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的本來麵目(7)
由於“大躍進”本身並未被否定，所以“大躍進思維”在“調整”時期仍然有市場。《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中的有些文章，就仍表現了一種“大躍進思維”。以《燕山夜話》為例，其中的《不怕天》、《糧食能長在樹上嗎？》、《金龜子身上有黃金》這類文章，就仍是“大躍進式問題意識”的產物。例如，《不怕天》強調“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鼓吹“天不可怕，人能勝天”，這是典型的“大躍進話語”。再如《糧食能長在樹上嗎？》，談論的也是在“大躍進”時期才成為“問題”的問題。文章說：“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們完全可以相信，會有這樣的日子到來。那時候，不但樹上能夠長出糧食，而且到處都可以長糧食。無論高山、平原，麥子像野草一樣，年年自己生長；甚至種莊稼可以不必土地，隻要有水就行。許多在現時看來如同神話一般的事情，到那時候都將變成極其平常的普遍現象。這樣的日子距離現在大概也不會太過於遙遠了吧。”“外國人往往把巧克力當作高級的幹糧，殊不知我國古代人以栗子為幹糧，其好處決不下於巧克力。”“我們如果能夠利用所有的荒野童山，普遍地種植栗子樹和棗樹，讓這些樹林長滿了富有營養價值的糧食，夠多麽美妙啊！”這樣的文章，表現的也是典型的“大躍進”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亂想，“大躍進”式的浪漫狂熱和弱智短視。
《燕山夜話》中的有些文章，還“左”得可怕，這在談論西方時表現得分外明顯。例如《“一無所有”的藝術》、《“無聲音樂”及其他》之類就如此。這幾篇文章都是從對西方現代藝術試驗的批判上升到對整個西方世界的批判。在《“一無所有”的藝術》中，鄧拓說：“這樣的藝術畢竟是太無聊了，它象是一種惡性的傳染病，迅速地瀰漫了西方世界，成為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新階段的不可救藥的痼疾。”“這真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世紀末的悲哀啊！資本主義的末日就要到了。……呻吟於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廣大人民必將得到真正的解放。”在《“無聲音樂”及其他》中也說：“這一切證明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極端空虛和無聊。在那裏，生活本身就充滿著欺騙、胡混、死一般的沉寂”。在自己的國家到處啼飢號寒、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非正常死亡”時，還如此起勁地批判西方，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恐怕都不能說是“書生意氣”使然吧？
五
鄧拓這時期確實寫過一些對“大躍進運動”中某些現象進行批判的文章，但在他這時期的全部文章中，所占比例並不大。如今經常被人提及並稱頌的，在《燕山夜話》中有《一個雞蛋的家當》、《王道和霸道》、《說大話的故事》、《兩則外國寓言》等；在《三家村劄記》中則有《偉大的空話》、《專治“健忘症”》這幾篇。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之外，還有一篇《鄭板橋和“板橋體”》（28）也頗受今人重視。如果考慮到當時的政治形勢，就不難明白，這一類如今看來不同程度地具有批判鋒芒的文章，仍然是與主流“口徑”相一致的，仍然是對毛澤東講話和中央精神的宣傳和配合。當時的所謂“調整”，就是對此前的一些言行予以否定，而鄧拓的這些文章，隻不過是跟在毛澤東講話和中共中央文件後麵亦步亦趨。其批判的尖銳程度，甚至遠遠比不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講話和中共中央的文件，與陳毅的講話相比，就更是小巫見大巫了。鄧拓的批判鋒芒集中於說大話空話假話。而對所謂“浮誇風”，當時毛、劉、周等人在各種場合都予以嚴厲的抨擊，在正式文件中也將反對“浮誇風”作為重點。所以，鄧拓對說大話空話假話的批判，完全應該視作是對“中央精神”的呼應。鄧拓的有些文章，看來今人對之有所誤解。例如《一個雞蛋的家當》，確有批判鋒芒，但恐怕所批判的並非“大躍進”式的妄想，而是另有所指。鄧拓臨死前寫了一封給中共北京市委的長信，為自己文章做了辯解。他說之所以寫《一個雞蛋的家當》，是有感於當時有些社隊又在搞“投機買賣”和“剝削行為”。（29）如果細讀原文，就會相信鄧拓對寫作動機的自述是真實的。這篇文章的核心，是對明人江盈科所著《雪濤小說》中那則故事的闡發。故事說：“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母牛），牸復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復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舉債，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鄧拓如果僅僅批判這個市人不切實際的空想，那還可以認為是在對“大躍進精神”的嘲諷。但對這個故事，鄧拓又做了這樣的闡發：“更重要的是，他的財富積累計劃根本不是從生產出發，而是以巧取豪奪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發財的目的。”“如果要問，他的雞蛋是從何而來的呢？回答是拾來的。這個事實本來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這個拾來的雞蛋，寄在鄰居母雞生下的許多雞蛋裏一起去孵，其目的更顯然是要混水摸魚，等到小雞孵出以後，他就將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個小母雞回來。可見這個發財的第一步計劃，又是連偷帶騙的一種勾當。”“接著，他繼續設想，雞又生雞，用雞賣錢，錢買母牛，母牛繁殖，賣牛得錢，用錢放債，這麽一連串的發財計劃，當然也不能算是生產的計劃。其中每一個重要的關鍵，幾乎都要依靠投機買賣和進行剝削，才能夠實現的。這就證明，江盈科描寫的這個‘市人’，雖然‘貧甚’，卻不是勞苦的人民，大概是屬於中世紀城市裏破產的商人之流，他滿腦子都是欺詐剝削的想法，沒有老老實實地努力生產勞動的念頭……”讀了這樣的議論，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鄧拓寫此文確是為了批判當時“投機倒把”的“剝削行為”，甚至不妨說，它是後來“四清”運動的先聲。將此文看成是對“大躍進精神”的否定，實在是今人善意的一廂情願。
由於“大躍進”本身並未被否定，所以“大躍進思維”在“調整”時期仍然有市場。《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中的有些文章，就仍表現了一種“大躍進思維”。以《燕山夜話》為例，其中的《不怕天》、《糧食能長在樹上嗎？》、《金龜子身上有黃金》這類文章，就仍是“大躍進式問題意識”的產物。例如，《不怕天》強調“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鼓吹“天不可怕，人能勝天”，這是典型的“大躍進話語”。再如《糧食能長在樹上嗎？》，談論的也是在“大躍進”時期才成為“問題”的問題。文章說：“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們完全可以相信，會有這樣的日子到來。那時候，不但樹上能夠長出糧食，而且到處都可以長糧食。無論高山、平原，麥子像野草一樣，年年自己生長；甚至種莊稼可以不必土地，隻要有水就行。許多在現時看來如同神話一般的事情，到那時候都將變成極其平常的普遍現象。這樣的日子距離現在大概也不會太過於遙遠了吧。”“外國人往往把巧克力當作高級的幹糧，殊不知我國古代人以栗子為幹糧，其好處決不下於巧克力。”“我們如果能夠利用所有的荒野童山，普遍地種植栗子樹和棗樹，讓這些樹林長滿了富有營養價值的糧食，夠多麽美妙啊！”這樣的文章，表現的也是典型的“大躍進”式的奇思妙想和胡思亂想，“大躍進”式的浪漫狂熱和弱智短視。
《燕山夜話》中的有些文章，還“左”得可怕，這在談論西方時表現得分外明顯。例如《“一無所有”的藝術》、《“無聲音樂”及其他》之類就如此。這幾篇文章都是從對西方現代藝術試驗的批判上升到對整個西方世界的批判。在《“一無所有”的藝術》中，鄧拓說：“這樣的藝術畢竟是太無聊了，它象是一種惡性的傳染病，迅速地瀰漫了西方世界，成為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新階段的不可救藥的痼疾。”“這真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世紀末的悲哀啊！資本主義的末日就要到了。……呻吟於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廣大人民必將得到真正的解放。”在《“無聲音樂”及其他》中也說：“這一切證明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極端空虛和無聊。在那裏，生活本身就充滿著欺騙、胡混、死一般的沉寂”。在自己的國家到處啼飢號寒、每天都有大量的人“非正常死亡”時，還如此起勁地批判西方，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恐怕都不能說是“書生意氣”使然吧？
五
鄧拓這時期確實寫過一些對“大躍進運動”中某些現象進行批判的文章，但在他這時期的全部文章中，所占比例並不大。如今經常被人提及並稱頌的，在《燕山夜話》中有《一個雞蛋的家當》、《王道和霸道》、《說大話的故事》、《兩則外國寓言》等；在《三家村劄記》中則有《偉大的空話》、《專治“健忘症”》這幾篇。在《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之外，還有一篇《鄭板橋和“板橋體”》（28）也頗受今人重視。如果考慮到當時的政治形勢，就不難明白，這一類如今看來不同程度地具有批判鋒芒的文章，仍然是與主流“口徑”相一致的，仍然是對毛澤東講話和中央精神的宣傳和配合。當時的所謂“調整”，就是對此前的一些言行予以否定，而鄧拓的這些文章，隻不過是跟在毛澤東講話和中共中央文件後麵亦步亦趨。其批判的尖銳程度，甚至遠遠比不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講話和中共中央的文件，與陳毅的講話相比，就更是小巫見大巫了。鄧拓的批判鋒芒集中於說大話空話假話。而對所謂“浮誇風”，當時毛、劉、周等人在各種場合都予以嚴厲的抨擊，在正式文件中也將反對“浮誇風”作為重點。所以，鄧拓對說大話空話假話的批判，完全應該視作是對“中央精神”的呼應。鄧拓的有些文章，看來今人對之有所誤解。例如《一個雞蛋的家當》，確有批判鋒芒，但恐怕所批判的並非“大躍進”式的妄想，而是另有所指。鄧拓臨死前寫了一封給中共北京市委的長信，為自己文章做了辯解。他說之所以寫《一個雞蛋的家當》，是有感於當時有些社隊又在搞“投機買賣”和“剝削行為”。（29）如果細讀原文，就會相信鄧拓對寫作動機的自述是真實的。這篇文章的核心，是對明人江盈科所著《雪濤小說》中那則故事的闡發。故事說：“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鄰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母牛），牸復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牸所生者，又復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舉債，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鄧拓如果僅僅批判這個市人不切實際的空想，那還可以認為是在對“大躍進精神”的嘲諷。但對這個故事，鄧拓又做了這樣的闡發：“更重要的是，他的財富積累計劃根本不是從生產出發，而是以巧取豪奪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發財的目的。”“如果要問，他的雞蛋是從何而來的呢？回答是拾來的。這個事實本來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這個拾來的雞蛋，寄在鄰居母雞生下的許多雞蛋裏一起去孵，其目的更顯然是要混水摸魚，等到小雞孵出以後，他就將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個小母雞回來。可見這個發財的第一步計劃，又是連偷帶騙的一種勾當。”“接著，他繼續設想，雞又生雞，用雞賣錢，錢買母牛，母牛繁殖，賣牛得錢，用錢放債，這麽一連串的發財計劃，當然也不能算是生產的計劃。其中每一個重要的關鍵，幾乎都要依靠投機買賣和進行剝削，才能夠實現的。這就證明，江盈科描寫的這個‘市人’，雖然‘貧甚’，卻不是勞苦的人民，大概是屬於中世紀城市裏破產的商人之流，他滿腦子都是欺詐剝削的想法，沒有老老實實地努力生產勞動的念頭……”讀了這樣的議論，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鄧拓寫此文確是為了批判當時“投機倒把”的“剝削行為”，甚至不妨說，它是後來“四清”運動的先聲。將此文看成是對“大躍進精神”的否定，實在是今人善意的一廂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