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輕率。
然而，我的這種預感以及危懼心理可以說在那時或多或少已經萌生，
即與其說我通過洞富雄的論文得到了教益，毋寧說對鈴木明的文章感到欽
佩，而鈴木明也著重說明不是否定南京屠殺事件本身，繼而我又讀了佐佐
木元勝的文章，並以它作為我判斷的基礎。總之，對於諸如南京事件這些
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像我這樣的外行人應當持慎重態度，不要輕率地發
表意見，故在此補充加以說明。
平野說：“對於諸如南京事件這些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像我這樣的外行人應當持慎重態度，不要輕率地發表意見。”可是，我們歷史學家期待著作家、評論家們毫無拘束地暢所欲言，一直希望大家共同弄清歷史真相。
※ ※ ※
僅就“砍殺百人比賽” 而言， 山本七平所著《我所認識的日本軍隊》第七回《煽動報導與專家的義務》和第八回《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遺發”》兩篇文章甚為嘮叨，而我卻認為並非是怎麽有說服力的文章，這又是為什麽呢？像瀧澤克己這樣的人，在其《日本人的精神結構——答伊賽亞·本·達桑》一書中是這樣說的：
如果要對有爭議的“砍殺百人比賽”事件本身說一句話，那就是說它
是虛構的， 事實並非如此。 關於這一點，在山本七平有關這方麵的文章
（載《諸君》二月號的《煽動報導與專家的義務》、（載同上雜誌三月號
的《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遺發”》）已經問世的今天，恐怕已無反駁餘地。
而且，如前麵所說的，在這些報導偶爾也會鑄成的“失誤”之中，確實潛
伏著非常嚴重的、深不可測的東西。關於這一點，我們對伊賽亞·本·達
桑的警告無論引起多大的注意也不為過分（《日本人的精神結構——答伊
賽亞·本·達桑》，第二六四至二六五頁）。
由此可以推斷，瀧澤也肯定了本·達桑的關於“砍殺百人比賽”的報導是虛假報導的論點。而且，對我們最為關心的問題，瀧澤則表明了他為本·達桑進行辯護的立場。他說：“我深為擔憂，本多勝一的幽默貌似恭維而實為輕蔑。這種表達方式，似乎有點過分，最終隻能在我們這些本應互相幫助，取長補短的值得重視的作家中間，進而在全體國民中間，雖能取得必要的成果，但更會招致愈加深刻的分裂和毫無結果的爭執。”他還說：“這並不是說，那樣提出‘砍殺百人比賽’，其間有著伊賽亞·本·達桑已意識到的陰謀。”他說：“總而言之，此類報導幾乎絕對未曾在日本的報紙和雜誌上刊登出來。這是極為奇怪的。此事本身不論對中國來說，抑或就日本自身而言，也肯定是極其危險的。”可是，他的這番表白總給人一種當麵撒謊的感覺。
順筆寫來，雖有不恭之處，但我還想介紹一件事。那就是，在歷史學家中間最終也有人出來，對山本七平就“砍殺百人比賽”的報導所進行的批評，表示無條件投降，不，是無條件地責示贊同。我至今仍還對形勢的“發展”之神速感到驚訝不已。那個歷史學家就是東京大學文學係國史科教授伊藤隆。他對《中央公論》一九七四年五月號上刊登的城山三郎所寫《夕陽在燃燒》一文，撰寫書評說：
《諸君》連載的山本七平就“砍殺百人比賽”問題所作的尋訪報導，
分析精闢，如同教科書一樣，表明了什麽是現代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
從“最高學府”的先生處得到這樣“精闢”的贊語，山本也該會格外高興了吧。伊藤隆是一個道地的現代史研究家，而我在現代史研究方麵還不過是個初出茅廬的歷史學家。此事倒也無關緊要，但作為歷史學者，伊藤隆對山本的論證說是“分析精闢”，給了他最美好的贊語。因此，我這個歷史學家中的無名小卒，期望伊藤隆或許也能給我對山本七平所作的批判給予某種評語。
以上，我一字未改地採用了舊版本的文章，但是，現將我批判山本論點的時間與伊藤隆讚賞山本論點的時間作一番比較，感到滑稽，我竟會期望得到壓根兒都不敢希冀的“評語”。我想，伊藤隆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三、四月份寫下了上述那些評語的。實際上，我對山本的論點所寫的批判文章一部分早在十個月前就已刊登在《歷史評論》上了。我知道，雖然本人文章發表時間已晚，但伊藤隆是在看了拙文之後才對山本的論點表示讚賞的。也就是說，我的“史料批判”已被伊藤隆評定為“不及格”了。不過，我現在還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及格的學生。我說明一下，我鬥膽將第3節的標題定為《山本七平的“史料批判” 》，便含有批判伊藤隆對山本的論點所作的評語之意。
然而，我卻從另一位東京大學教授公文俊平那裏得到了對拙文所作的出乎意料的評價，而我原以為他會對我們的論點採取批判態度呢。
一九七七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了本多勝一編的《筆桿子的陰謀》。該書收編了譴責山本七平的論點的十五篇論文，批判山本七平砍殺百人比賽虛假說，《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的拙文也收在裏麵。公文教授在《產經新聞》的“直言”一欄裏曾提到了此書。他在那裏對拙文評論說：“洞富雄的大作銳利，我仿佛看到了歷史學家精心工作的情景，表示欽佩。”（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刊）
然而，我的這種預感以及危懼心理可以說在那時或多或少已經萌生，
即與其說我通過洞富雄的論文得到了教益，毋寧說對鈴木明的文章感到欽
佩，而鈴木明也著重說明不是否定南京屠殺事件本身，繼而我又讀了佐佐
木元勝的文章，並以它作為我判斷的基礎。總之，對於諸如南京事件這些
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像我這樣的外行人應當持慎重態度，不要輕率地發
表意見，故在此補充加以說明。
平野說：“對於諸如南京事件這些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像我這樣的外行人應當持慎重態度，不要輕率地發表意見。”可是，我們歷史學家期待著作家、評論家們毫無拘束地暢所欲言，一直希望大家共同弄清歷史真相。
※ ※ ※
僅就“砍殺百人比賽” 而言， 山本七平所著《我所認識的日本軍隊》第七回《煽動報導與專家的義務》和第八回《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遺發”》兩篇文章甚為嘮叨，而我卻認為並非是怎麽有說服力的文章，這又是為什麽呢？像瀧澤克己這樣的人，在其《日本人的精神結構——答伊賽亞·本·達桑》一書中是這樣說的：
如果要對有爭議的“砍殺百人比賽”事件本身說一句話，那就是說它
是虛構的， 事實並非如此。 關於這一點，在山本七平有關這方麵的文章
（載《諸君》二月號的《煽動報導與專家的義務》、（載同上雜誌三月號
的《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遺發”》）已經問世的今天，恐怕已無反駁餘地。
而且，如前麵所說的，在這些報導偶爾也會鑄成的“失誤”之中，確實潛
伏著非常嚴重的、深不可測的東西。關於這一點，我們對伊賽亞·本·達
桑的警告無論引起多大的注意也不為過分（《日本人的精神結構——答伊
賽亞·本·達桑》，第二六四至二六五頁）。
由此可以推斷，瀧澤也肯定了本·達桑的關於“砍殺百人比賽”的報導是虛假報導的論點。而且，對我們最為關心的問題，瀧澤則表明了他為本·達桑進行辯護的立場。他說：“我深為擔憂，本多勝一的幽默貌似恭維而實為輕蔑。這種表達方式，似乎有點過分，最終隻能在我們這些本應互相幫助，取長補短的值得重視的作家中間，進而在全體國民中間，雖能取得必要的成果，但更會招致愈加深刻的分裂和毫無結果的爭執。”他還說：“這並不是說，那樣提出‘砍殺百人比賽’，其間有著伊賽亞·本·達桑已意識到的陰謀。”他說：“總而言之，此類報導幾乎絕對未曾在日本的報紙和雜誌上刊登出來。這是極為奇怪的。此事本身不論對中國來說，抑或就日本自身而言，也肯定是極其危險的。”可是，他的這番表白總給人一種當麵撒謊的感覺。
順筆寫來，雖有不恭之處，但我還想介紹一件事。那就是，在歷史學家中間最終也有人出來，對山本七平就“砍殺百人比賽”的報導所進行的批評，表示無條件投降，不，是無條件地責示贊同。我至今仍還對形勢的“發展”之神速感到驚訝不已。那個歷史學家就是東京大學文學係國史科教授伊藤隆。他對《中央公論》一九七四年五月號上刊登的城山三郎所寫《夕陽在燃燒》一文，撰寫書評說：
《諸君》連載的山本七平就“砍殺百人比賽”問題所作的尋訪報導，
分析精闢，如同教科書一樣，表明了什麽是現代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
從“最高學府”的先生處得到這樣“精闢”的贊語，山本也該會格外高興了吧。伊藤隆是一個道地的現代史研究家，而我在現代史研究方麵還不過是個初出茅廬的歷史學家。此事倒也無關緊要，但作為歷史學者，伊藤隆對山本的論證說是“分析精闢”，給了他最美好的贊語。因此，我這個歷史學家中的無名小卒，期望伊藤隆或許也能給我對山本七平所作的批判給予某種評語。
以上，我一字未改地採用了舊版本的文章，但是，現將我批判山本論點的時間與伊藤隆讚賞山本論點的時間作一番比較，感到滑稽，我竟會期望得到壓根兒都不敢希冀的“評語”。我想，伊藤隆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三、四月份寫下了上述那些評語的。實際上，我對山本的論點所寫的批判文章一部分早在十個月前就已刊登在《歷史評論》上了。我知道，雖然本人文章發表時間已晚，但伊藤隆是在看了拙文之後才對山本的論點表示讚賞的。也就是說，我的“史料批判”已被伊藤隆評定為“不及格”了。不過，我現在還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及格的學生。我說明一下，我鬥膽將第3節的標題定為《山本七平的“史料批判” 》，便含有批判伊藤隆對山本的論點所作的評語之意。
然而，我卻從另一位東京大學教授公文俊平那裏得到了對拙文所作的出乎意料的評價，而我原以為他會對我們的論點採取批判態度呢。
一九七七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了本多勝一編的《筆桿子的陰謀》。該書收編了譴責山本七平的論點的十五篇論文，批判山本七平砍殺百人比賽虛假說，《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的拙文也收在裏麵。公文教授在《產經新聞》的“直言”一欄裏曾提到了此書。他在那裏對拙文評論說：“洞富雄的大作銳利，我仿佛看到了歷史學家精心工作的情景，表示欽佩。”（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