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域能否興起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與這個地域的民風、社會文化特色及其發展水平有很大的關係。關中地近西戎，風俗勁勇，民皆習戰；自商鞅變法，秦人以耕戰為本，遺**披，影響深遠，形成了與東部地區迥然相異的社會風尚，秦漢時期即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註：《後漢書》卷五十八虞詡傳]的說法；北朝後期，鮮卑軍事貴族與北方漢姓土族結合，形成集團勢力——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成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統治的基礎。河北自戰國時起便一直是抗擊北方遊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勁悍習戰民風的形成與這一點有很大關係。自趙武靈王改製，胡服騎射，河北精兵，為天下雄。另一方麵，河北的政權相當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遊牧民族所建，這些生長、生活於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於騎射，是天生的戰士，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據塞內的遊牧民族大都能夠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這樣，新興民族初起的銳氣、遊牧民族宜於征戰的天性和對於漢族先進文化的接受，幾個方麵相結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軍事上令漢族難與爭鋒。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這樣，在東南地區與中原之間沒有那種地方文化與中心文化區之間的差距。中原先進的社會文化遂構成東南政權的重要基礎。在北方淪亡之後，喬遷到東南的政權大多能憑藉這一點整合南方社會，保有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此外，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歷代流民遷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喬遷政權本身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所以，立足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四川的政權大多為客籍集團所建，客籍集團是他們割據四川時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團與四川本土人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為歷代據蜀者一直麵臨的一個突出問題。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權的內部力量。此外，四川優越的地理條件使歷代據蜀者易於養成一種政治上的“盆地心態”，安於偏霸，安於割據，不思進取。這大概是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從沒有完成過統一天下大業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分處四邊。四邊之地，一般也有比較險要的山河形勢，但這些地域綜合條件不如四角。它們都夾在兩角之間，彼可以來，此可以往，既是雙方聯繫的紐帶，又是雙方對抗時爭奪的焦點。其地形特點也與它們的地位相符，既有供雙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險要；而且，它們與中原之間有比較捷近的通道。興起於四角的政治勢力，要想擺脫割據一隅的偏霸局麵，向外擴展，必先爭兩翼，控製夾該角的兩邊。
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具有樞紐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體是由東西兩側的山脈夾中間一係列珠狀盆地構成的。東麵太行山脈構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呂梁山、中條山與黃河一道構成關中的東部屏障。山西境內山河分布錯綜複雜，形成了一係列小型珠狀盆地。這些盆地地形都相對封閉，成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在這些小區域內，分別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和重要關隘。它們分別麵向不同的方向，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山西的山河形勢使山西具有一種極為有利的內線作戰的地位。山西地勢高峻，足以俯瞰三麵；通向外部的幾個交通孔道，多是利於外出而不利於入攻。這是山西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樞紐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礎。匈奴劉漢滅西晉之戰、北魏百年興亡的歷程和五代政權的頻繁迭興均能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山東地形的意義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顯得尤其突出。山東地形的主體是魯中南低山丘陵，三麵都是平原，東麵為渤海和黃海所環抱。山東的一些重要軍事據點基本上分布在魯中南低山丘陵的四側，大都依山臨河，控扼一方。黃河在北方地區東西縱貫，為東、西部之間的一條交通大動脈。大運河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縱貫，為南北之間的交通大動脈。大運河開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開鑿，便能連能長江和黃河，從而起到溝通南北的作用。山東便處在這兩條大動脈交匯的位置上。另外，膠東半島為古代海上運輸的一大中轉地。山東在南北之間尤居樞紐性地位。南北對峙之際，山東常是爭奪的焦點。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後，連接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南北交通動脈大運河，正處在山東的監控之下，所以山東地位舉足輕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東而打開大都門戶、“靖難之役”中朱棣以躍過山東而南下金陵，尤能顯現中國政治重心東移之後，山東在南北爭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長江中遊，在上、下遊之間居樞紐性地位。湖北外圍有延綿的山脈為之險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從而形成它“用武之國”的戰略地位。從湖北沿長江上溯，穿越三峽，是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遊之間對抗，則湖北可阻遏川中勢力之東出。湖北居東南之上遊，立足東南的政權，無不恃荊襄為上遊屏障。但在江南政權內部，荊襄地區卻每每成為一個隱患。據上遊之勢的荊襄地區常給東南構成很大的壓力。東晉南朝時期，據荊襄遊稱兵反建康方麵者比比皆是。另外，從湖北藉漢水北上，還可經略中原，進圖北方。襄陽、武昌、江陵湖北境內的三大重心，猶如鼎之三足，撐開湖北形勢，使湖北在麵向不同的方向時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顧祖禹在談到它們的戰略意義時精闢地論道：“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註：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湖廣方輿紀要序]南北對峙之際，荊襄每為強藩巨鎮，以屏護上遊。自古未有失荊襄而能保有東南者。西晉滅孫吳、隋滅陳、北宋滅南唐、蒙古滅南宋，局麵均自荊襄上遊打開。
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分處四邊。四邊之地，一般也有比較險要的山河形勢，但這些地域綜合條件不如四角。它們都夾在兩角之間，彼可以來，此可以往，既是雙方聯繫的紐帶，又是雙方對抗時爭奪的焦點。其地形特點也與它們的地位相符，既有供雙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險要；而且，它們與中原之間有比較捷近的通道。興起於四角的政治勢力，要想擺脫割據一隅的偏霸局麵，向外擴展，必先爭兩翼，控製夾該角的兩邊。
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具有樞紐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體是由東西兩側的山脈夾中間一係列珠狀盆地構成的。東麵太行山脈構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呂梁山、中條山與黃河一道構成關中的東部屏障。山西境內山河分布錯綜複雜，形成了一係列小型珠狀盆地。這些盆地地形都相對封閉，成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在這些小區域內，分別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和重要關隘。它們分別麵向不同的方向，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山西的山河形勢使山西具有一種極為有利的內線作戰的地位。山西地勢高峻，足以俯瞰三麵；通向外部的幾個交通孔道，多是利於外出而不利於入攻。這是山西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樞紐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礎。匈奴劉漢滅西晉之戰、北魏百年興亡的歷程和五代政權的頻繁迭興均能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山東地形的意義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顯得尤其突出。山東地形的主體是魯中南低山丘陵，三麵都是平原，東麵為渤海和黃海所環抱。山東的一些重要軍事據點基本上分布在魯中南低山丘陵的四側，大都依山臨河，控扼一方。黃河在北方地區東西縱貫，為東、西部之間的一條交通大動脈。大運河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縱貫，為南北之間的交通大動脈。大運河開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開鑿，便能連能長江和黃河，從而起到溝通南北的作用。山東便處在這兩條大動脈交匯的位置上。另外，膠東半島為古代海上運輸的一大中轉地。山東在南北之間尤居樞紐性地位。南北對峙之際，山東常是爭奪的焦點。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後，連接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南北交通動脈大運河，正處在山東的監控之下，所以山東地位舉足輕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東而打開大都門戶、“靖難之役”中朱棣以躍過山東而南下金陵，尤能顯現中國政治重心東移之後，山東在南北爭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長江中遊，在上、下遊之間居樞紐性地位。湖北外圍有延綿的山脈為之險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從而形成它“用武之國”的戰略地位。從湖北沿長江上溯，穿越三峽，是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遊之間對抗，則湖北可阻遏川中勢力之東出。湖北居東南之上遊，立足東南的政權，無不恃荊襄為上遊屏障。但在江南政權內部，荊襄地區卻每每成為一個隱患。據上遊之勢的荊襄地區常給東南構成很大的壓力。東晉南朝時期，據荊襄遊稱兵反建康方麵者比比皆是。另外，從湖北藉漢水北上，還可經略中原，進圖北方。襄陽、武昌、江陵湖北境內的三大重心，猶如鼎之三足，撐開湖北形勢，使湖北在麵向不同的方向時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顧祖禹在談到它們的戰略意義時精闢地論道：“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註：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湖廣方輿紀要序]南北對峙之際，荊襄每為強藩巨鎮，以屏護上遊。自古未有失荊襄而能保有東南者。西晉滅孫吳、隋滅陳、北宋滅南唐、蒙古滅南宋，局麵均自荊襄上遊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