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批判未予答覆的鈴木明和山本兩人
我在七年前為舊著寫的“前言”中這樣說：
山本七平的批評大多是根據他豐富的軍人生活經歷而作出的。因此，
我很遺憾，沒有他那樣的經歷，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立論。盡管如此，我還
是逐期看了山本的論文，對其論點一一作了批判。文稿積累起來，便達到
了可觀的數量。我認為，等到山本的《我所認識的日本軍》單行本出版，
看了他對刊登在雜誌上的論文加工後的新稿子，我再據此修改自己的稿子
予以發表，或許這才是正確的步驟。因此，拙文一直未能成書。另一方麵，
著名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都出來，高度評價了山本關於“砍殺百人比賽”
是虛假的論點。目睹這種情況的發展，我再也不能坐視了，所以才決定將
這篇拙文與剛在雜誌上發表過的、批判伊賽亞·本·達桑和鈴木兩人論點
的文章合在一起，公開發表，請大家批判。
看了鈴木明最近出版的《證詞：中國、台灣、沖繩》一書的“後記”，
據他說，在昭和四十八年三月出版他的《“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一
書時，“同情與反駁同時以迅猛之勢出現”。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該書所收的幾篇採訪報導當初在《諸君》雜誌上刊登時，我就對它的內容
遂一進行了批判，因而我寫的“反駁”自然是長篇大論的了。然而，時間
已逾兩年，尚未得到鈴木“再反駁”。據上述“後記”所說，鈴木的想法
似乎是“對於反駁我的人們，我根本無意‘再反駁’。所謂作品，所要寫
的盡在其中，自己不必加上註解或予以辯護”。因此，我對“再反駁”的
期待自然要落空了。別人進行了批判，但對隨之而來的論爭末予應戰。要
是論戰了，就不能進行以後的更重要的工作，因而拒絕論戰——這種想法，
似乎是對自己的工作和能力感到自負的人所共有的。
不過，我相信，鈴木明的著作是需要討論的史書，其內容是不錯的，
是政治性發言。盡管鈴木明將他的採訪報導說成是‘作品”，私下裏想讓
它保持原貌，但我作為鞭策衰軀挑起論爭的當事人，總覺得自己閑得無聊，
無處容身。因此，我在編纂單行本之際，無奈隻好對舊著稍作若幹加工，
批判的對象仍還是兩、三年前的。雖說如此，我還是深感遺憾。
雖說鞭策衰軀，若是將此拙文公開發表，與鈴木明和山本七平那些年
輕有為的作家爭一日之長短，這當然又是承擔了難以勝任的工作。每想到
要開始進行棘手的工作，從內心感到誠惶誠恐。不過，我曾經寫過有關南
京事件的專著（《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來社出版），甚
至編纂了關於這起事件的史料集（日中戰爭史資料8、9《南京事件》1、2，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書房出版），不知不覺地成了一個不倫不類的“專
家”，而且還感到有幾分使命感。我已意識到這是一條不可迴避的、必須
勇往直前的道路。
在這種情況下，我所寫的《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一書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了。然而，晚三個月，即同年十一、十二月，山本七平所寫《我所認識的日本軍》單行本姍姍來遲地公開出版了。批判山本論點的拙文收錄在本多勝一編、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筆桿子的陰謀》一書中，當時我在為該書寫序言時，就山本的新著談到：
其內容與雜誌上刊登的雷同，根本未作修改。我所指出的事實錯誤也
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因此，盡管有些顯而易見的事實錯誤，但它依然是譴
責並攻擊別人的材料。這又是為何呢？
山本的書或許是在我的那本書出版時已經排版了，不能更改，一因而
就原封不動地出版了。盡管如此，我認為至少也應當在後記之類裏寫上片
言隻語。這樣做，難道不是作者在受到批判後所應盡的責任嗎？他竟然無
視這種責任，無視別人的批判，若無其事地將內容有明顯錯誤的著作公諸
於世，這是何等的傲慢啊！
鑑於這些情況，我認為，對基本上是收編在自己著作中的文章多少作
些加工，作為本書的一部分，以此向山本再次提出問題，這是我應有的權
利，而且這樣做也是我的義務。
此書寫成後，已有五年多了。但是，《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一書似乎還是照初版的樣子一再重版，而我的批判當然是一直未被重視。因此，我認為，在這本拙著裏將舊著中批判山本的論點加以修改和補充，再次收縮進去，依然是我的“權利”，也是“義務”。
※ ※ ※
另一方麵，鈴木明十年來對“砍殺百人比賽”和“南京大屠殺”問題一直保持沉默。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的《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也以初版的紙型一再重版。
我在七年前為舊著寫的“前言”中這樣說：
山本七平的批評大多是根據他豐富的軍人生活經歷而作出的。因此，
我很遺憾，沒有他那樣的經歷，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立論。盡管如此，我還
是逐期看了山本的論文，對其論點一一作了批判。文稿積累起來，便達到
了可觀的數量。我認為，等到山本的《我所認識的日本軍》單行本出版，
看了他對刊登在雜誌上的論文加工後的新稿子，我再據此修改自己的稿子
予以發表，或許這才是正確的步驟。因此，拙文一直未能成書。另一方麵，
著名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都出來，高度評價了山本關於“砍殺百人比賽”
是虛假的論點。目睹這種情況的發展，我再也不能坐視了，所以才決定將
這篇拙文與剛在雜誌上發表過的、批判伊賽亞·本·達桑和鈴木兩人論點
的文章合在一起，公開發表，請大家批判。
看了鈴木明最近出版的《證詞：中國、台灣、沖繩》一書的“後記”，
據他說，在昭和四十八年三月出版他的《“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一
書時，“同情與反駁同時以迅猛之勢出現”。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該書所收的幾篇採訪報導當初在《諸君》雜誌上刊登時，我就對它的內容
遂一進行了批判，因而我寫的“反駁”自然是長篇大論的了。然而，時間
已逾兩年，尚未得到鈴木“再反駁”。據上述“後記”所說，鈴木的想法
似乎是“對於反駁我的人們，我根本無意‘再反駁’。所謂作品，所要寫
的盡在其中，自己不必加上註解或予以辯護”。因此，我對“再反駁”的
期待自然要落空了。別人進行了批判，但對隨之而來的論爭末予應戰。要
是論戰了，就不能進行以後的更重要的工作，因而拒絕論戰——這種想法，
似乎是對自己的工作和能力感到自負的人所共有的。
不過，我相信，鈴木明的著作是需要討論的史書，其內容是不錯的，
是政治性發言。盡管鈴木明將他的採訪報導說成是‘作品”，私下裏想讓
它保持原貌，但我作為鞭策衰軀挑起論爭的當事人，總覺得自己閑得無聊，
無處容身。因此，我在編纂單行本之際，無奈隻好對舊著稍作若幹加工，
批判的對象仍還是兩、三年前的。雖說如此，我還是深感遺憾。
雖說鞭策衰軀，若是將此拙文公開發表，與鈴木明和山本七平那些年
輕有為的作家爭一日之長短，這當然又是承擔了難以勝任的工作。每想到
要開始進行棘手的工作，從內心感到誠惶誠恐。不過，我曾經寫過有關南
京事件的專著（《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來社出版），甚
至編纂了關於這起事件的史料集（日中戰爭史資料8、9《南京事件》1、2，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書房出版），不知不覺地成了一個不倫不類的“專
家”，而且還感到有幾分使命感。我已意識到這是一條不可迴避的、必須
勇往直前的道路。
在這種情況下，我所寫的《駁南京大屠殺是“無稽之談”》一書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了。然而，晚三個月，即同年十一、十二月，山本七平所寫《我所認識的日本軍》單行本姍姍來遲地公開出版了。批判山本論點的拙文收錄在本多勝一編、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筆桿子的陰謀》一書中，當時我在為該書寫序言時，就山本的新著談到：
其內容與雜誌上刊登的雷同，根本未作修改。我所指出的事實錯誤也
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因此，盡管有些顯而易見的事實錯誤，但它依然是譴
責並攻擊別人的材料。這又是為何呢？
山本的書或許是在我的那本書出版時已經排版了，不能更改，一因而
就原封不動地出版了。盡管如此，我認為至少也應當在後記之類裏寫上片
言隻語。這樣做，難道不是作者在受到批判後所應盡的責任嗎？他竟然無
視這種責任，無視別人的批判，若無其事地將內容有明顯錯誤的著作公諸
於世，這是何等的傲慢啊！
鑑於這些情況，我認為，對基本上是收編在自己著作中的文章多少作
些加工，作為本書的一部分，以此向山本再次提出問題，這是我應有的權
利，而且這樣做也是我的義務。
此書寫成後，已有五年多了。但是，《我所認識的日本軍》一書似乎還是照初版的樣子一再重版，而我的批判當然是一直未被重視。因此，我認為，在這本拙著裏將舊著中批判山本的論點加以修改和補充，再次收縮進去，依然是我的“權利”，也是“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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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麵，鈴木明十年來對“砍殺百人比賽”和“南京大屠殺”問題一直保持沉默。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的《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也以初版的紙型一再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