，這個人盡管在政治信念和個人生活上都可挑出或大或小的毛病，但在胸懷坦蕩上卻少有人可與之相比。這是一個通體透明的人，一個不知陰謀詭計為何物的人，一個喜怒不屑於藏於心的人。這鼾聲也在告訴我，什麽叫大英雄，什麽叫真豪傑。
2002年2月8日夜匆就
二胡的“反黨”——談談胡適與胡風
二胡的“反黨”(1)
——談談胡適與胡風
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幹部和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通知”說：“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對胡適派思想的批判已經初步展開，對胡風及其一派的文藝思想的批判亦將展開。”既然在這莊嚴的“中央文件”中，胡適和胡風就連在了一起，那我把這二胡放在一起談一談，就並非全無道理。當年，在批胡適的運動剛剛展開時，中共中央就在布署批胡風的工作了。對胡適的批判尚未結束，對胡風的批判就已緊鑼密鼓地開始了。在批判胡風的合唱中，有一句唱詞這樣把二胡連在了一起：“胡風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風與胡適的區別是一種灰色蛇與白色蛇的區別”。對二胡的批判過後，似乎姓胡者便矮人一截。胡明先生所著的《胡適傳論》中說：“胡適批倒，緊接著的胡風被捕——胡風集團的揭露與肅清，全國知識階層心態驟變，風聲肅然。圈子裏的人噤若寒蟬，談‘胡’色變。”以致於“文藝創作的心理也發生了奇特的變化”，許多文藝作品中的重要反麵人物都姓起“胡”來，如《戰鬥的青春》中有胡文玉，《智取威虎山》中有胡彪（“文革”開始後一度改為“胡標”，林彪垮台後又改為“胡彪”），《沙家浜》中有胡傳葵，《閃閃的紅星》中有胡漢三，等等。胡適與胡風在五十年代共同為胡姓抹了一回黑，也使得人們在說到此胡時容易想到彼胡。
但使得我把二人想在一起的，並不僅是五十年代在共產黨政權下二人同受批判，而且還因為各自都蒙受過“反黨”的罪名：胡適曾被國民黨當局斥為“反黨”，而共產黨當局也曾把“反黨”的帽子戴在胡風頭上。胡適與國民黨的關係，和胡風與共產黨的關係，也不無相似之處。對於國民黨來說，胡適是“黨外著名人士”，是要充分利用和借重的人物。胡風雖與胡適不在一個重量級上，但也是相當有影響的文化名人，因此，在共產黨的棋局上，他也曾是很重要的“同路人”，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黨外資源”。不過，作為國民黨的“黨外人士”的胡適對於國民黨的感情、心態，與作為共產黨的“黨外人士”的胡風對共產黨的感情、心態，卻是有著本質差別的。同被指為“反黨”，內裏的情形有雲泥之別，而後果也大為不同。
胡適對於國民黨政權，始終是擁護與批判並存的。國民黨極力要利用和借重胡適，而在一般情況下，胡適也甘願被國民黨所利用和借重，尤其每當國民黨處於危急關頭，胡適都會不辭勞苦地接受“差遣”，有時甚至是積極主動地為蔣介石“保駕護航”。例如，“西安事變”發生後，胡適立即發表了《張學良的叛國》一文，指出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張學良劫持國家統帥的行為，是十足的“叛國禍國”，並或明或暗地對共產黨的幕後操縱予以“揭露”和斥責。在1636年12月13日的日記中，胡適又這樣談到張學良：“漢卿為人有小聰明，而根基太壞。到如今還不曾成熟，就為小人所誤”。從胡適對張學良的痛恨，可看出胡適是極不願看到蔣介石政權垮台的，晚年定居台灣後，胡適更是當麵向蔣介石表示：“我願意用我的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理由是“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麽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轉引自黃艾仁《胡適與中國名人》一書）但如果從胡適維護蔣介石政權的言行中，得出胡適對國民黨一往情深、對蔣介石無限熱愛的結論，那就大錯特錯了。對蔣介石和他所主宰的國民黨，胡適的失望常常遠遠大於希望、懷疑往往遠遠大於信任。對蔣介石，對國民黨，胡適內心深處談不上絲毫“熱愛”、“敬仰”、“祟拜”，相反，在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長期觀察和與之打交道的過程中，胡適不隻一次地體驗到某種程度的絕望。那麽，胡適為何每在緊要關頭都明確地與蔣介石政府站在一起呢？這是基於他的這樣一種看法：蔣介石政府雖千不好萬不好，但這個政府是當時中國的客觀存在，也是中國人民不得不接受的既存事實；在當時的中國，如果把蔣介石政府從根本上推翻，那結局即便不會更糟，也決不會更好，而人民卻要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因此維持住這個政府，在胡適看來有非同尋常的必要。但胡適的要維持住民國政府，與蔣介石的要維持住國民黨政權，卻又有著重大差別。如果說蔣介石在很大程度上將維持自己的統治作為目的，是為維持而維持，那胡適則純然是把維持民國政府作為最終將中國建成一個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國家的手段，換句話說，胡適是為了能最終從根本上改造蔣介石政府而先維持住這個政府的，因為在胡適看來，如果這個政府垮了，那就連可供改造的對象都沒有了，中國的自由民主進程就會大踏步地後退，就會走許多彎路，“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麽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雲雲，都應該作如是觀。自從國民黨建立全國性的政權後，胡適對之就是維護與批判並存，道理也就在這裏。維護它是為了能批判它並一點一滴地改造它。批判，是維護的前提，如果不允許批判，那對之的維護也就毫無意義。在胡適看來，國民黨隻要還允許對它做出批判，隻要還能在某種程度上接受對它的批判，那中國就還有一步一步地走向自由民主的希望。胡適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在一定意義上，像是一個父親與雖極不爭氣但卻是唯一的兒子的關係。這個兒子雖很不長進，很不肯走正路，很沒有出息，但卻是唯一的兒子，舍此別無其他子女，因此，也就難以與他斷絕關係。非但斷絕不了關係，還隻有把全部的希望，把老年的依靠，都寄托在他身上。當然，為了讓他能有所長進，能走上正路，能有些出息，這個父親就得不停地教育他、引導他、改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