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已經占領的敵人壕溝那邊叫喊：“你——來來！（用中國話叫喊，
原文如此——譯者）”於是中國兵一個個向我們這邊跑來。我們要他們排
在一邊，逐個殺死。……
說是砍殺百人，實際上真正殺的差不多是這個數字……
我們兩人進行了比賽，後來常有人問我，你沒什麽事？我說，我沒什
麽事……（《砍殺百人比賽》，載《中國》雜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號）
“砍殺百人比賽” ，也是一種屠殺。n少尉屠殺了一百多個中國兵，卻滿不在乎地說：“我沒什麽事，”這就是年輕軍官肆無忌憚的精神狀態。
大約在十年前，伊賽亞·本·達桑、山本七平、鈴木明三人曾提出執
拗的主張，認為發表在《東京日日新聞》上關於“砍殺百人比賽”的報導，
純屬虛構。
我的那篇對此虛假說進行詳細批判的論文，收錄在《駁南京大屠殺是
“無稽之談”論》第一部（第十四至一三八頁，現代史出版會出版）裏。
另外，五味川純平認為“砍殺百人”的行為。並非像報導所說的那樣威武
勇敢，實際上是屠殺俘虜，他在《戰爭與人》10一書中說：“在彼此進行
白刃戰時，他們自己殺了多少人是記不清的，誰也不會確認其所殺的人數。
要確定，必須有在場的目擊者作證。當時的情況並非是白刃戰，他們所殺
的，無非是被他們抓來的人，是喪失鬥誌、如同難民或俘虜那樣的一些人，
是在進軍途中抓到的散兵。這已不是什麽威武勇敢，而應該說是殘忍。”
（第一八九至一九○頁）
關於年輕軍官的這種殘暴性，也有人——親身經歷過戰爭的人——同我的理解抱不同看法。據作田啟一所著《重新考慮可恥的文化》，據說，當他在《展望》雜誌上發表上述考證性的論文時，前參謀崛江芳孝曾向他發表如下意見：“在中國時，我覺得上了年紀的士官、下士官和士兵中，有許多人強烈要求讓他們去處決俘虜，為了拒絕他們的要求，負責人需要有很強的信念和統率力。否則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為下麵的要求所左右，對他們處決俘虜表示默認。可是，在出身於農村和學徒的士兵中，相反有不少人想保全俘虜的性命（第一○七頁）。不錯，這樣的士兵肯定是有的。但怎麽能說明這是普遍傾向呢？何況，似乎從中可以看出，那是職業軍人瞧不起少尉和下士官——他們是由預備役應徵入伍一年後提升為誌願兵的。
軍國主義教育、軍隊教育和官兵的道德觀念
在南京占領軍中所以出現軍紀敗壞的情況，其原因，如前所述，可以舉出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錯誤的軍國主義教育和軍隊教育，導致官兵的道德敗壞，這是個最大的問題，必須研究。
畑大將和武藤中將企圖從日本人道德觀念普遍薄弱中，找出日本軍士兵的軍紀、風紀敗壞的根源，但我決不能同意在日本軍隊教育中處於負責地位的、那種第三者的發言。如果即使有這種傾向，但土兵的道德敗壞難道不是由於錯誤的軍國主義教育和軍隊教育所引起的嗎？對此，畑大將內心裏絲毫沒有反省，我感到很遺憾。特別是日本軍官鼓吹對中國及其民眾的根深蒂固的蔑視，鼓吹無視對方民族感情的同仇敵愾之心，使日本士兵的心情受到了可怖的影響。對這種影響，可以認為不隻是畑大將一個人沒有感覺到，恐怕陸軍首腦部裏的人都沒有感覺到。
這裏介紹一個著名軍官的例子，他曾肆無忌憚地說過瞧不起中國人。
據說，昭和十一年五月，當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鬆本重治在新京（當
時偽滿首都，即今長春——譯者）同關東軍負責謀略工作的參謀田中隆吉
中佐舉行會談時，田中參謀竟敢說：
“坦率地講，對中國人的看法，你和我根本不同。你似乎把中國人當
作人看待，我認為中國人是豬玀。對他們怎麽幹都行。”
鬆本聽後，曾在文章中寫過；
“不論他說得多麽坦率，但我從日本軍人那裏聽到如此荒謬的看法和
如此粗魯的語言，這還是第一次。想不到讓這樣的小子操縱著關東軍的謀
略工作，我不僅感到可嘆，而且替日本覺得可悲。”（《上海時代》，中
冊，第二○九頁）
正如鬆本所說，聽到這種粗暴的語言是“第一次”，但蔑視中國人，
可以說是軍官，從而是士兵的共同看法，隻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當
時陸軍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殺的情報後，曾派人事局長阿南前往當地了解情
況，南京警備司令官中島今朝吾中將竟敢對他說：“中國人不論多少，統
統殺掉。”他如果不極端蔑視中國人，說話就自然不會用這種口氣。
再舉一個士兵的例子。一九三九年在和歌山參加第二十八聯隊的大前
嘉就他自己當時的精神狀態說：
“那時，中國人是螻蟻之輩。我們接受的教育就是這樣。殺死螻蟻之
原文如此——譯者）”於是中國兵一個個向我們這邊跑來。我們要他們排
在一邊，逐個殺死。……
說是砍殺百人，實際上真正殺的差不多是這個數字……
我們兩人進行了比賽，後來常有人問我，你沒什麽事？我說，我沒什
麽事……（《砍殺百人比賽》，載《中國》雜誌，一九七一年十二月號）
“砍殺百人比賽” ，也是一種屠殺。n少尉屠殺了一百多個中國兵，卻滿不在乎地說：“我沒什麽事，”這就是年輕軍官肆無忌憚的精神狀態。
大約在十年前，伊賽亞·本·達桑、山本七平、鈴木明三人曾提出執
拗的主張，認為發表在《東京日日新聞》上關於“砍殺百人比賽”的報導，
純屬虛構。
我的那篇對此虛假說進行詳細批判的論文，收錄在《駁南京大屠殺是
“無稽之談”論》第一部（第十四至一三八頁，現代史出版會出版）裏。
另外，五味川純平認為“砍殺百人”的行為。並非像報導所說的那樣威武
勇敢，實際上是屠殺俘虜，他在《戰爭與人》10一書中說：“在彼此進行
白刃戰時，他們自己殺了多少人是記不清的，誰也不會確認其所殺的人數。
要確定，必須有在場的目擊者作證。當時的情況並非是白刃戰，他們所殺
的，無非是被他們抓來的人，是喪失鬥誌、如同難民或俘虜那樣的一些人，
是在進軍途中抓到的散兵。這已不是什麽威武勇敢，而應該說是殘忍。”
（第一八九至一九○頁）
關於年輕軍官的這種殘暴性，也有人——親身經歷過戰爭的人——同我的理解抱不同看法。據作田啟一所著《重新考慮可恥的文化》，據說，當他在《展望》雜誌上發表上述考證性的論文時，前參謀崛江芳孝曾向他發表如下意見：“在中國時，我覺得上了年紀的士官、下士官和士兵中，有許多人強烈要求讓他們去處決俘虜，為了拒絕他們的要求，負責人需要有很強的信念和統率力。否則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為下麵的要求所左右，對他們處決俘虜表示默認。可是，在出身於農村和學徒的士兵中，相反有不少人想保全俘虜的性命（第一○七頁）。不錯，這樣的士兵肯定是有的。但怎麽能說明這是普遍傾向呢？何況，似乎從中可以看出，那是職業軍人瞧不起少尉和下士官——他們是由預備役應徵入伍一年後提升為誌願兵的。
軍國主義教育、軍隊教育和官兵的道德觀念
在南京占領軍中所以出現軍紀敗壞的情況，其原因，如前所述，可以舉出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錯誤的軍國主義教育和軍隊教育，導致官兵的道德敗壞，這是個最大的問題，必須研究。
畑大將和武藤中將企圖從日本人道德觀念普遍薄弱中，找出日本軍士兵的軍紀、風紀敗壞的根源，但我決不能同意在日本軍隊教育中處於負責地位的、那種第三者的發言。如果即使有這種傾向，但土兵的道德敗壞難道不是由於錯誤的軍國主義教育和軍隊教育所引起的嗎？對此，畑大將內心裏絲毫沒有反省，我感到很遺憾。特別是日本軍官鼓吹對中國及其民眾的根深蒂固的蔑視，鼓吹無視對方民族感情的同仇敵愾之心，使日本士兵的心情受到了可怖的影響。對這種影響，可以認為不隻是畑大將一個人沒有感覺到，恐怕陸軍首腦部裏的人都沒有感覺到。
這裏介紹一個著名軍官的例子，他曾肆無忌憚地說過瞧不起中國人。
據說，昭和十一年五月，當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社長鬆本重治在新京（當
時偽滿首都，即今長春——譯者）同關東軍負責謀略工作的參謀田中隆吉
中佐舉行會談時，田中參謀竟敢說：
“坦率地講，對中國人的看法，你和我根本不同。你似乎把中國人當
作人看待，我認為中國人是豬玀。對他們怎麽幹都行。”
鬆本聽後，曾在文章中寫過；
“不論他說得多麽坦率，但我從日本軍人那裏聽到如此荒謬的看法和
如此粗魯的語言，這還是第一次。想不到讓這樣的小子操縱著關東軍的謀
略工作，我不僅感到可嘆，而且替日本覺得可悲。”（《上海時代》，中
冊，第二○九頁）
正如鬆本所說，聽到這種粗暴的語言是“第一次”，但蔑視中國人，
可以說是軍官，從而是士兵的共同看法，隻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當
時陸軍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殺的情報後，曾派人事局長阿南前往當地了解情
況，南京警備司令官中島今朝吾中將竟敢對他說：“中國人不論多少，統
統殺掉。”他如果不極端蔑視中國人，說話就自然不會用這種口氣。
再舉一個士兵的例子。一九三九年在和歌山參加第二十八聯隊的大前
嘉就他自己當時的精神狀態說：
“那時，中國人是螻蟻之輩。我們接受的教育就是這樣。殺死螻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