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理結果，陳獨秀被判有期徒刑13年，後經上訴，改判為八年。在獄中，陳獨秀潛心研究文字學。這並非是為了消磨時光，也是與他的社會理想緊密相關的。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說到陳獨秀的獄中生活時，寫道：“他對文字學最有興趣，成天埋頭研究《說文》。據他說從文字的形成和發展，可以看到社會和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在獄中陪同在陳獨秀左右的濮清泉還寫下過這樣一件趣事：“關於研究文字學，有一段笑話，江蘇南通有一位姓程的老先生也是小學家，因慕陳獨秀之名，來到監獄裏看他，兩人一見如故，初期互道欽佩，中期交換著作，也互稱對方有卓見，後期爭論起來，鬧到麵紅耳赤，互斥淺薄，兩人都高聲大叫，拍桌對罵，幸而沒有動武。原因是，為了一個父字，陳獨秀說父字明明畫著一個人，以手執仗，指揮家人行事。而那位程先生說，父字明明是捧著一盆火，教人炊飯。陳說你不通，程說你不通；陳說你淺薄，程也說你淺薄。我好不容易把他倆勸開，說學術討論應心平氣和，不應發火，我謅了幾句打油詩嘲諷他倆：‘一曰執仗一曰火，二翁不該動肝火，你不通來我不通，究竟誰人是淺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隻是板桌，異日爭論平心氣，幸勿動怒敲腦殼。’程老先生笑了，陳獨秀罵我‘你這小鬼淺薄’，‘我要敲你腦殼’。”然而，“隔了一會，陳獨秀又和程老先生和好了。他寫了一封信給羅家倫（當時中央大學校長），推薦程老先生教文史，羅家倫以程老先生迷信鬼神而拒絕了。”
陳獨秀被捕後表現出的政治氣概和人格風範，是當時的大小報刊眾口稱讚的。不過，要說其時中國大地上的所有報刊都如此口吻，卻也不盡然。讀王觀泉先生的《新聞選擇的法眼和良心》（收入作者的《人，在歷史的漩渦中》一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一文，我才知道其時在江西瑞金出版的《紅色中華》，便對陳獨秀大潑髒水，極盡造謠汙衊之能事。《紅色中華》創刊於1931年12月，初為周刊，是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1933年2月改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國總工會和共青團中央四家合屬的機關報，周二刊。據王觀泉文章說，《紅色中華》共發表六篇關於陳獨秀被捕一事的消息、綜合報導和述評：“這些消息和報導集中歪曲和誣陷陳獨秀------全部消息中充塞諸如‘陳獨秀的國民黨官到手矣’，‘開庭審訊時，陳彭（按指與陳獨秀同時被捕和受審的彭述之）等都服服帖帖’，‘托陳取消派跪在國民黨法庭麵前如此討饒------以至起作用，大做其官咧’，陳獨秀被捕‘或者還會因禍得福做幾天蔣家官僚哩’，等等不一而足，如此這般汙衊陷害，實在令人齒冷。”正如王觀泉先生所說：“這些謊言登在黨報上騙騙蘇區的黨員和老百姓，大概是有點轟動效應的”。
留在滬寧線上的鼾聲(3)
“西安事變”爆發後，陳獨秀在獄中聞訊大喜，以為蔣介石此番定“難逃活命”。然而，十多天後，陳獨秀等在夢中被爆竹聲驚醒，這一夜，南京城爆竹聲通宵達旦，原來是市民慶祝蔣介石平安歸來。他這才意識到，蔣介石還是有“群眾基礎”的。有人告訴他，這爆竹可能是警察下令放的，陳獨秀則說“下命令放的，最多放個把小時，昨天放了一夜，能說是命令的作用嗎？我看南京的人民是相當擁護他的。”（見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當然，意識到這一點，令其時的陳獨秀頗為沮喪。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日寇開始全麵侵華。8月15日，日軍飛機開始對南京進行大規模轟炸。有一天，炸彈落到了囚禁陳獨秀的老虎橋監獄，陳獨秀及時躲到床底才免受傷害。也就在這一天，原北京大學學生、時任金陵女子大學中文係主任的陳中凡先生來探望陳獨秀，見此情景，陳中凡回去後即與正在南京參加會議的胡適和張伯苓（葉任南開大學校長）相商，謀求當局提前釋放陳獨秀。據陳中凡在《陳仲甫先生印象記》中說，當時國民黨方麵暗示陳獨秀“隻要本人具悔過書，立即釋放”，陳獨秀則憤怒地表示：“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並聲明“不要人保”，“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願”。（轉引自唐寶林等編《陳獨秀年譜》）但陳獨秀的友人們仍積極為其奔走，以胡適最為盡力。胡適其時剛被蔣介石委以重任，即以非官方身份赴歐美訪問遊說，揭露日軍侵華暴行，同時爭取各民主國家對中國的同情與支持，可謂受命於危難之時。出國在即的胡適致函其時在國民政府中握有重權的汪精衛，請汪與蔣商量，提前釋放陳獨秀。汪精衛於8月19日復函胡適，告知“已商蔣先生轉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先生矣”。8月21日，司法院便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遞了“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國民政府當即批準。8月23日，陳獨秀出獄，先住在傅斯年家，後因陳宅附近也屢遭空襲，又住進了陳中凡家。9月8日，胡適也離開南京，踏上了征程。順便說一句，從陳獨秀第二次被捕起，此後的每次入獄，胡適都積極參與了營救。
陳獨秀出獄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致函《申報》編輯部，為自己辯誣。原來，司法院在給國民政府的呈文中，有陳獨秀“愛國情殷，蓋深自悔悟”之語，《申報》發表了此呈文。陳獨秀於8月25日致函《申報》道：“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五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獄之賠償，亦希望社會人士，尤其是新聞界勿加以難堪之汙衊也。”
陳獨秀被捕後表現出的政治氣概和人格風範，是當時的大小報刊眾口稱讚的。不過，要說其時中國大地上的所有報刊都如此口吻，卻也不盡然。讀王觀泉先生的《新聞選擇的法眼和良心》（收入作者的《人，在歷史的漩渦中》一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一文，我才知道其時在江西瑞金出版的《紅色中華》，便對陳獨秀大潑髒水，極盡造謠汙衊之能事。《紅色中華》創刊於1931年12月，初為周刊，是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1933年2月改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國總工會和共青團中央四家合屬的機關報，周二刊。據王觀泉文章說，《紅色中華》共發表六篇關於陳獨秀被捕一事的消息、綜合報導和述評：“這些消息和報導集中歪曲和誣陷陳獨秀------全部消息中充塞諸如‘陳獨秀的國民黨官到手矣’，‘開庭審訊時，陳彭（按指與陳獨秀同時被捕和受審的彭述之）等都服服帖帖’，‘托陳取消派跪在國民黨法庭麵前如此討饒------以至起作用，大做其官咧’，陳獨秀被捕‘或者還會因禍得福做幾天蔣家官僚哩’，等等不一而足，如此這般汙衊陷害，實在令人齒冷。”正如王觀泉先生所說：“這些謊言登在黨報上騙騙蘇區的黨員和老百姓，大概是有點轟動效應的”。
留在滬寧線上的鼾聲(3)
“西安事變”爆發後，陳獨秀在獄中聞訊大喜，以為蔣介石此番定“難逃活命”。然而，十多天後，陳獨秀等在夢中被爆竹聲驚醒，這一夜，南京城爆竹聲通宵達旦，原來是市民慶祝蔣介石平安歸來。他這才意識到，蔣介石還是有“群眾基礎”的。有人告訴他，這爆竹可能是警察下令放的，陳獨秀則說“下命令放的，最多放個把小時，昨天放了一夜，能說是命令的作用嗎？我看南京的人民是相當擁護他的。”（見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當然，意識到這一點，令其時的陳獨秀頗為沮喪。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日寇開始全麵侵華。8月15日，日軍飛機開始對南京進行大規模轟炸。有一天，炸彈落到了囚禁陳獨秀的老虎橋監獄，陳獨秀及時躲到床底才免受傷害。也就在這一天，原北京大學學生、時任金陵女子大學中文係主任的陳中凡先生來探望陳獨秀，見此情景，陳中凡回去後即與正在南京參加會議的胡適和張伯苓（葉任南開大學校長）相商，謀求當局提前釋放陳獨秀。據陳中凡在《陳仲甫先生印象記》中說，當時國民黨方麵暗示陳獨秀“隻要本人具悔過書，立即釋放”，陳獨秀則憤怒地表示：“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並聲明“不要人保”，“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願”。（轉引自唐寶林等編《陳獨秀年譜》）但陳獨秀的友人們仍積極為其奔走，以胡適最為盡力。胡適其時剛被蔣介石委以重任，即以非官方身份赴歐美訪問遊說，揭露日軍侵華暴行，同時爭取各民主國家對中國的同情與支持，可謂受命於危難之時。出國在即的胡適致函其時在國民政府中握有重權的汪精衛，請汪與蔣商量，提前釋放陳獨秀。汪精衛於8月19日復函胡適，告知“已商蔣先生轉司法院設法開釋陳獨秀先生矣”。8月21日，司法院便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遞了“請將陳獨秀減刑”的公文，國民政府當即批準。8月23日，陳獨秀出獄，先住在傅斯年家，後因陳宅附近也屢遭空襲，又住進了陳中凡家。9月8日，胡適也離開南京，踏上了征程。順便說一句，從陳獨秀第二次被捕起，此後的每次入獄，胡適都積極參與了營救。
陳獨秀出獄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致函《申報》編輯部，為自己辯誣。原來，司法院在給國民政府的呈文中，有陳獨秀“愛國情殷，蓋深自悔悟”之語，《申報》發表了此呈文。陳獨秀於8月25日致函《申報》道：“鄙人辛苦獄中，於今五載。茲讀政府明令，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獄之賠償，亦希望社會人士，尤其是新聞界勿加以難堪之汙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