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派遣軍發表的數字是不是像山本七平所說的那樣，是誇張性的荒唐說法，這個問題暫且不談。但繼上述發育之後的中國軍隊傷亡統計誠然是奇特得很，是否是矇騙不明真相的人呢？這可不能搞錯，故決定如實照抄地引用山本七平的記述：
通常，會出現三倍於陣亡者的負傷人數，即便將負傷的人定為兩倍，
那麽陣亡者、負傷者（即喪失戰鬥力者）的總數，便是二十五萬二千人。
軍隊一般損失一半就是喪失戰鬥力。這，當然稱之為殲滅戰了。這樣，說
是在“南京之戰”中殲滅中國軍隊五十萬，這種說法何等愚蠢。在南京的
中國軍隊，最大限度地估計也不過是五萬，而其傷亡人數即使多估計一點，
也在三千到五千（恐怕還不到這個數字）。這一點，中國方麵是清楚的。
那末，上海派遣軍發表的“遺棄屍體八萬四千具”，又是怎麽回事呢？
這，如果說是“事實”，那也隻能說其中隻有四千具是戰鬥人員，而其餘
八萬具則是被屠殺的非戰鬥人員的屍體。不言而喻，這個數字是大本營虛
報的，證明就略而不談了。然而，這種說法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
不起作用（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八七頁）。
像山本這樣通曉軍隊情況的人物，把這種奇特的統計強加於我們，真令人不勝驚訝。
對於中國軍隊來說，保衛南京純粹是背水一戰地困守孤城。估計有五萬至十萬守軍，除極少數倖存的俘虜（如後麵所述，山本估計這些俘虜有三千六百名左右）外，幾乎全都遭到了這樣的命運：陣亡，或當了俘虜後被屠殺，或在日本軍搜捕便衣兵時被殺害。在日本軍占領南京時，《紐約時報》記者德丁尚在那裏，目睹了中國首都南京的最後時刻。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從上海發出的特訊中報導說：“南京被占領，是中國軍隊所蒙受的慘重失敗，也是在現代戰爭史上最慘痛的軍事崩潰。中國軍隊企圖保衛南京而自己陷入了包圍之中，以致遭到了有組織的屠殺。”（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二八一頁）
山本之流根本無視南京攻陷戰的實際狀況，根據他們“軍事算術”的粗略統計而得出的答案是，中國軍隊傷亡“三千到五千（恐怕還不到此數）”。順便說一下，我覺得，這“三千到五千”中國軍隊的“傷亡”，說的是陣亡者的人數。根據山本的統計來計算，五萬軍隊被殲滅，其傷亡者必是兩萬五千人，其中按陣亡者占四分之一、負傷者占四分之三的比例來計算，那末陣亡者就是六千二百五十名。這個六千二百五十名的人數，被換成“二千到五千”，肯定是巧妙地借用了德丁記者所報導的關於中國方麵傷亡“三千到五千”這一推斷。
誠然，德丁記者說過：‘中國方麵的傷亡人數是三千到五千，不，可能超過此數” （洞富雄編前引書2，第二九四頁），山本隻是將德丁記者在這裏所說的“超過此數”改成‘不到此數’，其他都是照搬照抄。不過，德丁記者所說明的是因戰鬥而傷亡的人數，隻是陣亡者的遺棄屍體的一部分而已。山本在文體上對此把“三千到五千”改寫成為中國兵遺棄屍體的總數。德丁記者就南京守軍的整個傷亡情況，明確地記述道；“至少有三萬五幹人的兵力遭到了殲滅，這相當於南京守軍的三分之二， 其中有兩萬人被處以死刑”（洞富雄編前引書2，第二八四頁）。當遺棄屍體的數目引起人們注意時，不提這一整個傷亡人數，而隻說因戰鬥而傷亡的估計人數，這是一種欺騙手段。
而且，我想提請注意，德丁記者關於陣亡人數的估計是相當保守的。雖然有在戰鬥情況下難以區別戰鬥傷亡與屠殺之類這種“戰果”之例，但我可以介紹一、兩個比較確切的資料，能夠推測戰鬥傷亡不是三千或五千，而是達到了一個莫大的數目。
師團長穀壽夫中將親自在其“軍情報告”中寫道，第六師團第四十五聯隊於十二日至十三日在南京城牆兩側的江岸地區，“於各處遭遇了由南京逃脫出來的一萬多名敵人，予以重創，出現了江岸遍地都是屍體的狀況”（引自穀壽夫：《機密日俄戰爭史·序言》，第八頁。在《熊本兵團戰史》〔支那事變編，第一二五頁〕中談到交戰兵力為兩萬，傷亡一萬一千人）。而且，至於第十六師團第三十旅團在城北江岸下關地區的戰果，佐佐木到一旅團長親筆記述道：“這天（十三日），在我支隊作戰地區遺棄的敵人屍體達一萬幾千具，此外，如果將裝甲車在江麵上擊滅的和各部隊所俘虜的合計起來，那末僅我支隊就解決了兩萬多敵人。”再有，這也是屠殺俘虜的例子，即沿著揚子江進軍的第十三師團第六十五聯隊把於十四日在南京近郊幕府山附近俘虜來的、從城內潰逃出來的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中國兵，幾天後在揚子江岸邊全遭槍殺了。這起事件是發生在德丁記者離開南京以後。
從這些例子中可看到的陣亡和被屠殺人數之多。即使從其一個個的例子來看，也是山本所謂總數為三千到五千的說法所無可比擬的。但是，即使將這些陣亡和被屠殺人數全部加起來，也隻是包括無辜的普通老百姓在內的、南京事件的全部被害人數的幾分之一。上海派遣軍發表說遺棄屍體為八萬四千具，這還是低估的數字，有人推測說，遺棄屍體實際為這個數字的一倍。
通常，會出現三倍於陣亡者的負傷人數，即便將負傷的人定為兩倍，
那麽陣亡者、負傷者（即喪失戰鬥力者）的總數，便是二十五萬二千人。
軍隊一般損失一半就是喪失戰鬥力。這，當然稱之為殲滅戰了。這樣，說
是在“南京之戰”中殲滅中國軍隊五十萬，這種說法何等愚蠢。在南京的
中國軍隊，最大限度地估計也不過是五萬，而其傷亡人數即使多估計一點，
也在三千到五千（恐怕還不到這個數字）。這一點，中國方麵是清楚的。
那末，上海派遣軍發表的“遺棄屍體八萬四千具”，又是怎麽回事呢？
這，如果說是“事實”，那也隻能說其中隻有四千具是戰鬥人員，而其餘
八萬具則是被屠殺的非戰鬥人員的屍體。不言而喻，這個數字是大本營虛
報的，證明就略而不談了。然而，這種說法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
不起作用（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八七頁）。
像山本這樣通曉軍隊情況的人物，把這種奇特的統計強加於我們，真令人不勝驚訝。
對於中國軍隊來說，保衛南京純粹是背水一戰地困守孤城。估計有五萬至十萬守軍，除極少數倖存的俘虜（如後麵所述，山本估計這些俘虜有三千六百名左右）外，幾乎全都遭到了這樣的命運：陣亡，或當了俘虜後被屠殺，或在日本軍搜捕便衣兵時被殺害。在日本軍占領南京時，《紐約時報》記者德丁尚在那裏，目睹了中國首都南京的最後時刻。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從上海發出的特訊中報導說：“南京被占領，是中國軍隊所蒙受的慘重失敗，也是在現代戰爭史上最慘痛的軍事崩潰。中國軍隊企圖保衛南京而自己陷入了包圍之中，以致遭到了有組織的屠殺。”（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二八一頁）
山本之流根本無視南京攻陷戰的實際狀況，根據他們“軍事算術”的粗略統計而得出的答案是，中國軍隊傷亡“三千到五千（恐怕還不到此數）”。順便說一下，我覺得，這“三千到五千”中國軍隊的“傷亡”，說的是陣亡者的人數。根據山本的統計來計算，五萬軍隊被殲滅，其傷亡者必是兩萬五千人，其中按陣亡者占四分之一、負傷者占四分之三的比例來計算，那末陣亡者就是六千二百五十名。這個六千二百五十名的人數，被換成“二千到五千”，肯定是巧妙地借用了德丁記者所報導的關於中國方麵傷亡“三千到五千”這一推斷。
誠然，德丁記者說過：‘中國方麵的傷亡人數是三千到五千，不，可能超過此數” （洞富雄編前引書2，第二九四頁），山本隻是將德丁記者在這裏所說的“超過此數”改成‘不到此數’，其他都是照搬照抄。不過，德丁記者所說明的是因戰鬥而傷亡的人數，隻是陣亡者的遺棄屍體的一部分而已。山本在文體上對此把“三千到五千”改寫成為中國兵遺棄屍體的總數。德丁記者就南京守軍的整個傷亡情況，明確地記述道；“至少有三萬五幹人的兵力遭到了殲滅，這相當於南京守軍的三分之二， 其中有兩萬人被處以死刑”（洞富雄編前引書2，第二八四頁）。當遺棄屍體的數目引起人們注意時，不提這一整個傷亡人數，而隻說因戰鬥而傷亡的估計人數，這是一種欺騙手段。
而且，我想提請注意，德丁記者關於陣亡人數的估計是相當保守的。雖然有在戰鬥情況下難以區別戰鬥傷亡與屠殺之類這種“戰果”之例，但我可以介紹一、兩個比較確切的資料，能夠推測戰鬥傷亡不是三千或五千，而是達到了一個莫大的數目。
師團長穀壽夫中將親自在其“軍情報告”中寫道，第六師團第四十五聯隊於十二日至十三日在南京城牆兩側的江岸地區，“於各處遭遇了由南京逃脫出來的一萬多名敵人，予以重創，出現了江岸遍地都是屍體的狀況”（引自穀壽夫：《機密日俄戰爭史·序言》，第八頁。在《熊本兵團戰史》〔支那事變編，第一二五頁〕中談到交戰兵力為兩萬，傷亡一萬一千人）。而且，至於第十六師團第三十旅團在城北江岸下關地區的戰果，佐佐木到一旅團長親筆記述道：“這天（十三日），在我支隊作戰地區遺棄的敵人屍體達一萬幾千具，此外，如果將裝甲車在江麵上擊滅的和各部隊所俘虜的合計起來，那末僅我支隊就解決了兩萬多敵人。”再有，這也是屠殺俘虜的例子，即沿著揚子江進軍的第十三師團第六十五聯隊把於十四日在南京近郊幕府山附近俘虜來的、從城內潰逃出來的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中國兵，幾天後在揚子江岸邊全遭槍殺了。這起事件是發生在德丁記者離開南京以後。
從這些例子中可看到的陣亡和被屠殺人數之多。即使從其一個個的例子來看，也是山本所謂總數為三千到五千的說法所無可比擬的。但是，即使將這些陣亡和被屠殺人數全部加起來，也隻是包括無辜的普通老百姓在內的、南京事件的全部被害人數的幾分之一。上海派遣軍發表說遺棄屍體為八萬四千具，這還是低估的數字，有人推測說，遺棄屍體實際為這個數字的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