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依山傍海，三麵山海環抱，南麵中原。燕山山脈起著抗擊塞北遊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安全。居庸關、山海關、鬆亭關、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關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脈的幾條交通孔道。太行山脈為河北的右側翼的重要屏障。紫荊關、倒馬關、井陘關、滏口等關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脈的往來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東西向的河流，如拒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權抗擊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中，也能夠加以利用，建立河防體係。對於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區的意義就在於它將農耕經濟的中原地區與遊牧經濟的塞北聯繫起來。這種聯繫在他們的統治受到來自中原的挑戰時顯得為尤重要。
東南的防禦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託的多層次的防禦體係。南北對抗，南方主要是依託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下連吳越，縱貫東西，延綿數千裏，上下遊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對抗北方鐵騎衝擊的天塹作用。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係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遊易渡之處有二，一是採石渡，一是刮洲渡，分處建康（今南京）的上下遊。建康方麵也加強對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分別有京口（今江蘇鎮江）和採石，北岸分別有廣陵（今江蘇揚州）和歷陽（今安徽和縣），都置兵戊於守，立為重鎮。淮河與長江相表裏，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經營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戰略意義。歷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係都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係列重鎮，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鍾離（今安徽鳳陽）和壽春（今安徽壽縣），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江蘇淮安）和盱眙。壽春正對潁口（潁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潁河或淮河上遊方向的來敵；鍾離正對渦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渦河之沖。淮河下遊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水運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控製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以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隨著南北力量的消長變化，其攻守之勢也隨著而變化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南北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前沿。
四川居長江流域的上遊，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都是崇山峻嶺，其防護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長江三峽是其與東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穀低地是其與北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兩個方向的往來孔道俱極險要。大抵東麵為水路，行江道；北麵為陸路，行棧道。這兩個方向又分別歸重於兩大重心：重慶和成都。由重慶東出，經三峽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節（古夔州）為其門戶，矍塘關（亦稱江關、捍關）即在此處；從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倉道可入漢中，另由陰平道可通隴上，大抵以劍閣為其門戶，劍門關即在此處。在重慶與成都之間，又有幾條江河水路相連通。
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四角地位得以形成，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條件，即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優越的自然條件。自然條件優越，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才能夠儲糧養兵，供養、支撐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關中腹地為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沖積平原，號稱“八百裏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古代河北的農業生產條件雖不如現在，但河北特別是河北北部擁有一種比較好的在內地與塞外之間、在農耕經濟與遊牧經濟之間進行貿易的條件。這種經濟特色跟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之間的一個重要銜接地帶的地位是相適應的。東南地區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比較優越，隨著江南的開發和發展，到南朝時，在《禹貢》中稱為“厥田下下”的東南揚州地區已呈現出相當繁華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時起，東南財賦便為關中所倚重。隋**鑿大運河、唐代大力整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必仰仗東南，也經營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四川盆地在歷史上每被稱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長江及其眾多支流沖積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裏，宜於農業生產；加上四川及其周圍地區物產豐富，因此，四川地區每被贊為“民殷國富”。
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業。但要統一天下，僅有地理條件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才能整合出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是進取天下的社會基礎。在分處四解的幾大戰略要地中，建立於關中和河北的政權都曾經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歷史上的全國性政權也大多定都於此二地；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對峙之局，而少有統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多為割據政權，而沒有一個政權曾統一過天下。究其根源，都可從這些政權所賴以建立的社會基礎中探尋一二。
東南的防禦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託的多層次的防禦體係。南北對抗，南方主要是依託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下連吳越，縱貫東西，延綿數千裏，上下遊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對抗北方鐵騎衝擊的天塹作用。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係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遊易渡之處有二，一是採石渡，一是刮洲渡，分處建康（今南京）的上下遊。建康方麵也加強對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分別有京口（今江蘇鎮江）和採石，北岸分別有廣陵（今江蘇揚州）和歷陽（今安徽和縣），都置兵戊於守，立為重鎮。淮河與長江相表裏，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經營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戰略意義。歷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係都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係列重鎮，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鍾離（今安徽鳳陽）和壽春（今安徽壽縣），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江蘇淮安）和盱眙。壽春正對潁口（潁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潁河或淮河上遊方向的來敵；鍾離正對渦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渦河之沖。淮河下遊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水運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控製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以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隨著南北力量的消長變化，其攻守之勢也隨著而變化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南北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前沿。
四川居長江流域的上遊，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都是崇山峻嶺，其防護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長江三峽是其與東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穀低地是其與北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兩個方向的往來孔道俱極險要。大抵東麵為水路，行江道；北麵為陸路，行棧道。這兩個方向又分別歸重於兩大重心：重慶和成都。由重慶東出，經三峽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節（古夔州）為其門戶，矍塘關（亦稱江關、捍關）即在此處；從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倉道可入漢中，另由陰平道可通隴上，大抵以劍閣為其門戶，劍門關即在此處。在重慶與成都之間，又有幾條江河水路相連通。
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四角地位得以形成，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條件，即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優越的自然條件。自然條件優越，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才能夠儲糧養兵，供養、支撐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關中腹地為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沖積平原，號稱“八百裏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古代河北的農業生產條件雖不如現在，但河北特別是河北北部擁有一種比較好的在內地與塞外之間、在農耕經濟與遊牧經濟之間進行貿易的條件。這種經濟特色跟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之間的一個重要銜接地帶的地位是相適應的。東南地區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比較優越，隨著江南的開發和發展，到南朝時，在《禹貢》中稱為“厥田下下”的東南揚州地區已呈現出相當繁華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時起，東南財賦便為關中所倚重。隋**鑿大運河、唐代大力整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必仰仗東南，也經營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四川盆地在歷史上每被稱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長江及其眾多支流沖積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裏，宜於農業生產；加上四川及其周圍地區物產豐富，因此，四川地區每被贊為“民殷國富”。
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業。但要統一天下，僅有地理條件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才能整合出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是進取天下的社會基礎。在分處四解的幾大戰略要地中，建立於關中和河北的政權都曾經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歷史上的全國性政權也大多定都於此二地；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對峙之局，而少有統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多為割據政權，而沒有一個政權曾統一過天下。究其根源，都可從這些政權所賴以建立的社會基礎中探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