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攻防戰是發生在日本軍侵略中國後第五個月。當時，紅槍會的兵團已被編入南京守軍，也是不足為奇的。據悉，北方興起的紅槍會很快就發展到江蘇省揚子江邊（長野朗：《中國兵、土匪、紅槍會》，大正十三年出版，第三四四頁）。因此，也許這方麵的紅槍會趕來參加南京的防守。槍會，不僅在揚子江以北有，看來江南也有它的組織。所以，不妨也把它們看作是阻擋日本軍進攻南京的障礙。
在此之前， 大刀會作為江南的槍會， 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際，高舉“奉天命大刀會”、“奉天命共產黨”的旗幟，攻占了溧陽縣城（位於江蘇省南部），這一事實令人注目（三穀孝所著前引論文）。我最近從戰爭文學研究家高崎隆治那裏得到啟發，獲知太湖周圍早在日華戰爭爆發前就出現了紅槍會的活動。在攻占南京整整一年後，莊司憲李正在從事太湖的魚類調查工作。其《太湖勘察記》中有一段這樣的記述：“湖州曾有紅槍會，反對國民政府，屢遭討伐。然而，他們歸順於日本軍，配合南京攻陷戰，充當了日本軍的尖兵”（《太湖勘察記》，第一三六頁）。莊司憲季說：“吳某是公認的太湖紅槍會首領，也一起歸順了。他不僅充當皇軍的嚮導，而且率先接受皇軍的訓練，當了皇軍在太湖方麵的尖兵，在掃蕩遊擊隊共匪中立下了戰功”（《太湖勘察記》，第十八頁）。其中所說的大概與紅槍會是同一個集團。這裏所看到的紅槍會是毫無民族尊嚴的武裝集團。但是從這本書中另外也可以看到被視為紅槍會餘黨的勇敢的集團的形象，它對日本軍進行了抵抗。勘察班前往位於太湖中的西洞庭島時，雖避免相互衝突，但莊司在那裏看到了兩百五十人左右的紅槍會集團，並對他們退出西洞庭島時的情況這樣寫道：“他們手持紅纓短槍，搭乘兩艘船，氣勢可怕。古井少尉目光炯炯地盯視著他們。”（《太湖勘察記》，第一二四頁）
另外，我最近翻閱了《大阪朝日新聞》地方版彙編，從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北九州版”中了解到這樣一種事實：占領南京後不久，勇敢的紅槍會在杭州附近對日本軍進行了抵抗。從杭州灣登陸參加南京攻陷戰的第十軍，在占領南京後轉而進攻杭州。 此時， “竹內狤少尉的一隊人馬在杭州的激戰中殲滅了自詡為強敵的‘紅槍會’”——這個消息已由該報二月十三日晚刊作了報導，又在同年四月由講談社出版的《支那事變大事繪畫故事》中，以《竹內部隊的奮戰》為題進行了介紹。
紅槍會在抗日戰爭期間再次復興，成為地方人民的自衛組織，蓬勃開展武裝活動。所以，日本軍稱之為紅槍會匪或紅槍匪，但它並不是進行所謂土匪活動的集團。要是以傳說中所說的紅槍匪的印象來看日華戰爭初期的紅槍會，那是不行的。
而且，山本七平把紅槍會稱之為“‘敢死隊’式的集團”，或者說它的“宗旨是‘為戰鬥而死”’。這又令人莫名其妙了。他們隻是深信“刀槍不入”、“槍彈不入”，即絕不會死於敵人的武器下，因此說他們的目的是為戰鬥而死，那就本末倒置了。另外就是山本七平所主張的他們“決不當俘虜”這一點，我請教了專家，似乎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們集體當俘虜不乏其例。
不是俘虜，但歸順於日本軍，與日本軍合作，這種紅槍會並不少見。前麵，我介紹了江南太湖附近的紅槍會情況。兒玉機關的兒玉譽士夫於昭和十九年四月左右，曾在南京和徐州之間設立了總部，他也說到為使“神出鬼沒、威脅我方”的紅槍會歸順，在徐州舉行了近兩萬人的很大的集體歸順儀式（《暴政、槍聲、亂世》，第二十二至二十九頁）。然而，對於兒玉的這種自吹自擂的吹牛大話，竹穀有一郎說：“把兄弟徐鐵珊是紅論會的頭目，因而非常了解情況。”他說“紅槍會的思想是江湖思想。因此，非江湖上的人，就不是紅槍會匪……而在徐州附近平原的卻是大刀會。這種說法對洞悉中國情況的人來說，實在令人可笑”（高山清行：《什麽都不知道的日本人》，第六十五頁）。因此，事情真實與否，看來還是個問題。然而，所謂江湖思想雲雲，卻沒有另外聽到過。順便說一句，據說徐鐵珊於一九三七年前後，因土匪散夥而流竄到上海（前引書，第六十九頁）。
又說，他們的武器隻有紅纓槍之類，現代武器一概沒有，這卻與事實相反。本來是以短槍為武器的，所以稱為紅槍會、黃槍會或黑槍會。如果與土匪等為敵，尚可以，但在與軍閥和國民黨軍隊處於對抗的高潮時期，槍會運動不要說是步槍，甚至連大炮也裝備起來了。對此，古賀騎兵聯隊長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在錦西城外遭到了力量雄厚的“土匪”的攻擊，中彈兩發而死（關東軍參謀部編：《滿洲事變戰誌》 ， 第一○八頁）。這次古賀聯隊長之死，實際上是與紅槍會對戰而戰死的（莊司憲季；《太湖勘察記》，第一一五頁）。
關於“紅槍會匪”的知識，山本七平說：“我聽到的情況與鈴木二郎的報導不一樣，與林芙美子的隨軍報導大致相同……”林芙美子在日華戰爭中兩次從軍，一次是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攻陷戰，另一次是第二年的漢口攻陷戰。作為隨軍記者，有關於南京攻陷戰的 《南京行》 等五篇文章（收錄於一九三八年七月改造社出版的《我的昆蟲記》中），還有關於漢口攻陷戰的《戰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朝日新聞社出版）以及《北岸部隊》（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公論社出版），我們都可以看到。在這三本書中，僅《北岸部隊》寫到了紅槍會戰士。林芙美子從廣濟出發，來到西河站前的河岸，此時在那裏看到了“紅槍隊隊員”的屍體。她敘述如下：
在此之前， 大刀會作為江南的槍會， 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際，高舉“奉天命大刀會”、“奉天命共產黨”的旗幟，攻占了溧陽縣城（位於江蘇省南部），這一事實令人注目（三穀孝所著前引論文）。我最近從戰爭文學研究家高崎隆治那裏得到啟發，獲知太湖周圍早在日華戰爭爆發前就出現了紅槍會的活動。在攻占南京整整一年後，莊司憲李正在從事太湖的魚類調查工作。其《太湖勘察記》中有一段這樣的記述：“湖州曾有紅槍會，反對國民政府，屢遭討伐。然而，他們歸順於日本軍，配合南京攻陷戰，充當了日本軍的尖兵”（《太湖勘察記》，第一三六頁）。莊司憲季說：“吳某是公認的太湖紅槍會首領，也一起歸順了。他不僅充當皇軍的嚮導，而且率先接受皇軍的訓練，當了皇軍在太湖方麵的尖兵，在掃蕩遊擊隊共匪中立下了戰功”（《太湖勘察記》，第十八頁）。其中所說的大概與紅槍會是同一個集團。這裏所看到的紅槍會是毫無民族尊嚴的武裝集團。但是從這本書中另外也可以看到被視為紅槍會餘黨的勇敢的集團的形象，它對日本軍進行了抵抗。勘察班前往位於太湖中的西洞庭島時，雖避免相互衝突，但莊司在那裏看到了兩百五十人左右的紅槍會集團，並對他們退出西洞庭島時的情況這樣寫道：“他們手持紅纓短槍，搭乘兩艘船，氣勢可怕。古井少尉目光炯炯地盯視著他們。”（《太湖勘察記》，第一二四頁）
另外，我最近翻閱了《大阪朝日新聞》地方版彙編，從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北九州版”中了解到這樣一種事實：占領南京後不久，勇敢的紅槍會在杭州附近對日本軍進行了抵抗。從杭州灣登陸參加南京攻陷戰的第十軍，在占領南京後轉而進攻杭州。 此時， “竹內狤少尉的一隊人馬在杭州的激戰中殲滅了自詡為強敵的‘紅槍會’”——這個消息已由該報二月十三日晚刊作了報導，又在同年四月由講談社出版的《支那事變大事繪畫故事》中，以《竹內部隊的奮戰》為題進行了介紹。
紅槍會在抗日戰爭期間再次復興，成為地方人民的自衛組織，蓬勃開展武裝活動。所以，日本軍稱之為紅槍會匪或紅槍匪，但它並不是進行所謂土匪活動的集團。要是以傳說中所說的紅槍匪的印象來看日華戰爭初期的紅槍會，那是不行的。
而且，山本七平把紅槍會稱之為“‘敢死隊’式的集團”，或者說它的“宗旨是‘為戰鬥而死”’。這又令人莫名其妙了。他們隻是深信“刀槍不入”、“槍彈不入”，即絕不會死於敵人的武器下，因此說他們的目的是為戰鬥而死，那就本末倒置了。另外就是山本七平所主張的他們“決不當俘虜”這一點，我請教了專家，似乎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們集體當俘虜不乏其例。
不是俘虜，但歸順於日本軍，與日本軍合作，這種紅槍會並不少見。前麵，我介紹了江南太湖附近的紅槍會情況。兒玉機關的兒玉譽士夫於昭和十九年四月左右，曾在南京和徐州之間設立了總部，他也說到為使“神出鬼沒、威脅我方”的紅槍會歸順，在徐州舉行了近兩萬人的很大的集體歸順儀式（《暴政、槍聲、亂世》，第二十二至二十九頁）。然而，對於兒玉的這種自吹自擂的吹牛大話，竹穀有一郎說：“把兄弟徐鐵珊是紅論會的頭目，因而非常了解情況。”他說“紅槍會的思想是江湖思想。因此，非江湖上的人，就不是紅槍會匪……而在徐州附近平原的卻是大刀會。這種說法對洞悉中國情況的人來說，實在令人可笑”（高山清行：《什麽都不知道的日本人》，第六十五頁）。因此，事情真實與否，看來還是個問題。然而，所謂江湖思想雲雲，卻沒有另外聽到過。順便說一句，據說徐鐵珊於一九三七年前後，因土匪散夥而流竄到上海（前引書，第六十九頁）。
又說，他們的武器隻有紅纓槍之類，現代武器一概沒有，這卻與事實相反。本來是以短槍為武器的，所以稱為紅槍會、黃槍會或黑槍會。如果與土匪等為敵，尚可以，但在與軍閥和國民黨軍隊處於對抗的高潮時期，槍會運動不要說是步槍，甚至連大炮也裝備起來了。對此，古賀騎兵聯隊長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在錦西城外遭到了力量雄厚的“土匪”的攻擊，中彈兩發而死（關東軍參謀部編：《滿洲事變戰誌》 ， 第一○八頁）。這次古賀聯隊長之死，實際上是與紅槍會對戰而戰死的（莊司憲季；《太湖勘察記》，第一一五頁）。
關於“紅槍會匪”的知識，山本七平說：“我聽到的情況與鈴木二郎的報導不一樣，與林芙美子的隨軍報導大致相同……”林芙美子在日華戰爭中兩次從軍，一次是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攻陷戰，另一次是第二年的漢口攻陷戰。作為隨軍記者，有關於南京攻陷戰的 《南京行》 等五篇文章（收錄於一九三八年七月改造社出版的《我的昆蟲記》中），還有關於漢口攻陷戰的《戰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朝日新聞社出版）以及《北岸部隊》（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公論社出版），我們都可以看到。在這三本書中，僅《北岸部隊》寫到了紅槍會戰士。林芙美子從廣濟出發，來到西河站前的河岸，此時在那裏看到了“紅槍隊隊員”的屍體。她敘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