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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德軍已被削弱到顯而易見的程度時，蘇軍最高統帥部改變了原來的計劃，轉入反攻。反攻採用的樣式是從兩翼進行鉗形包圍，而不是由朱可夫的西方方麵軍進行正麵進攻。蘇軍這一次新的反攻，正麵寬達六百英裏，參戰部隊不下十六個集團軍。蘇軍將在德軍突出陣地的兩端發動進攻以殲滅德中央集團軍群：科涅夫的加裏寧方麵軍從加裏寧和托爾若克地區向斯摩棱斯克方向發起突擊；而朱可夫西方方麵軍的左翼與已緊逼古德裏安的由切列維欽科指揮的新改編的布良斯克方麵軍一起從南麵走一條弧線向北推進，即從史達林諾哥爾斯克到蘇希尼契，然後再向維亞茲馬和斯摩棱斯克推進。庫羅奇金的西北方麵軍奉命在科涅夫的西麵實施輔助性的但更為深遠的突擊。這一突擊是從迭米揚斯克-奧斯塔什科夫地區發起，概略地沿著中央集團軍群和北方集團軍群的分界線向前發展。整個反攻的意圖是用左右兩路大軍(右路為兩支軍隊)將德軍包圍在幾乎是從莫斯科到斯摩棱斯克縱深大約為二百英裏的口袋之中。與此同時，在莫斯科地區的西方方麵軍的右翼將繼續向西進逼，盡量牽製德軍，防止德軍撤退。莫斯科十分樂觀，政治局也確信首都已轉危為安，故於12月15日命令中央委員會和主要政府機關從古比雪夫遷回。


    同一天，德軍正處於危險的時刻，希特勒又推翻了勃勞希契的決定。他禁止任何撤退，並於12月16日命令德軍必須在自己的陣地上進行殊死抵抗，即使在兩翼或後方出現敵人也不準後退。忍氣吞聲、疲勞不堪的勃勞希契，這時竟被元首貶為草包。他已瀕臨精神崩潰，於是被一腳踢開，打發退休。他的退休對希特勒和納粹黨來說正合時宜，因為這意味著羅斯托夫和莫斯科城下的失敗完全是勃勞希契的責任。然而，對德國的盟國來說，勃勞希契退休的消息卻不是一個愉快的意外。


    誰也無法肯定希特勒堅持在莫斯科以西死守陣地是否正確。在敵人強大壓力下撤退，特別是在冬季那種可怕的條件下撤退，很容易轉化為潰逃，最後以中央集團軍群的覆滅告終。但是可以肯定，元首考慮的主要不是這一軍事因素，而是威望和局勢的穩定。很多德軍指揮官，很可能是大多數，都認為希特勒命令原地不動是正確的，可以使德國避免一次重大失敗。但另一方麵，也有充分理由認為，應該在最有利的時刻與蘇軍脫離接觸，並盡快撤退，丟棄不能行動的火炮和車輛，即使一直退到維亞茲馬和斯摩棱斯克也未嚐不可。守不住防線或是不能成功地與敵脫離接觸和撤退勢必演變成潰退戰，那是一種代價高昂而危險的作戰行動，後來果然出現了這樣的局麵。中央集團軍群盡管拚死防守，也堅持不了幾天，在其後的五個星期裏被迫到處後退，其後退的幅度在一百至二百英裏之間。大批火炮和車輛丟失了。冬天的嚴寒，而不是戰鬥，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傷亡。對於德軍來說，此時人員的損失比裝備的損失更難以承受。


    包克的戰線呈弧形，這無形之中加長了戰線。既然德國陸軍總部和中央集團軍群都沒有任何預備隊迎擊蘇軍的反攻，隻有遲守一條較短的防線才可能抽出一些預備隊。另外還有一條更為有力的論據說明德軍必須盡快地進行戰略撤退。德軍未能打下莫斯科，其主要原因是不能解決空間和運動的問題。德軍運輸線長，又不可靠，供應不足。部隊精疲力竭，既無營房，又無冬衣，而它的對手蘇軍穿得暖，吃得飽，物資和軍火供應充足，其基地僅離前線二十英裏左右。此外，蘇軍部隊還貯備有充足的彈藥和糧食。在這種情況下，德軍一旦發現他們不可能攻克莫斯科，還不退到維亞茲馬或斯摩棱斯克，就顯得不明智了。蘇軍戰士雖說確實能吃苦耐勞並習慣於寒冷的氣候條件，但在追擊二百英裏之後，就差不多會象德軍一樣無力成功地進行一次重大戰役。蘇軍同樣缺少運輸工具，他們主要依靠騎兵和雪橇進行機動。深雪和泥濘給蘇軍造成的困難與德軍沒有什麽兩樣，而蘇軍戰士一旦離開基地和彈藥貯備所，便和德軍一樣迅速喪失其效能。蘇聯禦用歷史學家大肆嘲笑德軍把中央集團軍群未能攻克莫斯科主要歸咎於氣候條件、泥濘、積雪以及由於運輸線長而不安全所造成的供應困難；莫斯科在否定這種說法時強調德軍失敗是由於蘇聯軍人和共產主義製度比他們優越。當蘇軍冬季反攻最終在維切布斯克、斯摩棱斯克和維亞茲馬停滯不前時，同一位禦用歷史學家真實而符合邏輯地但卻不知羞恥地解釋說，蘇軍停止前進並不是因德軍所阻，而是由於疲勞、缺乏運輸工具、氣候條件惡劣、泥濘和積雪，以及因運輸線長，又不可靠所造成的補給困難等方麵的原因。


    不管希特勒堅持死守是否正確，納粹黨的宣傳工具和宣傳機構必須盡快使德軍和德國公眾堅信元首是德軍的救星。這種作法本身就給德軍的戰爭指揮造成了巨大的和帶根本性的破壞。希特勒越發相信自己的軍事天才，越發相信依靠意誌力和倔強可以渡過任何危機。他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時常拿出他所謂的莫斯科城下的勝利為他對德軍撤退所持的頑固的甚至往往是愚蠢的態度作辯護。這就是後來導致德軍在史達林格勒和烏克蘭、克裏木和波羅的海以及在非洲和法國遭到慘重失敗的主要因素之一。


    莫斯科戰役還對德軍最高統帥部的組織產生了另一個有害的影響。希特勒出於傲慢和自負，在全國一片歡呼聲中親自接過了德國陸軍的指揮權。從前，他是真正的指揮，但居於幕後，這樣，就可以以元首的身份把德軍勝利的功勞歸於自己，而勃勞希契，特別是到了秋天，就成了希特勒的替身，為他的錯誤承當各種辱罵和非難。正如曼施泰因後來所解釋的那樣，德國的國家首腦自然不能與他的部屬德國陸軍總司令混為一談。要撤換一個高級將領是相當容易的，而一位國家元首在履行一個次要的技術性職務中的失敗，就使他處於一種招人怨恨和近乎荒唐可笑的地位。從此，希特勒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個軍人，軍隊的任何失敗，不管是多麽微不足道，都會被看成對他個人的侮辱。他對軍官團懷有戒心而且不喜歡他們，特別是那些被他稱之為參謀總部的紳士們。所以，當倫斯德特、勃勞希契、包克、李勃、古德裏安、赫普納和施特勞斯未能或不想服從他的命令或請求解除職務時，他決心對他的下級軍事指揮官施以嚴格的約束。從1941年12月起，元首對作戰的控製權是至高無上的，他開始幹預最無關緊要的細節，他對自己的軍事參謀人員極不信任，以至於最終他把自己的一套作戰情況圖鎖在自己的抽屜裏，並堅持要速記員用速記和打字記錄他的全部談話。參謀總長哈爾德決定留任，但希特勒也容不得他多久，因為他竟敢不時地不同意元首的意見。這個曾經為馮·毛奇所占據的職位將變成一個無足輕重、俯首聽命的職務，與凱特爾或約德爾一樣，充當元首的傳聲筒。繼哈爾德之後的各任參謀總長都是野心勃勃的軍官，往往是地位不高、資歷不深、缺少經驗的人，希特勒選中他們，是因為他認為這些人可以任他隨心所欲地擺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