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的本來麵目(8)
再如《專治“健忘症”》，一些海外學者認為是在批評毛澤東，也是在望文生義。鄧拓好友楊述曾私下對家人說，鄧拓寫的“健忘症”並非指向中央，他親耳聽鄧拓說過。（30）還有一事亦可佐證海外學者對此文的理解是“誤解”。當時在鄧拓身邊工作的蘇雙碧回憶說：“我還記得，當時有一篇短文，提出吳晗發表《海瑞罵皇帝》一文是影射的事，有人將這篇文章送給鄧拓，鄧拓同誌看了神情很嚴肅，好久沒有說出話來。他那一剎那的神情至今回想起來還像是在眼前。一位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正麵臨著一場嚴肅的挑戰，是非被歪曲，黑白被顛倒，‘海瑞罵皇帝’這是歷史事實，可吳晗並沒有也不會‘罵皇帝’的。”（31）當有人說吳晗在“罵”毛澤東時，鄧拓一瞬間的“神情”令親見者數十年後仍覺如在“眼前”，可見那“神情”的確有著異樣的“嚴肅”，而在這“嚴肅”裏，應該包含著恐怖。鄧拓非常清楚，被指控為“罵皇帝”意味著什麽。既然對吳晗的被指控為“罵皇帝”，鄧拓都感到了恐懼，他自己怎麽會如此“惡毒”地“罵”起“皇帝”來呢？還有《鄭板橋和“板橋體”》一文也值得一辨。今人之所以重視此文，其實隻因為其中有這樣幾句話：“我認為學習‘板橋體’的最重要之點，是要抓住‘板橋體’的靈魂。什麽是‘板橋體’的靈魂呢？我以為它就是在一切方麵都要自作主人、不當奴才！”這話自然說得很“痛快”。將其理解成是在反對“個人崇拜”、批判“現代迷信”，也沒有什麽不可。但要說這種理解就符合鄧拓寫此文的初衷，恐怕也是在強加於人。鄧拓這幾句話，本是對鄭板橋原話的引伸和發揮，表達的是對“鄭板橋精神”的理解。而鄧拓之所以做這種發揮，應該與當時中蘇兩黨的論戰有關。60年代初期，也是中共和蘇共兩黨的爭吵進入白熱化時期。1963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這是對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的覆信，共有25條。“其中第二十一條論述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文件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必須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尊重國家主權和獨立、互不幹涉內政的原則基礎上……每一個國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藉口所謂單幹、所謂民族主義，反對兄弟國家執行自力更生的方針，這是大國沙文主義。反過來，藉口國際分工專業化，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兄弟國家，損害別的兄弟國家的獨立主權，損害別的兄弟國家的人民利益，這也是大國沙文主義。”“第二十二條論述兄弟黨關係的準則。文件認為，……一個黨把自己置於其他兄弟黨之上，幹涉兄弟黨內部事務，在兄弟黨關係中實行家長製，把自己一個黨的綱領、決議當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綱領強加給別的兄弟黨，破壞協商一致的原則，用少數服從多數來行強行推行自己的錯誤路線，搞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活動，都是錯誤的。”（32）1963年9月6日，著名的“九評”中的“一評”《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在《人民日報》發表，在11月底前，共發表了“五評”。這些文章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反對蘇共以“老子黨”自居而視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為“兒子黨”，或者說，是要反抗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鄧拓作為分管意識形態的高級幹部，在這樣的時候說出“在一切方麵都要自作主人，不當奴才”這樣的話，我以為，也應理解成是對中蘇論戰的配合。說得直白些，這幾句話即便有著現實的政治指向，也是對著赫魯雪夫而不是對著毛澤東說的。鄧拓是“毛澤東主義”最早的宣傳者，是第一部《毛澤東選集》的主編出版者。在神化毛澤東的歷史過程中，鄧拓可謂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寫《鄭板橋和“板橋體”》這類文章的同時，鄧拓仍在唱著毛澤東的頌歌。例如，寫於1962年2月的組詩《南遊未是草》，第一首便是《謁毛主席農運講習所》：“平生一念為工農，講學珠江賴啟蒙。考察湖南新說立，深謀宇內幾人同？井岡割據千秋業，革命長征萬裏通。建設奠基天下計，東方大地起雄風。”如果《鄭板橋和“板橋體”》一類的文章是在反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又怎樣理解鄧拓同時宣揚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注意到，在《人民畫報》1963年第6期上，鄧拓發表了《令人懷戀的灕江》（33）一文，在歌頌灕江自然景色的同時，鄧拓也寫道：“顯然，這個地方的經濟和文化都是相當發達的。特別是解放後的今天，我們到處可以看見，灕江之美不僅在於山水，更重要的是如此美妙的山水間，生活著可愛的人民。現在，在人民公社化的優越條件下，這裏的人民生產建設積極性日益提高。他們進行農業、林業、漁業和各種副業生產，一年四季都可獲得豐富的收成。”這真堪與賀敬之同時期的詩歌“名篇”《桂林山水歌》相媲美了。
六鄧拓年方18歲時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可以說，他是在生命還很稚嫩的時候便高度政治化了的。中國古代文化、中國化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三者組成了鄧拓基本的知識結構和精神視野。說60年代初的鄧拓張揚“西方式的自由主義價值觀”，鄧拓九泉有知，或許會視為“天大的冤枉”，因為何為“西方式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恐怕鄧拓並不瞭然。海內外的一些人今天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的解讀，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與姚文元們當初的文章走到了一起，或者說，不知不覺間，在事實判斷上，認同了姚文元們當初對鄧拓們的批判。這豈不意味著，對姚文元們的文章，也要“重新認識”？
再如《專治“健忘症”》，一些海外學者認為是在批評毛澤東，也是在望文生義。鄧拓好友楊述曾私下對家人說，鄧拓寫的“健忘症”並非指向中央，他親耳聽鄧拓說過。（30）還有一事亦可佐證海外學者對此文的理解是“誤解”。當時在鄧拓身邊工作的蘇雙碧回憶說：“我還記得，當時有一篇短文，提出吳晗發表《海瑞罵皇帝》一文是影射的事，有人將這篇文章送給鄧拓，鄧拓同誌看了神情很嚴肅，好久沒有說出話來。他那一剎那的神情至今回想起來還像是在眼前。一位堅強的無產階級戰士，正麵臨著一場嚴肅的挑戰，是非被歪曲，黑白被顛倒，‘海瑞罵皇帝’這是歷史事實，可吳晗並沒有也不會‘罵皇帝’的。”（31）當有人說吳晗在“罵”毛澤東時，鄧拓一瞬間的“神情”令親見者數十年後仍覺如在“眼前”，可見那“神情”的確有著異樣的“嚴肅”，而在這“嚴肅”裏，應該包含著恐怖。鄧拓非常清楚，被指控為“罵皇帝”意味著什麽。既然對吳晗的被指控為“罵皇帝”，鄧拓都感到了恐懼，他自己怎麽會如此“惡毒”地“罵”起“皇帝”來呢？還有《鄭板橋和“板橋體”》一文也值得一辨。今人之所以重視此文，其實隻因為其中有這樣幾句話：“我認為學習‘板橋體’的最重要之點，是要抓住‘板橋體’的靈魂。什麽是‘板橋體’的靈魂呢？我以為它就是在一切方麵都要自作主人、不當奴才！”這話自然說得很“痛快”。將其理解成是在反對“個人崇拜”、批判“現代迷信”，也沒有什麽不可。但要說這種理解就符合鄧拓寫此文的初衷，恐怕也是在強加於人。鄧拓這幾句話，本是對鄭板橋原話的引伸和發揮，表達的是對“鄭板橋精神”的理解。而鄧拓之所以做這種發揮，應該與當時中蘇兩黨的論戰有關。60年代初期，也是中共和蘇共兩黨的爭吵進入白熱化時期。1963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這是對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的覆信，共有25條。“其中第二十一條論述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文件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必須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尊重國家主權和獨立、互不幹涉內政的原則基礎上……每一個國家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藉口所謂單幹、所謂民族主義，反對兄弟國家執行自力更生的方針，這是大國沙文主義。反過來，藉口國際分工專業化，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兄弟國家，損害別的兄弟國家的獨立主權，損害別的兄弟國家的人民利益，這也是大國沙文主義。”“第二十二條論述兄弟黨關係的準則。文件認為，……一個黨把自己置於其他兄弟黨之上，幹涉兄弟黨內部事務，在兄弟黨關係中實行家長製，把自己一個黨的綱領、決議當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綱領強加給別的兄弟黨，破壞協商一致的原則，用少數服從多數來行強行推行自己的錯誤路線，搞宗派主義和分裂主義活動，都是錯誤的。”（32）1963年9月6日，著名的“九評”中的“一評”《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在《人民日報》發表，在11月底前，共發表了“五評”。這些文章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反對蘇共以“老子黨”自居而視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為“兒子黨”，或者說，是要反抗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鄧拓作為分管意識形態的高級幹部，在這樣的時候說出“在一切方麵都要自作主人，不當奴才”這樣的話，我以為，也應理解成是對中蘇論戰的配合。說得直白些，這幾句話即便有著現實的政治指向，也是對著赫魯雪夫而不是對著毛澤東說的。鄧拓是“毛澤東主義”最早的宣傳者，是第一部《毛澤東選集》的主編出版者。在神化毛澤東的歷史過程中，鄧拓可謂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寫《鄭板橋和“板橋體”》這類文章的同時，鄧拓仍在唱著毛澤東的頌歌。例如，寫於1962年2月的組詩《南遊未是草》，第一首便是《謁毛主席農運講習所》：“平生一念為工農，講學珠江賴啟蒙。考察湖南新說立，深謀宇內幾人同？井岡割據千秋業，革命長征萬裏通。建設奠基天下計，東方大地起雄風。”如果《鄭板橋和“板橋體”》一類的文章是在反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又怎樣理解鄧拓同時宣揚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我注意到，在《人民畫報》1963年第6期上，鄧拓發表了《令人懷戀的灕江》（33）一文，在歌頌灕江自然景色的同時，鄧拓也寫道：“顯然，這個地方的經濟和文化都是相當發達的。特別是解放後的今天，我們到處可以看見，灕江之美不僅在於山水，更重要的是如此美妙的山水間，生活著可愛的人民。現在，在人民公社化的優越條件下，這裏的人民生產建設積極性日益提高。他們進行農業、林業、漁業和各種副業生產，一年四季都可獲得豐富的收成。”這真堪與賀敬之同時期的詩歌“名篇”《桂林山水歌》相媲美了。
六鄧拓年方18歲時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可以說，他是在生命還很稚嫩的時候便高度政治化了的。中國古代文化、中國化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三者組成了鄧拓基本的知識結構和精神視野。說60年代初的鄧拓張揚“西方式的自由主義價值觀”，鄧拓九泉有知，或許會視為“天大的冤枉”，因為何為“西方式的自由主義價值觀”，恐怕鄧拓並不瞭然。海內外的一些人今天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的解讀，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與姚文元們當初的文章走到了一起，或者說，不知不覺間，在事實判斷上，認同了姚文元們當初對鄧拓們的批判。這豈不意味著，對姚文元們的文章，也要“重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