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舉一例。一九六五年，中國歸來者聯絡會代表團訪問了南京，當地的汪良對代表團成員就屠殺事件談了許多情況。其中談到，在南京淪陷後的十二月十三日的掃蕩戰，使路上堆滿了屍體，第二天坦克車隊的履帶在那些屍體上壓碾而過（山岡繁：《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爭受害地區》，第十六頁）。
山本難道也說這些外僑和日本人就親眼目睹的事實所提供的證詞也都是謊言嗎？
正因為是這種情況，所以如鈴本二郎記者在光華門附近所看到的那樣，即使是坦克，也隻能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上麵鋪放原木或厚木板才能通行。“怎麽會有如此殘酷的事？”——這是現實，在日本軍當初占領南京時存在過這種情況，而鈴水二郎正是親眼看到了此種情景，才說“真是一幅今世地獄圖”。
如前所述，鈴木二郎在《丸》雜誌上發表了重要證詞，但據山本七平說，那全都是偽證。鈴木二郎打破了長達三十五年來的沉默，說道：“現在，我作為現場記者，總算有勇氣寫出這些‘證詞’。”山本對鈴木二郎的這種真情企圖殘酷地否定。鈴木二郎並非是一個處於這樣困境的人，即：不作偽證，自己就會被問罪。像他這樣的人，為什麽敢作可能被誤解為侮辱民族的發言呢？我希望人們認真地考慮這一點。
“城牆上的屠殺”
又說引起爭議的“城牆上的屠殺”問題。誠然，紅槍會的戰士們是具有大無畏精神的中國兵，也是鈴木二郎記者在中山門附近城牆上所看到的那些人，他們的勇猛精神已為日本軍所熟知。山本七平稱這個紅槍會為紅槍會匪（紅槍匪），把它的性質解釋成“當時中國為數眾多的封建的私人武裝力量中狂熱而又盲目的、可以說是‘敢死隊’性質的集團……他們對企圖推行‘西歐化’的蔣介石進行了徹底反抗……他們的宗旨是一直‘為戰鬥而死’，因而也絕對不會成為日本軍的俘虜。他們雖有個別人在不省人事的情況下當了俘虜，但他們手持紅纓槍出現在機關槍麵前的行動，與集體投降卻是不相容的”（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九八頁）。山本七平就是這樣看待日華戰爭爆發時的紅槍會的，因而認為他們參加蔣介石政府的首都保衛戰或集體成為俘虜，是不可思議的。
然而，紅槍會果真是山本七平所說的那種集團嗎？紅槍會成立於民國五、六年（即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以後，中心在河南，從山東、河北（直隸）、山西、陝西擴大到安徽、江蘇、湖北的北部地區，發展成為一股擁有數百萬會員的巨大勢力。它是農村的一個具有宗教秘密組織性質的武裝自衛團，在遭到軍閥或土匪騷擾時就起來與之進行鬥爭。除紅論會外，中國北方各省各地區還興起了同樣與秘密結社組織有聯繫的農村自衛團體，如黃槍會、黑槍會、大刀會、天門會等，總而言之，它們可稱之為槍會運動。
前一個時期， 有關槍會運動的出色研究文章相繼問世。 那就是山本秀夫所著《農民解放鬥爭的新發展——中國共產黨與農民戰爭》（收錄於《現代中國講座》2《中國革命》 ，一九六九年）、三穀孝所著《國民革命時期的北方農民暴動——以河南紅槍會為中心》（收錄於野澤豐所編《中國國民革命史的研究》，一九七四年），以及馬場毅所著《紅槍會運動序說》（收錄於青年中國研究者會議所編《中國民眾反叛的世界》，一九七四年）。根據這些研究文章，我對槍會運動略作一些敘述。
據悉，槍會在國民革命時期展開了高漲的同軍閥的鬥爭，但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戰爭結束，繼而在一九三○年爆發的閻馮聯軍與蔣介石軍隊的。中原大戰”，也以蔣介石獲勝而告結束，於是各省的槍會運動便失去了活力，開始瓦解。
然而，在一九三○年前後槍會運動低落時期，暫時出現了類似山本七平所說的“他們對企圖推行‘西歐化’的蔣介石進行了徹底反抗”的狀態，這看來是事實。那就是在江蘇、安徽、山東西南部的各地發起了大規模的暴動，對國民政府加強政治上的統治進行了反抗，而國民政府試圖“改革風俗”，即禁止“迷信邪術”（秘密結社）。
關於三十年代日華戰爭爆發前的槍會運動，好像幾乎沒有什麽資料。後來也沒有跡象表明發生過這類暴動。即使政府也放寬了“改革風俗”的政策，可想而知，對以隱蔽的形式秘密組織的集團的存在視而不見。因此，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日華戰爭爆發時，無法想像在農民中間會有“對蔣介石進行了徹底反抗”的那種強有力的抵抗。假使在槍會農民中間出現了若幹對政府的反抗，我也不能因此同意這樣的判斷，那就是他們即使在祖國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仍還對往事耿耿於懷，不屑於參加首都保衛戰。
沉寂一時的槍會的武裝鬥爭，隨著日華戰爭的爆發，再次蓬勃發展起來，其鋒芒直指侵略軍，這在當時日本軍是最清楚的了。載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的《情報》三號上的《紅槍會的背景及其現狀》一文作者謝爾曼·霍維爾說道：“紅槍會、黃槍會、天門會、黃沙會、老金會及其不勝枚舉的眾多的農民秘密組織參加了津浦鐵路沿線、淮河沿岸的戰鬥以及其他許多重要地區的戰鬥，”“現在的時勢是處於如此極端苛政的壓迫之下，因而紅槍會的壯大程度是以往無法比擬的，關於紅槍會的勇敢精神，世上已有定論，來自中國前線的報導一再表明他們無疑組成了戰線上的‘敢死隊’的主體。”
山本難道也說這些外僑和日本人就親眼目睹的事實所提供的證詞也都是謊言嗎？
正因為是這種情況，所以如鈴本二郎記者在光華門附近所看到的那樣，即使是坦克，也隻能在堆積如山的屍體上麵鋪放原木或厚木板才能通行。“怎麽會有如此殘酷的事？”——這是現實，在日本軍當初占領南京時存在過這種情況，而鈴水二郎正是親眼看到了此種情景，才說“真是一幅今世地獄圖”。
如前所述，鈴木二郎在《丸》雜誌上發表了重要證詞，但據山本七平說，那全都是偽證。鈴木二郎打破了長達三十五年來的沉默，說道：“現在，我作為現場記者，總算有勇氣寫出這些‘證詞’。”山本對鈴木二郎的這種真情企圖殘酷地否定。鈴木二郎並非是一個處於這樣困境的人，即：不作偽證，自己就會被問罪。像他這樣的人，為什麽敢作可能被誤解為侮辱民族的發言呢？我希望人們認真地考慮這一點。
“城牆上的屠殺”
又說引起爭議的“城牆上的屠殺”問題。誠然，紅槍會的戰士們是具有大無畏精神的中國兵，也是鈴木二郎記者在中山門附近城牆上所看到的那些人，他們的勇猛精神已為日本軍所熟知。山本七平稱這個紅槍會為紅槍會匪（紅槍匪），把它的性質解釋成“當時中國為數眾多的封建的私人武裝力量中狂熱而又盲目的、可以說是‘敢死隊’性質的集團……他們對企圖推行‘西歐化’的蔣介石進行了徹底反抗……他們的宗旨是一直‘為戰鬥而死’，因而也絕對不會成為日本軍的俘虜。他們雖有個別人在不省人事的情況下當了俘虜，但他們手持紅纓槍出現在機關槍麵前的行動，與集體投降卻是不相容的”（單行本《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下冊，第二九八頁）。山本七平就是這樣看待日華戰爭爆發時的紅槍會的，因而認為他們參加蔣介石政府的首都保衛戰或集體成為俘虜，是不可思議的。
然而，紅槍會果真是山本七平所說的那種集團嗎？紅槍會成立於民國五、六年（即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以後，中心在河南，從山東、河北（直隸）、山西、陝西擴大到安徽、江蘇、湖北的北部地區，發展成為一股擁有數百萬會員的巨大勢力。它是農村的一個具有宗教秘密組織性質的武裝自衛團，在遭到軍閥或土匪騷擾時就起來與之進行鬥爭。除紅論會外，中國北方各省各地區還興起了同樣與秘密結社組織有聯繫的農村自衛團體，如黃槍會、黑槍會、大刀會、天門會等，總而言之，它們可稱之為槍會運動。
前一個時期， 有關槍會運動的出色研究文章相繼問世。 那就是山本秀夫所著《農民解放鬥爭的新發展——中國共產黨與農民戰爭》（收錄於《現代中國講座》2《中國革命》 ，一九六九年）、三穀孝所著《國民革命時期的北方農民暴動——以河南紅槍會為中心》（收錄於野澤豐所編《中國國民革命史的研究》，一九七四年），以及馬場毅所著《紅槍會運動序說》（收錄於青年中國研究者會議所編《中國民眾反叛的世界》，一九七四年）。根據這些研究文章，我對槍會運動略作一些敘述。
據悉，槍會在國民革命時期展開了高漲的同軍閥的鬥爭，但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戰爭結束，繼而在一九三○年爆發的閻馮聯軍與蔣介石軍隊的。中原大戰”，也以蔣介石獲勝而告結束，於是各省的槍會運動便失去了活力，開始瓦解。
然而，在一九三○年前後槍會運動低落時期，暫時出現了類似山本七平所說的“他們對企圖推行‘西歐化’的蔣介石進行了徹底反抗”的狀態，這看來是事實。那就是在江蘇、安徽、山東西南部的各地發起了大規模的暴動，對國民政府加強政治上的統治進行了反抗，而國民政府試圖“改革風俗”，即禁止“迷信邪術”（秘密結社）。
關於三十年代日華戰爭爆發前的槍會運動，好像幾乎沒有什麽資料。後來也沒有跡象表明發生過這類暴動。即使政府也放寬了“改革風俗”的政策，可想而知，對以隱蔽的形式秘密組織的集團的存在視而不見。因此，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日華戰爭爆發時，無法想像在農民中間會有“對蔣介石進行了徹底反抗”的那種強有力的抵抗。假使在槍會農民中間出現了若幹對政府的反抗，我也不能因此同意這樣的判斷，那就是他們即使在祖國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仍還對往事耿耿於懷，不屑於參加首都保衛戰。
沉寂一時的槍會的武裝鬥爭，隨著日華戰爭的爆發，再次蓬勃發展起來，其鋒芒直指侵略軍，這在當時日本軍是最清楚的了。載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的《情報》三號上的《紅槍會的背景及其現狀》一文作者謝爾曼·霍維爾說道：“紅槍會、黃槍會、天門會、黃沙會、老金會及其不勝枚舉的眾多的農民秘密組織參加了津浦鐵路沿線、淮河沿岸的戰鬥以及其他許多重要地區的戰鬥，”“現在的時勢是處於如此極端苛政的壓迫之下，因而紅槍會的壯大程度是以往無法比擬的，關於紅槍會的勇敢精神，世上已有定論，來自中國前線的報導一再表明他們無疑組成了戰線上的‘敢死隊’的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