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經獲知這一事實的今天，擺在我麵前的新的任務，是要對日本軍的殘暴性弄個清楚。
※ ※ ※
誠然，日本軍隊殘暴成性，由來已久。但事實上, 這個軍隊隨著時代的發展，越發殘暴。對於在日本軍隊中所反映出來的這種素質變化，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年輕軍官“勇猛”無比
在檢查官審問武藤中將的記錄中，還能發現如下問題。檢查官問：“你知道在中國和菲律賓許多無辜婦女和兒童被殺害，有的被強姦，不感到良心上的責備嗎？”武藤中將答：“在南京和馬尼拉發生暴行後，自己覺得身為與這兩起事件有關的參謀官員， 感到在日本多隊的教育中缺少點什麽。 ”檢查官認為好極了，就插話：“你認為在軍事教育中缺少些什麽？”武藤避開話題說：“在南京和馬尼拉施加暴行的軍隊是緊急動員來的，未受過正規的軍隊教育。”他還就日本軍隊的暴行以南京事件為契機在高級軍官中有所反映的傾向發表議論說：“這證明日本人的素質和人格逐漸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改善家庭和學校教育。”這是非正式的議論，它歸罪於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像武藤中將所認為的那樣，南京占領軍之素質所以差，那是因為日本軍的大部分是未經教育的補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趕赴戰場的預備役士兵，也許可以這樣說。對此，崛場一雄大佐也在他那《支那事變戰爭指導史》（第七五九頁）中說“這些問題應當僅指責軍隊嗎？軍隊的成員大部分是應徵入伍的，毋寧說國民的反省很有必要，何況是未經教育且年紀較大，而應徵入伍的人素質較差且問題較多，則是經常性的。”
但據我的曾當過南京占領軍通訊兵的義弟說，滿不在乎地施加暴行的，主要是年輕軍官和士官候補生。所謂“年輕軍官和上官候補生”雲雲，在舊著《日本近代戰史之謎》中有所記述，但根據以平岡正明為中心的五人採訪小組的調查、採訪、研究和執筆的《日本人的三光作戰》一文中，引用了這些情況，說：“這可能像洞富雄所說的那樣。我在這次調查範圍內，也從舊軍人的回憶中，聽說日本軍的頑強性和殘暴性，主要在於下士官和年輕軍官。他們親自參與屠殺，並作示範，也叫新兵這樣幹，進行了殺人教育”（《日本人的三光作戰》，載《日本之秋》季刊2）。當時參與南京事件的年輕軍官， 現在自然都已上了年紀。 在《日本記錄》中所收《花岡事件》一文的筆者野添憲治也說：“現在，在我周圍上了年紀的舊軍人中，很多人在酒醉後傲慢地說，他們在大陸的行為是野蠻的”（《強行帶走的結果》，載《潮》，一九七一年七月號）。年輕軍官是典型的日本軍人，是單純地培養其軍人精神的，由此可以說，它很明顯地反映了軍隊教育與對敵對國家人民犯下暴行之間的聯繫。
關於這些年輕軍官的殘暴性，我們曾經聽到過下列證詞。鵜野晉太郎自己承認：“在擔任見習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間，大約直接殺了四十五個人，命令部下虐待俘虜而間接殺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說：“曾入侵中國大陸多達數百萬的日本軍官兵，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尉級軍官，是在戰爭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我們所作所為，說是兇惡的化身也不過分。”（前引《〈南京大屠殺〉讀後》。鵜野也在《世界》雜誌一九七一年十月號上發表了一篇手記，題為《以被控告的立場進行控訴》）
由此聯想到，當進攻南京的追擊戰開始時，有一個傳聞，說是片桐部隊的兩個少尉相互進行在“占領南京前誰先殺死一百個人”的比賽（《東京日日新聞》，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六日、十三日報導）。所謂誰先殺死一百個人的比賽，事實上是從無錫出發，到攻打紫金山時結束。這兩個少尉，一個殺了一百零六人，一個殺了一百零五人。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竟能分別殺死一百多名中國兵，這是正當戰鬥行為的結果嗎？還是屠殺？鈴木二郎——當時作為《東京日日新聞》的隨軍記者曾向報社發了關於這一殺人比賽的消息——在他前幾年寫的報告文學中提到：兩個軍官說過，“兩人一起逃跑的就不殺”（《我目擊了那次“南京的悲劇”》，載《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號——日中戰爭全貌）。然而，據當時報導，說m少尉（指向井敏明少尉， 一九四七年引渡來華。經審訊後作為戰犯被判死刑——譯者）在橫林鎮戰鬥中殺死了五十五人，他果真能在一次夜戰中殺死這麽多進行抵抗的對手嗎？可以斷定，他殺的多半是俘虜來的不抵抗的士兵。當時兩個軍官所說的， 是一種隱瞞事實的抵賴。誌誌目彰曾聽當年進行歡殺百人比賽的n少尉（指野田毅少尉，一九四七年引渡來華，經審訊後作為戰犯被判死刑——譯者）談起過攻打南京的情況，那是他來到母校——鹿兒島縣立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向小學生說的。當時，他聽到該少尉這樣說：
報上說是鄉土出身的勇士，或進行砍殺百人比賽的勇士，那是指我幹
的事……
實際上，我在突擊過程中遇到白刃戰時，隻殺了四、五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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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日本軍隊殘暴成性，由來已久。但事實上, 這個軍隊隨著時代的發展，越發殘暴。對於在日本軍隊中所反映出來的這種素質變化，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年輕軍官“勇猛”無比
在檢查官審問武藤中將的記錄中，還能發現如下問題。檢查官問：“你知道在中國和菲律賓許多無辜婦女和兒童被殺害，有的被強姦，不感到良心上的責備嗎？”武藤中將答：“在南京和馬尼拉發生暴行後，自己覺得身為與這兩起事件有關的參謀官員， 感到在日本多隊的教育中缺少點什麽。 ”檢查官認為好極了，就插話：“你認為在軍事教育中缺少些什麽？”武藤避開話題說：“在南京和馬尼拉施加暴行的軍隊是緊急動員來的，未受過正規的軍隊教育。”他還就日本軍隊的暴行以南京事件為契機在高級軍官中有所反映的傾向發表議論說：“這證明日本人的素質和人格逐漸降低。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改善家庭和學校教育。”這是非正式的議論，它歸罪於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像武藤中將所認為的那樣，南京占領軍之素質所以差，那是因為日本軍的大部分是未經教育的補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趕赴戰場的預備役士兵，也許可以這樣說。對此，崛場一雄大佐也在他那《支那事變戰爭指導史》（第七五九頁）中說“這些問題應當僅指責軍隊嗎？軍隊的成員大部分是應徵入伍的，毋寧說國民的反省很有必要，何況是未經教育且年紀較大，而應徵入伍的人素質較差且問題較多，則是經常性的。”
但據我的曾當過南京占領軍通訊兵的義弟說，滿不在乎地施加暴行的，主要是年輕軍官和士官候補生。所謂“年輕軍官和上官候補生”雲雲，在舊著《日本近代戰史之謎》中有所記述，但根據以平岡正明為中心的五人採訪小組的調查、採訪、研究和執筆的《日本人的三光作戰》一文中，引用了這些情況，說：“這可能像洞富雄所說的那樣。我在這次調查範圍內，也從舊軍人的回憶中，聽說日本軍的頑強性和殘暴性，主要在於下士官和年輕軍官。他們親自參與屠殺，並作示範，也叫新兵這樣幹，進行了殺人教育”（《日本人的三光作戰》，載《日本之秋》季刊2）。當時參與南京事件的年輕軍官， 現在自然都已上了年紀。 在《日本記錄》中所收《花岡事件》一文的筆者野添憲治也說：“現在，在我周圍上了年紀的舊軍人中，很多人在酒醉後傲慢地說，他們在大陸的行為是野蠻的”（《強行帶走的結果》，載《潮》，一九七一年七月號）。年輕軍官是典型的日本軍人，是單純地培養其軍人精神的，由此可以說，它很明顯地反映了軍隊教育與對敵對國家人民犯下暴行之間的聯繫。
關於這些年輕軍官的殘暴性，我們曾經聽到過下列證詞。鵜野晉太郎自己承認：“在擔任見習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間，大約直接殺了四十五個人，命令部下虐待俘虜而間接殺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說：“曾入侵中國大陸多達數百萬的日本軍官兵，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尉級軍官，是在戰爭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我們所作所為，說是兇惡的化身也不過分。”（前引《〈南京大屠殺〉讀後》。鵜野也在《世界》雜誌一九七一年十月號上發表了一篇手記，題為《以被控告的立場進行控訴》）
由此聯想到，當進攻南京的追擊戰開始時，有一個傳聞，說是片桐部隊的兩個少尉相互進行在“占領南京前誰先殺死一百個人”的比賽（《東京日日新聞》，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六日、十三日報導）。所謂誰先殺死一百個人的比賽，事實上是從無錫出發，到攻打紫金山時結束。這兩個少尉，一個殺了一百零六人，一個殺了一百零五人。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內，竟能分別殺死一百多名中國兵，這是正當戰鬥行為的結果嗎？還是屠殺？鈴木二郎——當時作為《東京日日新聞》的隨軍記者曾向報社發了關於這一殺人比賽的消息——在他前幾年寫的報告文學中提到：兩個軍官說過，“兩人一起逃跑的就不殺”（《我目擊了那次“南京的悲劇”》，載《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號——日中戰爭全貌）。然而，據當時報導，說m少尉（指向井敏明少尉， 一九四七年引渡來華。經審訊後作為戰犯被判死刑——譯者）在橫林鎮戰鬥中殺死了五十五人，他果真能在一次夜戰中殺死這麽多進行抵抗的對手嗎？可以斷定，他殺的多半是俘虜來的不抵抗的士兵。當時兩個軍官所說的， 是一種隱瞞事實的抵賴。誌誌目彰曾聽當年進行歡殺百人比賽的n少尉（指野田毅少尉，一九四七年引渡來華，經審訊後作為戰犯被判死刑——譯者）談起過攻打南京的情況，那是他來到母校——鹿兒島縣立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向小學生說的。當時，他聽到該少尉這樣說：
報上說是鄉土出身的勇士，或進行砍殺百人比賽的勇士，那是指我幹
的事……
實際上，我在突擊過程中遇到白刃戰時，隻殺了四、五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