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今晨八時左右，軍隊來到西河站後，就有四、五百名中國人手
持紅纓槍，從河堤上隔河反擊過來。聽說連步槍也沒有，隻是拿著紅纓槍，
哇哇地衝過來，但不堪一擊地被打發掉了，遲逃一步的紅槍隊隊員，三個、
五個倒在河堤下和戰壕裏死去。他們中有僧侶，身穿藍或黑色衣服，頭髮
一律剃光。每具屍體的胸前都貼著綠色四方角的紙片，在每張紙片上寫有
很大的“佛”字。一個隊長模樣的屍體還紮著白色腰帶。太陽剛剛升起，
河堤上的草木鬱鬱蔥蔥，而紅槍隊隊員的屍體卻流淌著鮮血，怪煞風景的，
但總覺得所見景色如同古式的版畫一樣（《北岸部隊》，第一二二至一二
三頁）。
正如前麵所介紹的那樣，山本七平說：“我所聽到的情況與林芙美子的隨軍報導大致相同。”然而，隻要看一下這裏所引用的林芙美子所寫的報導，就知道她本人似乎還不知道她所說的“紅槍隊”就是“紅槍會”的戰士（《北岸部隊隨軍記》便是抄錄了《北岸部隊》並進行若幹加工後收錄在陸軍省報導部編、陸軍畫報社出版的《大陸戰史》（一九四一年出版）中的。這裏，把“四、五百名中國人”改為“四、五日名中國僧侶”，而且還有“僧侶們”雲雲。日華戰爭爆發三年後，林芙美子看來還未了解紅槍會的實質。這點暫且不說，關於“紅槍會匪”的情況，山本七平所寫內容與林芙美子的記述毫無關係。
再者，鈴木二郎記者描述了俘虜們站在十三米高、二十五米寬的城牆上等待著“死亡的到來”的大無畏精神。對於這一點，山本七平冷嘲熱諷地說，如果是從城內看到此種情景，鈴木二郎想必是具有“超人的遠視力”的人，“社會上也有一些奇妙的新聞記者”（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九九頁）。不過，這又是過甚的強詞奪理。
山本七平一口斷定鈴木記者是從城內看到城牆上的現場情景的。當時，也許允許新聞記者登上城牆看屠殺情況。就假定並非如此，而是從城牆下往上看到的吧。這時，如果也從城外往上看，自然也能看到等待死亡到來的紅槍會士兵的情景。而且，從城內遠離城牆內百米之外遙望城牆上靠城外一邊的俘虜，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如以望遠鏡這一有效工具取代“超人的遠視力”，不就可以看清他們的情況了嗎？
此外，鈴木二郎記者在屠殺俘虜的報導最後寫道：“據說，他們這些手持紅纓槍的人，具有堅定的信念和信仰，認為即使中彈也不會死。此事是我後來從刺殺俘虜的日本兵那裏聽來的。”因此，關於俘虜的精神氣概，或許也是從刺殺俘虜的日本兵那裏聽來並記錄下來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應當說“此事……”的提法寫錯了，應該寫為“這些事……”。
山本七平又作了相當武斷的發言， 說： “查閱了所有記錄，但尚未看到關於（紅槍會）在南京城內的記錄”（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九八頁）。鈴木明也說：“我的解釋是，日本軍稱已為‘紅槍匪’的紅槍會經常在華北神出鬼沒地活動，而關於他們出現在南京攻陷戰中的說法，我則從未聽到過，保衛南京的都是國民政府的正規軍”（《“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一六頁）。我雖然尚未看到這方麵的記錄，但也不準備因此而說南京城內沒有出現過紅槍會這個集團。 鈴木二郎記者在上述報導中， 還這樣說：“我多次聽到，在這個戰場上（指南京追擊戰。——洞富雄注）手持紅纓槍（類似日本長矛之類的武器，但在矛頭紮有紅纓）的上群人，毫不怕死，一個接一個地衝鋒，展開了使日本軍感到頭痛的肉搏戰。”但在山本七平看來，這也全然是虛構的了？
山本七平一口斷定，認為鈴木二郎記者的報導中說在南京守軍裏有紅槍會的戰士集團，那都是虛構的，但他竟說出了如此大相逕庭的話來，這才真正令人“不可思議“。
所謂“南京大屠殺”“全是謠言”的根本“理由”
鈴木明寫了《“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這本書，但還未說“‘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可是，山本七平卻說：“我認為雖無重複的必要，但說‘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既不是說侵略是正義的，也不是說在中國和菲律賓都未發生過暴行事件。它確實存在。就我所知，最重要的是在世界上無論何處都找不到‘恩威並施的皇軍’這樣的軍隊”（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三一八頁）。這似乎是說，在南京雖有小規模的屠殺，但絕不是“大屠殺”。
山本說出了與事實大不相符的話，他對鈴木二郎記者的親身經歷之談所作的批評暫且不說，其所以如此主張似乎隻有兩個理由。首先介紹一下他自己所說的“理由”吧，那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同京都大學教授會田雄次的談話中提到的。基本內容在《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號上已有發表。談話條理清楚，故引用如下：
會田問道：“關於支那事變中的南京大屠殺問題，看來基本上已調查了吧，那可是今人不可思議的傳說啊！”對此，山本七平回答如下：
持紅纓槍，從河堤上隔河反擊過來。聽說連步槍也沒有，隻是拿著紅纓槍，
哇哇地衝過來，但不堪一擊地被打發掉了，遲逃一步的紅槍隊隊員，三個、
五個倒在河堤下和戰壕裏死去。他們中有僧侶，身穿藍或黑色衣服，頭髮
一律剃光。每具屍體的胸前都貼著綠色四方角的紙片，在每張紙片上寫有
很大的“佛”字。一個隊長模樣的屍體還紮著白色腰帶。太陽剛剛升起，
河堤上的草木鬱鬱蔥蔥，而紅槍隊隊員的屍體卻流淌著鮮血，怪煞風景的，
但總覺得所見景色如同古式的版畫一樣（《北岸部隊》，第一二二至一二
三頁）。
正如前麵所介紹的那樣，山本七平說：“我所聽到的情況與林芙美子的隨軍報導大致相同。”然而，隻要看一下這裏所引用的林芙美子所寫的報導，就知道她本人似乎還不知道她所說的“紅槍隊”就是“紅槍會”的戰士（《北岸部隊隨軍記》便是抄錄了《北岸部隊》並進行若幹加工後收錄在陸軍省報導部編、陸軍畫報社出版的《大陸戰史》（一九四一年出版）中的。這裏，把“四、五百名中國人”改為“四、五日名中國僧侶”，而且還有“僧侶們”雲雲。日華戰爭爆發三年後，林芙美子看來還未了解紅槍會的實質。這點暫且不說，關於“紅槍會匪”的情況，山本七平所寫內容與林芙美子的記述毫無關係。
再者，鈴木二郎記者描述了俘虜們站在十三米高、二十五米寬的城牆上等待著“死亡的到來”的大無畏精神。對於這一點，山本七平冷嘲熱諷地說，如果是從城內看到此種情景，鈴木二郎想必是具有“超人的遠視力”的人，“社會上也有一些奇妙的新聞記者”（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九九頁）。不過，這又是過甚的強詞奪理。
山本七平一口斷定鈴木記者是從城內看到城牆上的現場情景的。當時，也許允許新聞記者登上城牆看屠殺情況。就假定並非如此，而是從城牆下往上看到的吧。這時，如果也從城外往上看，自然也能看到等待死亡到來的紅槍會士兵的情景。而且，從城內遠離城牆內百米之外遙望城牆上靠城外一邊的俘虜，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如以望遠鏡這一有效工具取代“超人的遠視力”，不就可以看清他們的情況了嗎？
此外，鈴木二郎記者在屠殺俘虜的報導最後寫道：“據說，他們這些手持紅纓槍的人，具有堅定的信念和信仰，認為即使中彈也不會死。此事是我後來從刺殺俘虜的日本兵那裏聽來的。”因此，關於俘虜的精神氣概，或許也是從刺殺俘虜的日本兵那裏聽來並記錄下來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應當說“此事……”的提法寫錯了，應該寫為“這些事……”。
山本七平又作了相當武斷的發言， 說： “查閱了所有記錄，但尚未看到關於（紅槍會）在南京城內的記錄”（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九八頁）。鈴木明也說：“我的解釋是，日本軍稱已為‘紅槍匪’的紅槍會經常在華北神出鬼沒地活動，而關於他們出現在南京攻陷戰中的說法，我則從未聽到過，保衛南京的都是國民政府的正規軍”（《“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第二一六頁）。我雖然尚未看到這方麵的記錄，但也不準備因此而說南京城內沒有出現過紅槍會這個集團。 鈴木二郎記者在上述報導中， 還這樣說：“我多次聽到，在這個戰場上（指南京追擊戰。——洞富雄注）手持紅纓槍（類似日本長矛之類的武器，但在矛頭紮有紅纓）的上群人，毫不怕死，一個接一個地衝鋒，展開了使日本軍感到頭痛的肉搏戰。”但在山本七平看來，這也全然是虛構的了？
山本七平一口斷定，認為鈴木二郎記者的報導中說在南京守軍裏有紅槍會的戰士集團，那都是虛構的，但他竟說出了如此大相逕庭的話來，這才真正令人“不可思議“。
所謂“南京大屠殺”“全是謠言”的根本“理由”
鈴木明寫了《“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這本書，但還未說“‘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可是，山本七平卻說：“我認為雖無重複的必要，但說‘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既不是說侵略是正義的，也不是說在中國和菲律賓都未發生過暴行事件。它確實存在。就我所知，最重要的是在世界上無論何處都找不到‘恩威並施的皇軍’這樣的軍隊”（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三一八頁）。這似乎是說，在南京雖有小規模的屠殺，但絕不是“大屠殺”。
山本說出了與事實大不相符的話，他對鈴木二郎記者的親身經歷之談所作的批評暫且不說，其所以如此主張似乎隻有兩個理由。首先介紹一下他自己所說的“理由”吧，那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同京都大學教授會田雄次的談話中提到的。基本內容在《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號上已有發表。談話條理清楚，故引用如下：
會田問道：“關於支那事變中的南京大屠殺問題，看來基本上已調查了吧，那可是今人不可思議的傳說啊！”對此，山本七平回答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