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邁思教授認為，在安全區內，接受市民居住登記者似有十六萬人，
但於一月十四日國際委員會在致日本大使館的公函中說；“你們登記的市
民有十六萬人，但其中不包括十歲以下的兒童，在有幾個地區裏，也不包
括年老婦女。因此，我認為本市的總人口大概為二十五萬至三十萬”（前
引書2， 第一四二頁）。這個十六萬人的數字，似乎可以理解為，那是全
市市民的登記數。
這樣，進收容所的難民，似乎多半回到了自己的家裏，但市民生活的安全問題，在安全區外當然是無法得到保障的，就是在安全區內，除收容所外也是無保障的。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向日本大使館提出的上述關於日本軍暴行的報告中，又記錄了這樣一起事件：
第四二八件 二月七日，一個十二歲的少女在深夜被強姦。她的父母
親和她自己剛在前一天回到大方巷自己的家裏。父親把女兒送回收容所。
她痛苦萬分，至今還不能行走，據她的父親說，她的陰部腫得厲害（前引
書2，第一一九頁）。
隨著南京治安狀況的好轉，關於促使難民離開安全區回到自己家裏去的問題，美國駐南京大使館二等秘書艾利森曾於二月十八日致電國務卿，美國駐漢口、北京大使館，美國駐上海領事。他在電報（檢證一九○六二法證三二八中的一部分。未在法庭上宣讀）中報告如下：
據報告，近兩、三天來南京情況有顯著好轉，我感到高興。大部分中
國人從所謂“安全地帶”回到了市內各區他們以前居住的家裏。還有，反
映日本軍人秩序混亂和不法行為的報告，實際上有所減少，日本官憲保證，
將努力改善原來居民的生活狀況。
日方對外僑所採取的行動限製逐漸放寬，美國的一個設施——一南京
大學（金陵大學）醫院，無論如何一定要恢復。
最近，已同意美籍醫生返回南京。
（前引書1，第一六三頁）
關閉收容所和安全地區的正常化問題，就這樣一天天有了進展，但另一方麵，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安全區所擁有的行政職權，事實上也於二月七、八日左右，似已移交自治委員會。前麵提到斯邁思教授在二月十日所寫的記錄，早已使用了“舊安全區內”（the former zone boundaries）這個詞（前引書2，第二○八頁。原著，第一六三頁）。如前所述，二月十八日，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改名為國際救濟委員會。報告這一情況的拉貝主席在公函中就會名的更改問題，說是改為“與現在職
務相稱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這個會名是在其職權移交完畢後更改的（前引書2，第一五七頁）。關於二月份後有所改善的南京情況，希參照下麵的記述。
關於市民生活的新聞報導全是謊言
占領南京後不久發生的日本軍的軍紀敗壞情況，持續了兩個月以上，對此，未能從日本的新聞報導中了解一鱗半爪。在占領地區出版的英文報紙也同樣如此，因為當時報導受到了嚴格管製。總之可以說，幾乎看不到關於南京市民情況的報導。有時難得發表的消息，也是與事實大相逕庭。
估計是馬吉牧師——那個留在南京的外僑，在信中對一月十一日那天的情況這樣說：“我們看了兩、三份上海的日文報紙和兩份《東京日日新聞》。據這些報紙報導，自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來，商店正在迅速開門營業，業務正在恢復正常，日本軍同我們合作，向可憐的難民供應糧食。‘中國匪賊’已從南京一掃而光，現在所控製的是和平和秩序！如果事情果真這樣，就不會出現悲劇性的結局，這真使人忍不住要發出苦笑。”（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四十三頁）
在上述同一封信中，在談到十二月三十日那天的情況時，他說：這一天，在日本大使館裏集中了收容所幹部等約六十個中國人，分別製作了五色旗和太陽旗各一千麵。元旦那天，在有一千名以上的難民的收容所裏推出代表二十名，在難民較少的收容所裏推出代表十名，他們被喚去鼓樓集合。據說當天的計劃預定是：日本軍在難民們於鼓樓前高舉五色旗的同時，發表演說，奏樂，還對這些揮舞旗幟前來歡迎新體製的幸福的人們拍攝新聞紀錄影片（前引書2， 第四十二頁）。因而我們也能夠通過報紙照片和電影看到那種煞有介事的情景。可是這封信在寫了上述事實後說；“然而有報告說，在市區內日本軍繼續採取火攻辦法，強姦和誘拐十二歲、十三歲少女的事件發生了三起。 斯珀林（edward sperling）忙於把士兵趕出總部附近的屋子，日本士兵抓人時，曾在蠶桑係（金陵大學的一部分，美國人的資產）附近設有步哨線。”
馬吉牧師（？）在信中所說的“新體製”，那是指年底成立的“治安
維持會”，該會於一月一日舉行了成立儀式。
第十六師團參謀長中澤三夫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的宣誓供詞
（辯證二六六七）中，對那天的“盛況”是這樣供述的：
“翌年一月一日，在舉行治安維持會成立儀式時，有數萬中國民眾集
但於一月十四日國際委員會在致日本大使館的公函中說；“你們登記的市
民有十六萬人，但其中不包括十歲以下的兒童，在有幾個地區裏，也不包
括年老婦女。因此，我認為本市的總人口大概為二十五萬至三十萬”（前
引書2， 第一四二頁）。這個十六萬人的數字，似乎可以理解為，那是全
市市民的登記數。
這樣，進收容所的難民，似乎多半回到了自己的家裏，但市民生活的安全問題，在安全區外當然是無法得到保障的，就是在安全區內，除收容所外也是無保障的。在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向日本大使館提出的上述關於日本軍暴行的報告中，又記錄了這樣一起事件：
第四二八件 二月七日，一個十二歲的少女在深夜被強姦。她的父母
親和她自己剛在前一天回到大方巷自己的家裏。父親把女兒送回收容所。
她痛苦萬分，至今還不能行走，據她的父親說，她的陰部腫得厲害（前引
書2，第一一九頁）。
隨著南京治安狀況的好轉，關於促使難民離開安全區回到自己家裏去的問題，美國駐南京大使館二等秘書艾利森曾於二月十八日致電國務卿，美國駐漢口、北京大使館，美國駐上海領事。他在電報（檢證一九○六二法證三二八中的一部分。未在法庭上宣讀）中報告如下：
據報告，近兩、三天來南京情況有顯著好轉，我感到高興。大部分中
國人從所謂“安全地帶”回到了市內各區他們以前居住的家裏。還有，反
映日本軍人秩序混亂和不法行為的報告，實際上有所減少，日本官憲保證，
將努力改善原來居民的生活狀況。
日方對外僑所採取的行動限製逐漸放寬，美國的一個設施——一南京
大學（金陵大學）醫院，無論如何一定要恢復。
最近，已同意美籍醫生返回南京。
（前引書1，第一六三頁）
關閉收容所和安全地區的正常化問題，就這樣一天天有了進展，但另一方麵，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在安全區所擁有的行政職權，事實上也於二月七、八日左右，似已移交自治委員會。前麵提到斯邁思教授在二月十日所寫的記錄，早已使用了“舊安全區內”（the former zone boundaries）這個詞（前引書2，第二○八頁。原著，第一六三頁）。如前所述，二月十八日，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改名為國際救濟委員會。報告這一情況的拉貝主席在公函中就會名的更改問題，說是改為“與現在職
務相稱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這個會名是在其職權移交完畢後更改的（前引書2，第一五七頁）。關於二月份後有所改善的南京情況，希參照下麵的記述。
關於市民生活的新聞報導全是謊言
占領南京後不久發生的日本軍的軍紀敗壞情況，持續了兩個月以上，對此，未能從日本的新聞報導中了解一鱗半爪。在占領地區出版的英文報紙也同樣如此，因為當時報導受到了嚴格管製。總之可以說，幾乎看不到關於南京市民情況的報導。有時難得發表的消息，也是與事實大相逕庭。
估計是馬吉牧師——那個留在南京的外僑，在信中對一月十一日那天的情況這樣說：“我們看了兩、三份上海的日文報紙和兩份《東京日日新聞》。據這些報紙報導，自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來，商店正在迅速開門營業，業務正在恢復正常，日本軍同我們合作，向可憐的難民供應糧食。‘中國匪賊’已從南京一掃而光，現在所控製的是和平和秩序！如果事情果真這樣，就不會出現悲劇性的結局，這真使人忍不住要發出苦笑。”（洞富雄編前引資料集2，第四十三頁）
在上述同一封信中，在談到十二月三十日那天的情況時，他說：這一天，在日本大使館裏集中了收容所幹部等約六十個中國人，分別製作了五色旗和太陽旗各一千麵。元旦那天，在有一千名以上的難民的收容所裏推出代表二十名，在難民較少的收容所裏推出代表十名，他們被喚去鼓樓集合。據說當天的計劃預定是：日本軍在難民們於鼓樓前高舉五色旗的同時，發表演說，奏樂，還對這些揮舞旗幟前來歡迎新體製的幸福的人們拍攝新聞紀錄影片（前引書2， 第四十二頁）。因而我們也能夠通過報紙照片和電影看到那種煞有介事的情景。可是這封信在寫了上述事實後說；“然而有報告說，在市區內日本軍繼續採取火攻辦法，強姦和誘拐十二歲、十三歲少女的事件發生了三起。 斯珀林（edward sperling）忙於把士兵趕出總部附近的屋子，日本士兵抓人時，曾在蠶桑係（金陵大學的一部分，美國人的資產）附近設有步哨線。”
馬吉牧師（？）在信中所說的“新體製”，那是指年底成立的“治安
維持會”，該會於一月一日舉行了成立儀式。
第十六師團參謀長中澤三夫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時提出的宣誓供詞
（辯證二六六七）中，對那天的“盛況”是這樣供述的：
“翌年一月一日，在舉行治安維持會成立儀式時，有數萬中國民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