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的本來麵目(9)
當然，《專治“健忘症”》這樣的文章，《鄭板橋和“板橋體”》中的那幾句話，是否在當時引起了毛澤東的誤解並令他銜恨，不得而知。但“文革”的發動之所以拿吳晗、鄧拓這幾人祭旗，目的是以此為突破口摧毀北京市委。吳晗、鄧拓們首當其衝，恐怕主要不在於他們寫了《海瑞罷官》、《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這些東西，而在於他們占據著北京市的要職。這也可謂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一層，早已是常識了。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的李琪，在批判“三家村”的運動開始後，私下裏對妻子李莉說：“這次運動是對準彭真和北京市委來的”。（34）“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發表，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戰略部署。因為拿吳晗開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鄧拓和吳晗都是《三家村劄記》專欄作者，抓出吳晗，自然也就抓出鄧拓。在江青、張春橋的日程表上，批判鄧拓和批判吳晗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表上。曾經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穆欣同誌，他在近作《劫後長憶》一書中寫道：‘從批判吳晗《海瑞罷官》開始，進一步以鄧拓為突破口，鋒芒直指彭真。江青當時就興高采烈地說：“一個吳晗挖出後麵就是一大堆啊！”’……”（35）挖出彭真當然也不是最終目的，彭真後麵還有鄧小平、劉少奇。所以，鄧拓、吳晗的被用來祭旗，實在並不因為他們寫了什麽東西。當時的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的命運可以作為一種反證。1966年5月17日，戚本禹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控鄧拓是“叛徒”的同時，也點名批判了李琪，此後，“全國的報紙和電台都開始批判他，……李琪想不通，滿腔悲憤，於7月10日晚結束了自己的生命。”（36）李琪是繼鄧拓之後又一個自殺的北京市委要員，而他並未罵過“健忘症”，也沒有歌頌過海瑞和鄭板橋。
曾在鄧拓領導下的《人民日報》工作的袁鷹這樣回憶鄧拓：“特別使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許多由於報紙宣傳需要的急就章。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一個重要的節日，一項急促的宣傳任務，報紙往往需要組織相應的版麵，包括文藝副刊在內。這也是我們無產階級報紙的傳統。這類約稿，時間的要求很急，常常不容許作者反覆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視為畏途，有的也的確不願意或不屑於撰寫這類詩文。但也有不少作者，的確是滿腔熱情地、誠心誠意地支持報紙的宣傳，樂於寫這類‘遵命文學’的。最使我們感佩，並且經常稱頌的是郭沫若同誌。鄧拓同誌也是這樣的詩人。他離開報社去當北京市委書記以後，仍然同我們保持經常的聯繫，有什麽要求，寫封短簡，或者晚上給他宿舍打個電話，一般都是有求必應，按期交稿。元旦或春節的副刊版麵，要登一首詞，而且最好用《慶春澤》、《東風第一枝》、《春風裊娜》這類不常用的詞牌（純粹因為詞牌的名字），按說實在有點違反常情，用現在的話說，不符合文藝創作規律。但是鄧拓同誌理解我們副刊編輯的用意，從不‘還價’，總是欣然命筆”。（37）這裏描繪的鄧拓，就接近鄧拓的本來麵目了。作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知識分子，鄧拓是樂於寫“遵命文學”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中的文章，也應作“遵命文學”看。
姚文元等人批判鄧拓的文章發表後，全國掀起了批判鄧拓等人的高潮。廣大“革命群眾”對鄧拓們噴射出滿腔怒火，必欲食肉寢皮而後快。對“革命群眾”的這種情緒，鄧拓表示了極大的理解：“群眾是對的。既然宣布我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是敵人，他們當然理應表示憎恨。群眾從來是相信黨、相信黨報的。”（38）當過10年《人民日報》掌門人的鄧拓，在批《武訓傳》、批胡風、反“右”等運動中，一次次地簽發過批判材料和文章，並一次次立竿見影地激起過“革命群眾”對批判對象的憤恨。如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了，對那副刀俎的厲害，他倒比別人多一分理解。
在寫給中共北京市委的遺書的最後，鄧拓呼喊道：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們再一次高呼：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勝利萬歲！（39）
我相信，這是鄧的心聲。
2004年2月11日
注釋：
（1）此處指鄧拓在《燕山夜話》中發表的《為李三才辯護》一文。但原文中並無“餘難自抑，欲以帛百端盡述餘之苦”一類的話。
（2）以上關於鄧拓的評述，j.r.麥克法誇爾和費正清編著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72頁。
（3）p.特裏爾：《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頁。
當然，《專治“健忘症”》這樣的文章，《鄭板橋和“板橋體”》中的那幾句話，是否在當時引起了毛澤東的誤解並令他銜恨，不得而知。但“文革”的發動之所以拿吳晗、鄧拓這幾人祭旗，目的是以此為突破口摧毀北京市委。吳晗、鄧拓們首當其衝，恐怕主要不在於他們寫了《海瑞罷官》、《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這些東西，而在於他們占據著北京市的要職。這也可謂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一層，早已是常識了。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的李琪，在批判“三家村”的運動開始後，私下裏對妻子李莉說：“這次運動是對準彭真和北京市委來的”。（34）“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發表，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戰略部署。因為拿吳晗開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鄧拓和吳晗都是《三家村劄記》專欄作者，抓出吳晗，自然也就抓出鄧拓。在江青、張春橋的日程表上，批判鄧拓和批判吳晗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表上。曾經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穆欣同誌，他在近作《劫後長憶》一書中寫道：‘從批判吳晗《海瑞罷官》開始，進一步以鄧拓為突破口，鋒芒直指彭真。江青當時就興高采烈地說：“一個吳晗挖出後麵就是一大堆啊！”’……”（35）挖出彭真當然也不是最終目的，彭真後麵還有鄧小平、劉少奇。所以，鄧拓、吳晗的被用來祭旗，實在並不因為他們寫了什麽東西。當時的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的命運可以作為一種反證。1966年5月17日，戚本禹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控鄧拓是“叛徒”的同時，也點名批判了李琪，此後，“全國的報紙和電台都開始批判他，……李琪想不通，滿腔悲憤，於7月10日晚結束了自己的生命。”（36）李琪是繼鄧拓之後又一個自殺的北京市委要員，而他並未罵過“健忘症”，也沒有歌頌過海瑞和鄭板橋。
曾在鄧拓領導下的《人民日報》工作的袁鷹這樣回憶鄧拓：“特別使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許多由於報紙宣傳需要的急就章。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一個重要的節日，一項急促的宣傳任務，報紙往往需要組織相應的版麵，包括文藝副刊在內。這也是我們無產階級報紙的傳統。這類約稿，時間的要求很急，常常不容許作者反覆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視為畏途，有的也的確不願意或不屑於撰寫這類詩文。但也有不少作者，的確是滿腔熱情地、誠心誠意地支持報紙的宣傳，樂於寫這類‘遵命文學’的。最使我們感佩，並且經常稱頌的是郭沫若同誌。鄧拓同誌也是這樣的詩人。他離開報社去當北京市委書記以後，仍然同我們保持經常的聯繫，有什麽要求，寫封短簡，或者晚上給他宿舍打個電話，一般都是有求必應，按期交稿。元旦或春節的副刊版麵，要登一首詞，而且最好用《慶春澤》、《東風第一枝》、《春風裊娜》這類不常用的詞牌（純粹因為詞牌的名字），按說實在有點違反常情，用現在的話說，不符合文藝創作規律。但是鄧拓同誌理解我們副刊編輯的用意，從不‘還價’，總是欣然命筆”。（37）這裏描繪的鄧拓，就接近鄧拓的本來麵目了。作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知識分子，鄧拓是樂於寫“遵命文學”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中的文章，也應作“遵命文學”看。
姚文元等人批判鄧拓的文章發表後，全國掀起了批判鄧拓等人的高潮。廣大“革命群眾”對鄧拓們噴射出滿腔怒火，必欲食肉寢皮而後快。對“革命群眾”的這種情緒，鄧拓表示了極大的理解：“群眾是對的。既然宣布我反黨反社會主義，那就是敵人，他們當然理應表示憎恨。群眾從來是相信黨、相信黨報的。”（38）當過10年《人民日報》掌門人的鄧拓，在批《武訓傳》、批胡風、反“右”等運動中，一次次地簽發過批判材料和文章，並一次次立竿見影地激起過“革命群眾”對批判對象的憤恨。如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了，對那副刀俎的厲害，他倒比別人多一分理解。
在寫給中共北京市委的遺書的最後，鄧拓呼喊道：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們再一次高呼：
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勝利萬歲！（39）
我相信，這是鄧的心聲。
2004年2月11日
注釋：
（1）此處指鄧拓在《燕山夜話》中發表的《為李三才辯護》一文。但原文中並無“餘難自抑，欲以帛百端盡述餘之苦”一類的話。
（2）以上關於鄧拓的評述，j.r.麥克法誇爾和費正清編著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72頁。
（3）p.特裏爾：《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