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莫裏斯·多列士（1900—1964），1930年至1964年法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譯者往。
這次行動中我的助手是歐根·多爾曼，順便說一下，他的母親是個義大利人，她在親德、但反納粹的上層貴族中間有著極廣的聯繫。但對我來說“德國”和“國家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多爾曼夫人身上的親德思想是強於其他情緒的；考慮到我們有可能利用她的社會關係，對同盟國適當地做些工作，因此，我認為吸收歐根參加製定行動細節的工作是很合適的。
我決定之後，多爾曼就開始通過義大利的渠道向杜勒斯提供消息，使他知道進行談判的意義是：使西方能在共產黨成為義大利北部主人之前控製那裏的整個局勢。而且我還認為，談判的主動性不應當來自我們，我覺得更為合適的辦法是讓同盟國通過自己的特工人員“了解到”我的想法。
因此，我批準多爾曼進行以下的活動：據蓋世太保的情報說，黨衛隊坦克軍的一名尉官吉多·齊米爾和一些義大利人談話時不止一次說過，我們已經打敗了，局勢已無可挽回。
多爾曼在一個“偶然機會”參加了一次友誼娛樂晚會，將近清晨的時候，多爾曼醉醺醺地對齊米爾說，他對這場可憎的，毫無意義的戰爭已經感到十分厭倦。
通過諜報工作已經查明：事後的第二天，齊米爾在與路易治·帕裏利男爵談話的時候說，如果多爾曼談到戰爭可憎，那就是說，卡爾·沃爾夫也是這樣想的，而整個義大利北部以及駐紮在這裏的全部德軍的命運都掌握在沃爾夫的手裏。路易治·帕裏利過去曾是美國‘凱爾維雷申’公司的代表，所以他與美國的關係在這裏是廣為人知的，盡管他一直支持墨索裏尼政權。同時，他的嶽父是一位與英法資產階級都有聯繫的黎巴嫩的大銀行家。齊米爾與帕裏利的談話使多爾曼掌握了足夠的把柄。於是他把吉多·齊米爾請到一個秘密聯絡點，把得到的低毀齊米爾聲譽的材料和盤托出。“這些材料足可以馬上把你送上絞架了。”他對齊米爾說，“你隻有一條活路，那就是老老實實地為德國鬥爭。而在這場鬥爭中外交的，看不見的戰鬥也是十分重要的。”總而言之，齊米爾已經同意為我們效力了
第二天，齊米爾遇到帕裏利男爵，對他說，隻有在義大利的黨衛隊首領沃爾夫可以拯救北義大利，使它不受活動在山區和城市裏的遊擊隊所帶來的共產主義的威脅，還說，如果他能夠和同盟國協同行動，自然，事情就會很快，很有把握地取得成功。帕裏利男爵在都靈、熱那亞和米蘭都有大筆的財政收入，所以十分關心地把齊米爾的話聽完，而且已經開始幫助我們與西方同盟國建立這種聯繫。齊米爾給我寫了一份關於這次談話的報告，這樣一來，整個行動從這時起就得到了保險，從形式上看它完全是為了元首和帝國的利益，在黨衛隊監督之下和同盟國耍弄的一場把戲。
2月21日帕裏利男爵飛抵蘇黎世。他在那裏找到了一個熟人馬可斯·休斯曼。通過休斯曼的幫助，他和瑞士偵察機構一位少校威別爾搭上了關係。威別爾同意幫助在黨衛隊和美國人之間建立聯繫，並解釋說，他所以這樣做完全是出於一個瑞士公民的利己目的，因為問題是：熱那亞主要是幾家瑞士公司使用的港口，如果義大利落到共產黨的統治之下，瑞士的公司也將蒙受損失。另外，我已查明，威別爾是在德國受的高等教育，上過巴塞爾和法蘭克福兩個大學。
和帕裏利男爵談話時威別爾說，應當特別小心謹慎，因為他幫助建立聯繫是冒著風險的。他說，這種事情是違背瑞士中立立場的，而現在俄國人的立場很強硬，機密一旦泄露，他的政府隻好表示堅決反對他的做法，把全部後果推到他的身上，由他個人來承擔。帕裏利向威別爾少校保證說，除了俄國人和共產黨分子之外沒有人對泄露這個秘密感興趣。他還說：“我相信，在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是共產黨，更不是俄國共產黨，所以大可不必為泄露消息擔心。”
據威別爾說，和帕裏利談完話後的第二天，他邀請了艾倫·杜勒斯和他的助手格維爾尼茨吃午飯。“我有兩個朋友，他們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說，“如果您願意的話，我可以介紹你們認識一下。”杜勒斯回答說，他想在晚些時候，等他的助手和他們談完之後，再見威別爾的兩位朋友。
帕裏利和格維爾尼茨進行了會談。我曾向您說過，這個格維爾尼茨並不是埃岡·格維爾尼茨的兒子，而是柏林大學經濟學教授格哈德·馮·舒爾茨／格維爾尼茨的兒子。他在法蘭克福大學通過博士論文之後就去美國了。（我在想，威別爾和格維爾尼茨會不會在德國就已經有所接觸，因為他們倆人畢業於同一所大學）。開始在紐約的一些國際銀行康采恩裏工作，那時艾倫·杜勒斯也是在這些地方工作的。
會談時，帕裏利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們是否願意和黨衛隊聯隊長多爾曼會麵，更具體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問題呢？”格維爾尼茨表示同意，但據帕裏利看，對這項建議格維爾尼茨還有幾分懷疑，不太相信；不過，來情報部門工作的知識分子都有這個特點。
這次行動中我的助手是歐根·多爾曼，順便說一下，他的母親是個義大利人，她在親德、但反納粹的上層貴族中間有著極廣的聯繫。但對我來說“德國”和“國家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多爾曼夫人身上的親德思想是強於其他情緒的；考慮到我們有可能利用她的社會關係，對同盟國適當地做些工作，因此，我認為吸收歐根參加製定行動細節的工作是很合適的。
我決定之後，多爾曼就開始通過義大利的渠道向杜勒斯提供消息，使他知道進行談判的意義是：使西方能在共產黨成為義大利北部主人之前控製那裏的整個局勢。而且我還認為，談判的主動性不應當來自我們，我覺得更為合適的辦法是讓同盟國通過自己的特工人員“了解到”我的想法。
因此，我批準多爾曼進行以下的活動：據蓋世太保的情報說，黨衛隊坦克軍的一名尉官吉多·齊米爾和一些義大利人談話時不止一次說過，我們已經打敗了，局勢已無可挽回。
多爾曼在一個“偶然機會”參加了一次友誼娛樂晚會，將近清晨的時候，多爾曼醉醺醺地對齊米爾說，他對這場可憎的，毫無意義的戰爭已經感到十分厭倦。
通過諜報工作已經查明：事後的第二天，齊米爾在與路易治·帕裏利男爵談話的時候說，如果多爾曼談到戰爭可憎，那就是說，卡爾·沃爾夫也是這樣想的，而整個義大利北部以及駐紮在這裏的全部德軍的命運都掌握在沃爾夫的手裏。路易治·帕裏利過去曾是美國‘凱爾維雷申’公司的代表，所以他與美國的關係在這裏是廣為人知的，盡管他一直支持墨索裏尼政權。同時，他的嶽父是一位與英法資產階級都有聯繫的黎巴嫩的大銀行家。齊米爾與帕裏利的談話使多爾曼掌握了足夠的把柄。於是他把吉多·齊米爾請到一個秘密聯絡點，把得到的低毀齊米爾聲譽的材料和盤托出。“這些材料足可以馬上把你送上絞架了。”他對齊米爾說，“你隻有一條活路，那就是老老實實地為德國鬥爭。而在這場鬥爭中外交的，看不見的戰鬥也是十分重要的。”總而言之，齊米爾已經同意為我們效力了
第二天，齊米爾遇到帕裏利男爵，對他說，隻有在義大利的黨衛隊首領沃爾夫可以拯救北義大利，使它不受活動在山區和城市裏的遊擊隊所帶來的共產主義的威脅，還說，如果他能夠和同盟國協同行動，自然，事情就會很快，很有把握地取得成功。帕裏利男爵在都靈、熱那亞和米蘭都有大筆的財政收入，所以十分關心地把齊米爾的話聽完，而且已經開始幫助我們與西方同盟國建立這種聯繫。齊米爾給我寫了一份關於這次談話的報告，這樣一來，整個行動從這時起就得到了保險，從形式上看它完全是為了元首和帝國的利益，在黨衛隊監督之下和同盟國耍弄的一場把戲。
2月21日帕裏利男爵飛抵蘇黎世。他在那裏找到了一個熟人馬可斯·休斯曼。通過休斯曼的幫助，他和瑞士偵察機構一位少校威別爾搭上了關係。威別爾同意幫助在黨衛隊和美國人之間建立聯繫，並解釋說，他所以這樣做完全是出於一個瑞士公民的利己目的，因為問題是：熱那亞主要是幾家瑞士公司使用的港口，如果義大利落到共產黨的統治之下，瑞士的公司也將蒙受損失。另外，我已查明，威別爾是在德國受的高等教育，上過巴塞爾和法蘭克福兩個大學。
和帕裏利男爵談話時威別爾說，應當特別小心謹慎，因為他幫助建立聯繫是冒著風險的。他說，這種事情是違背瑞士中立立場的，而現在俄國人的立場很強硬，機密一旦泄露，他的政府隻好表示堅決反對他的做法，把全部後果推到他的身上，由他個人來承擔。帕裏利向威別爾少校保證說，除了俄國人和共產黨分子之外沒有人對泄露這個秘密感興趣。他還說：“我相信，在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是共產黨，更不是俄國共產黨，所以大可不必為泄露消息擔心。”
據威別爾說，和帕裏利談完話後的第二天，他邀請了艾倫·杜勒斯和他的助手格維爾尼茨吃午飯。“我有兩個朋友，他們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說，“如果您願意的話，我可以介紹你們認識一下。”杜勒斯回答說，他想在晚些時候，等他的助手和他們談完之後，再見威別爾的兩位朋友。
帕裏利和格維爾尼茨進行了會談。我曾向您說過，這個格維爾尼茨並不是埃岡·格維爾尼茨的兒子，而是柏林大學經濟學教授格哈德·馮·舒爾茨／格維爾尼茨的兒子。他在法蘭克福大學通過博士論文之後就去美國了。（我在想，威別爾和格維爾尼茨會不會在德國就已經有所接觸，因為他們倆人畢業於同一所大學）。開始在紐約的一些國際銀行康采恩裏工作，那時艾倫·杜勒斯也是在這些地方工作的。
會談時，帕裏利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們是否願意和黨衛隊聯隊長多爾曼會麵，更具體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問題呢？”格維爾尼茨表示同意，但據帕裏利看，對這項建議格維爾尼茨還有幾分懷疑，不太相信；不過，來情報部門工作的知識分子都有這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