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的“反黨”(2)
明白了這道理，就不難理解胡適為何長期對國民黨持一種既擁護又批判的態度了。數十年間，胡適與國民黨之間關係的基本麵貌，可用合作與對抗來說明。即便在胡適與國民黨政權合作得最緊密的時期，這種對抗也仍然存在。很嚴重的對抗並招致國民黨的打壓，有兩次。一次是在1929年的“人權運動”時期，一次是晚年支持台灣的雷震等人組建“反對黨”時期。這裏隻簡略說說“人權運動”時期的情形。國民黨建立全國性的政權後，蔣介石便開始極力推行“一黨專政”，並積極謀求個人獨裁，明顯地表現出以黨代政、以黨代法的傾向。麵對此種局勢，以胡適為領袖的“新月派”掀起了一場“人權運動”，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對蔣介石本人，也發出了指名道姓的斥責。在“人權運動”期間，胡適一人就發表了《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麽時候才可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名教》等文章，不僅對國民黨做出嚴厲的批判，而且矛頭直指已被國民黨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祖師的孫中山和已被國民黨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全黨最高領袖”的蔣介石。在《人權與約法》中，胡適指出“今日我們最感覺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或假借政府與黨部的機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在胡適舉出的國民黨侵犯人權的事例中，有一例就是直接針對蔣介石的：“如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按即劉文典），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隻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隻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胡適的《我們什麽時候才可有憲法？》和《知難，行亦不易》兩文，則是指名道姓地批判“國父”孫中山的，前者批判的是孫中山製定的“建國大綱”，後者批判的是孫中山“行易知難”的“哲學思想”。在前者中，胡適指出“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錯誤在於誤認憲法不能與訓政同時並立”，因為“我們須要明白，憲法的大功用不但在於規定人民的權利，更重要的是規定政府各機關的權限。立一個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機關不得逾越他們的法定權限，使他們不得侵犯人民的權利，——這才是民主政治的訓練。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於許多長衫同誌和小同誌，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麽樣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罷？”在這裏，胡適指著蔣介石的鼻子，要求他早日甘當“民主政治”方麵的小學生。《知難，行亦不易》，更是對孫中山“行易知難說”的係統批駁。《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則是胡適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上，對國民黨“反動思想”的嚴厲清算。胡適認為，國民黨執政後，在幾個十分重要的方麵都背叛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因而是一種“反動”。文章一開頭，就引述了國民黨的中宣部長葉楚傖歌頌傳統文化、宣稱“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之類的話，然後指出：“我們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不能不宣告葉部長在思想上是一個反動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接著，從“文學革命”、“思想自由”、“文化問題”三個方麵，論證了國民黨的“反動”，並且說：“我們要明白指出國民黨裏有許多思想在我們新文化運動者眼裏是很反動的。如果國民黨的青年人們不能自覺地糾正這種反動思想，那麽，國民黨將來隻能漸漸變成一個反時代的集團，決不能作時代的領導者，決不能擔負建立中國新文化的責任。------國民黨的忠實同誌如果不願意自居反動之名，應該做點真實不反動的事業來給我們看看。”胡適在為國民黨確立了幾條改革目標後說：“如果這幾件最低限度的改革還不能做到，那麽，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有人會替國民黨上‘反動’的諡號的。”
不久，“人權運動”中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出版，胡適所作的序言中說；“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胡適對國民黨的反抗，不僅表現為言論，也體現在行動上。其時，在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內，不掛國民黨黨旗，不舉行“總理紀念周”活動，這更是對國民黨極力推行的一黨專政的抗拒。
麵對胡適等人的“挑戰”，國民黨方麵立即行動起來，上海、北平、天津、青島、江蘇、南京等省市的黨部一哄而上，群情激憤地要求“嚴懲豎儒胡適”、“查辦喪行文人胡適”、“緝辦無聊文人胡適”，後由教育部發出“訓令”，對胡適予以警告。與此同時，國民黨方麵開動宣傳機器，對胡適進行大規模的圍剿，各種謾罵、攻擊的文字充斥上海的《民國日報》、南京的《中央日報》等報刊。這些批胡文章的一個中心論點是認為胡適的言行已確鑿無疑地構成了“反黨罪”。在批胡運動中，國民黨要人潘公展親自督戰，後又將這些文章彙編成《評胡適反黨義近著》第一輯出版，潘公展為此書題簽書名，並且預告還要出版第二輯。批判胡適的文章結集出版，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我們知道，大陸五十年代的批胡文章，曾彙編成八大輯，由三聯書店以《胡適思想批判》為名陸續出版，其他一些出版社也出版了類似的批判文集。與大陸批判胡適運動幾乎同時，台灣也開展了清算胡適“思想毒素”的運動，蔣經國所控製的“國防部總政治部”印發了《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對胡適發動了總攻擊。倘有人將1929年出版的《評胡適反黨義近著》、1955～1956年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和1957年印發的《向毒素思想總攻擊》進行比較，一定饒有趣味。1955年6月，新文藝出版社曾出版過由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編輯的《胡風文藝思想批判》。批判自己的文章被結集出版，現代中國文化人中獲此“殊榮”者，除了這二胡，我想不起還有誰。而從國共兩方麵都受到以此種方式表示的重視者，似乎隻有一個胡適，僅此一點，也可見出胡適在現代中國的“分量”。
明白了這道理，就不難理解胡適為何長期對國民黨持一種既擁護又批判的態度了。數十年間，胡適與國民黨之間關係的基本麵貌，可用合作與對抗來說明。即便在胡適與國民黨政權合作得最緊密的時期，這種對抗也仍然存在。很嚴重的對抗並招致國民黨的打壓，有兩次。一次是在1929年的“人權運動”時期，一次是晚年支持台灣的雷震等人組建“反對黨”時期。這裏隻簡略說說“人權運動”時期的情形。國民黨建立全國性的政權後，蔣介石便開始極力推行“一黨專政”，並積極謀求個人獨裁，明顯地表現出以黨代政、以黨代法的傾向。麵對此種局勢，以胡適為領袖的“新月派”掀起了一場“人權運動”，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對蔣介石本人，也發出了指名道姓的斥責。在“人權運動”期間，胡適一人就發表了《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麽時候才可有憲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名教》等文章，不僅對國民黨做出嚴厲的批判，而且矛頭直指已被國民黨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祖師的孫中山和已被國民黨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全黨最高領袖”的蔣介石。在《人權與約法》中，胡適指出“今日我們最感覺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或假借政府與黨部的機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在胡適舉出的國民黨侵犯人權的事例中，有一例就是直接針對蔣介石的：“如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按即劉文典），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隻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隻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胡適的《我們什麽時候才可有憲法？》和《知難，行亦不易》兩文，則是指名道姓地批判“國父”孫中山的，前者批判的是孫中山製定的“建國大綱”，後者批判的是孫中山“行易知難”的“哲學思想”。在前者中，胡適指出“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錯誤在於誤認憲法不能與訓政同時並立”，因為“我們須要明白，憲法的大功用不但在於規定人民的權利，更重要的是規定政府各機關的權限。立一個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機關不得逾越他們的法定權限，使他們不得侵犯人民的權利，——這才是民主政治的訓練。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於許多長衫同誌和小同誌，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麽樣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罷？”在這裏，胡適指著蔣介石的鼻子，要求他早日甘當“民主政治”方麵的小學生。《知難，行亦不易》，更是對孫中山“行易知難說”的係統批駁。《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則是胡適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上，對國民黨“反動思想”的嚴厲清算。胡適認為，國民黨執政後，在幾個十分重要的方麵都背叛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因而是一種“反動”。文章一開頭，就引述了國民黨的中宣部長葉楚傖歌頌傳統文化、宣稱“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之類的話，然後指出：“我們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不能不宣告葉部長在思想上是一個反動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接著，從“文學革命”、“思想自由”、“文化問題”三個方麵，論證了國民黨的“反動”，並且說：“我們要明白指出國民黨裏有許多思想在我們新文化運動者眼裏是很反動的。如果國民黨的青年人們不能自覺地糾正這種反動思想，那麽，國民黨將來隻能漸漸變成一個反時代的集團，決不能作時代的領導者，決不能擔負建立中國新文化的責任。------國民黨的忠實同誌如果不願意自居反動之名，應該做點真實不反動的事業來給我們看看。”胡適在為國民黨確立了幾條改革目標後說：“如果這幾件最低限度的改革還不能做到，那麽，我的骨頭燒成灰，將來總有人會替國民黨上‘反動’的諡號的。”
不久，“人權運動”中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出版，胡適所作的序言中說；“我們所要建立的是批評國民黨的自由和批評孫中山的自由。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胡適對國民黨的反抗，不僅表現為言論，也體現在行動上。其時，在胡適任校長的中國公學內，不掛國民黨黨旗，不舉行“總理紀念周”活動，這更是對國民黨極力推行的一黨專政的抗拒。
麵對胡適等人的“挑戰”，國民黨方麵立即行動起來，上海、北平、天津、青島、江蘇、南京等省市的黨部一哄而上，群情激憤地要求“嚴懲豎儒胡適”、“查辦喪行文人胡適”、“緝辦無聊文人胡適”，後由教育部發出“訓令”，對胡適予以警告。與此同時，國民黨方麵開動宣傳機器，對胡適進行大規模的圍剿，各種謾罵、攻擊的文字充斥上海的《民國日報》、南京的《中央日報》等報刊。這些批胡文章的一個中心論點是認為胡適的言行已確鑿無疑地構成了“反黨罪”。在批胡運動中，國民黨要人潘公展親自督戰，後又將這些文章彙編成《評胡適反黨義近著》第一輯出版，潘公展為此書題簽書名，並且預告還要出版第二輯。批判胡適的文章結集出版，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我們知道，大陸五十年代的批胡文章，曾彙編成八大輯，由三聯書店以《胡適思想批判》為名陸續出版，其他一些出版社也出版了類似的批判文集。與大陸批判胡適運動幾乎同時，台灣也開展了清算胡適“思想毒素”的運動，蔣經國所控製的“國防部總政治部”印發了《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對胡適發動了總攻擊。倘有人將1929年出版的《評胡適反黨義近著》、1955～1956年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和1957年印發的《向毒素思想總攻擊》進行比較，一定饒有趣味。1955年6月，新文藝出版社曾出版過由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編輯的《胡風文藝思想批判》。批判自己的文章被結集出版，現代中國文化人中獲此“殊榮”者，除了這二胡，我想不起還有誰。而從國共兩方麵都受到以此種方式表示的重視者，似乎隻有一個胡適，僅此一點，也可見出胡適在現代中國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