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這樣理解；畑和武藤兩人所說的日本軍隊之道德敗壞，一般是從日俄戰爭以後開始的，其顯著表現是在出兵西伯利亞時。這一事實，自然同日俄戰爭以後出現日本軍國主義的結構直接相關，兩人的發言是引人注目的證詞。
這種道德敗壞，不隻限於士兵。似乎在師團長以下的全體軍官中也都能看到這種情況。鬆井石根大將在同花山信勝談話時，對師團長一級道德敗壞問題激烈地指出。“在日俄戰爭期間，我以大尉身份參戰，那時的師團長無疑要比現在的師團長好多了。”（參照本書第二二七至二二八頁）
如前所述，畑和武藤兩人就日本軍隊的軍紀敗壞傾向所提出的證詞內容，考慮到與日俄戰爭後日本軍國主義的結構所反映出來的事實有關，但是否可以下這樣的結論，好像還是個問題。
我對畑和武藤兩人所說的話，一開始就產生若幹懷疑。因為在中學生時代，通過軍事教練的教師、退伍老軍官所談的親身經歷，曾聽到過當年暴行的事實。我又通過家永三郎所著《太平洋戰爭》一書，看到了當年在台灣發生的有關暴行的照片，
那是他從他父親家永宜太郎——一八九五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後委以陸軍步兵少尉而前往台灣赴任——少將的遺物中發現的。
其實，在《亞洲》雜誌一九七一年八月號所載《南京大屠殺》一文中提出的所謂在“日俄戰爭以後”雲雲等觀點，立即受到了鵜野晉太郎——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軍事法庭上和藤田茂中將等七人一起被判了罪的當事人——的批判，他的批判文章發表在該雜誌同年九月號，題為《〈南京大屠殺〉讀後》，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說：“事實上，日本軍在日清戰爭時，攻入旅順後不久，進行了如同在南京發生的那樣的大屠殺，殺害兩萬人，這段歷史應如何看待？……從明治政府建立侵略性的天皇製軍隊那一天起，就開始了宣傳活動，說要進行‘征伐台灣’的大屠殺，直到‘八·一五’日本帝國主義崩潰為止，其殘酷性始終不變，這一點是令人難忘的。”
雖然已有上述批判，但我重視畑和武藤的證詞，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中，詳細地介紹了鵜野的批判文章，並對他們兩人的證詞表示有若幹疑問，即使這樣，我仍固執己見，不想修正自己的觀點。原因之一，那是因為獻身中國人長達四十年之久的傳教醫師克裏斯蒂——一八八三年來到奉天（瀋陽）——在其所著《奉天三十年》 （dygald christie; thirty years in mukden, 1883-1913,london, 1914. ）一書中，說是在日清戰爭時，日本軍的軍紀嚴正，出乎意料（上冊），根本沒有提及在旅順所發生的屠殺事件。
克裏斯蒂牧師在戰爭開始後即去牛莊（營口）避難。如果發生了鵜野所說的多達兩萬市民被殺之大屠殺事件，這一傳聞當然會傳到在牛莊避難的牧師耳邊，他理應把它寫入自己的那本書中，但該書卻看不到這方麵的敘述。該書的日譯本是由矢內原忠雄翻譯的，在戰爭期間出版。人們認為，可能由於書要被檢查，因此他對某些情況略而未譯，但看了原著後，才知道它還是一個全譯本。那末，克裏斯蒂為什麽不去特別寫旅順大屠殺事件呢？實在令人費解。但在該書中也可看到關於日本軍暴行的若幹敘述，茲介紹如下：
日本軍不斷進軍，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地占領了旅順、開州、海州等。
幾個城鎮和村莊遭到破壞，許多無辜市民被殺，幾百個人在嚴寒的冬天流
離失所。
克裏斯蒂所說遭到破壞後許多居民被殺的“幾個城鎮”，其中當然包括旅順，但那裏平時人口隻有五千左右，即使附近有多少人為戰火所迫而逃入該市，或有許多散兵換上便衣後混入到市中心，但我不信會有多達兩萬的中國人被屠殺。
在陸奧宗光的《蹇蹇錄》（第九章）、有賀長雄的《日清戰役國際法論》和中塚明的《日清戰爭研究》中，都提到了旅順屠殺事件，雖然我過去不知道這些情況，但也決沒有想到會發生那麽嚴重的大事件。
然而，作為歷史家來說，這是天大的無知，其可恥的失策已經到了無地自容的地步。旅順大屠殺事實上是存在的。
我是通過藤島守內的《屠殺之地‘滿洲’之行歸來》其一、二（載《潮》，一九七二年九、十月號）才確認這一事實的。據說，藤島從瀋陽遼寧大學的教師們那裏獲知旅順大屠殺的有關資料，那就是事件的目擊者英籍船員詹姆斯·艾倫所寫的《旅順落難記》（中譯本）。藤島回國後，在國會圖書館裏找到了艾倫用親身經歷寫的原著（under the dragon g, 1898.），並對其內容大要作了介紹。書中說，一受害者達六萬人。
不久，我又看了一九七三年十月上源淳道寫的《“東方史”和“亞洲史”》一文（收錄在《近代日本歷史學的發展》，下冊，青木書店出版），了解到範文瀾在《中國近代史》 的記述及其所引英籍國際法學者霍蘭德著書（thomas e. hnd;studies in internationalw, 1898. ）研究的情況，不要說是受害人數達六萬人，就是說兩萬人也言過其實。盡管如此，我覺得居住在旅順或在那裏避難的中國人多半被殘酷殺害，這是必須確認的事實。與此有關，還可看到兩、三幅隨軍畫家所畫屠殺的場麵，那是公開出版的。
這種道德敗壞，不隻限於士兵。似乎在師團長以下的全體軍官中也都能看到這種情況。鬆井石根大將在同花山信勝談話時，對師團長一級道德敗壞問題激烈地指出。“在日俄戰爭期間，我以大尉身份參戰，那時的師團長無疑要比現在的師團長好多了。”（參照本書第二二七至二二八頁）
如前所述，畑和武藤兩人就日本軍隊的軍紀敗壞傾向所提出的證詞內容，考慮到與日俄戰爭後日本軍國主義的結構所反映出來的事實有關，但是否可以下這樣的結論，好像還是個問題。
我對畑和武藤兩人所說的話，一開始就產生若幹懷疑。因為在中學生時代，通過軍事教練的教師、退伍老軍官所談的親身經歷，曾聽到過當年暴行的事實。我又通過家永三郎所著《太平洋戰爭》一書，看到了當年在台灣發生的有關暴行的照片，
那是他從他父親家永宜太郎——一八九五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後委以陸軍步兵少尉而前往台灣赴任——少將的遺物中發現的。
其實，在《亞洲》雜誌一九七一年八月號所載《南京大屠殺》一文中提出的所謂在“日俄戰爭以後”雲雲等觀點，立即受到了鵜野晉太郎——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軍事法庭上和藤田茂中將等七人一起被判了罪的當事人——的批判，他的批判文章發表在該雜誌同年九月號，題為《〈南京大屠殺〉讀後》，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說：“事實上，日本軍在日清戰爭時，攻入旅順後不久，進行了如同在南京發生的那樣的大屠殺，殺害兩萬人，這段歷史應如何看待？……從明治政府建立侵略性的天皇製軍隊那一天起，就開始了宣傳活動，說要進行‘征伐台灣’的大屠殺，直到‘八·一五’日本帝國主義崩潰為止，其殘酷性始終不變，這一點是令人難忘的。”
雖然已有上述批判，但我重視畑和武藤的證詞，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中，詳細地介紹了鵜野的批判文章，並對他們兩人的證詞表示有若幹疑問，即使這樣，我仍固執己見，不想修正自己的觀點。原因之一，那是因為獻身中國人長達四十年之久的傳教醫師克裏斯蒂——一八八三年來到奉天（瀋陽）——在其所著《奉天三十年》 （dygald christie; thirty years in mukden, 1883-1913,london, 1914. ）一書中，說是在日清戰爭時，日本軍的軍紀嚴正，出乎意料（上冊），根本沒有提及在旅順所發生的屠殺事件。
克裏斯蒂牧師在戰爭開始後即去牛莊（營口）避難。如果發生了鵜野所說的多達兩萬市民被殺之大屠殺事件，這一傳聞當然會傳到在牛莊避難的牧師耳邊，他理應把它寫入自己的那本書中，但該書卻看不到這方麵的敘述。該書的日譯本是由矢內原忠雄翻譯的，在戰爭期間出版。人們認為，可能由於書要被檢查，因此他對某些情況略而未譯，但看了原著後，才知道它還是一個全譯本。那末，克裏斯蒂為什麽不去特別寫旅順大屠殺事件呢？實在令人費解。但在該書中也可看到關於日本軍暴行的若幹敘述，茲介紹如下：
日本軍不斷進軍，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地占領了旅順、開州、海州等。
幾個城鎮和村莊遭到破壞，許多無辜市民被殺，幾百個人在嚴寒的冬天流
離失所。
克裏斯蒂所說遭到破壞後許多居民被殺的“幾個城鎮”，其中當然包括旅順，但那裏平時人口隻有五千左右，即使附近有多少人為戰火所迫而逃入該市，或有許多散兵換上便衣後混入到市中心，但我不信會有多達兩萬的中國人被屠殺。
在陸奧宗光的《蹇蹇錄》（第九章）、有賀長雄的《日清戰役國際法論》和中塚明的《日清戰爭研究》中，都提到了旅順屠殺事件，雖然我過去不知道這些情況，但也決沒有想到會發生那麽嚴重的大事件。
然而，作為歷史家來說，這是天大的無知，其可恥的失策已經到了無地自容的地步。旅順大屠殺事實上是存在的。
我是通過藤島守內的《屠殺之地‘滿洲’之行歸來》其一、二（載《潮》，一九七二年九、十月號）才確認這一事實的。據說，藤島從瀋陽遼寧大學的教師們那裏獲知旅順大屠殺的有關資料，那就是事件的目擊者英籍船員詹姆斯·艾倫所寫的《旅順落難記》（中譯本）。藤島回國後，在國會圖書館裏找到了艾倫用親身經歷寫的原著（under the dragon g, 1898.），並對其內容大要作了介紹。書中說，一受害者達六萬人。
不久，我又看了一九七三年十月上源淳道寫的《“東方史”和“亞洲史”》一文（收錄在《近代日本歷史學的發展》，下冊，青木書店出版），了解到範文瀾在《中國近代史》 的記述及其所引英籍國際法學者霍蘭德著書（thomas e. hnd;studies in internationalw, 1898. ）研究的情況，不要說是受害人數達六萬人，就是說兩萬人也言過其實。盡管如此，我覺得居住在旅順或在那裏避難的中國人多半被殘酷殺害，這是必須確認的事實。與此有關，還可看到兩、三幅隨軍畫家所畫屠殺的場麵，那是公開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