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蒂爾裏茨在走過“別爾加蒙”空曠的展廳時，常常問自己：“為什麽創造這些偉大藝術品的人卻這樣野蠻地對待自己的天才呢？為什麽有人要破壞、焚燒、摔碎雕塑作品呢？為什麽他們對自己的天才雕塑家，畫家如此的無情呢？為什麽我們隻能去搜集殘留下來的一鱗半爪，隻能用這些殘缺不全的東西對我們的後代進行美的教育呢？為什麽古人這樣不理智地把他們這些活著的神送給野蠻人做犧牲品呢？”
施蒂爾裏茨喝幹了那杯格羅格酒，又點燃那支熄滅了的香菸。“為什麽我沒完沒了地回憶普萊施涅爾呢？僅僅是因為我現在很需要他的弟弟嗎？或者我正在考慮為自己提出一個新的聯繫方案？”他苦笑了一下。“我看，我和自己也耍起花招來了。‘他和誰進行了角鬥？和他自己，和他自己…’這好像是帕斯捷爾納的詩句？”
“過來，夥計！”他喊了一聲酒館的夥計。“我要走了，算帳吧……”
作者：[蘇]尤裏安·謝苗諾夫
（本書資料收集於網上，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xinty665免費製作
第二節供思考用的資料〔鮑曼）
關於此人的情況誰也不知道。他很少出現在新聞影片的鏡頭上，站在元首旁邊的照片那就更少見了。他個子不高，圓圓的腦袋，臉頰上有一條傷疤，攝影師們按動相機快門時，他總是想方設法躲到旁邊人的背後去。
據說，1924年他曾因政治謀殺罪坐了十四個月的監牢。在斯飛逃英國之前誰也不清楚他的情況。當時希姆萊奉元首的命令去整頓這個“爛透了的窯子”（元首就是這樣評論黨務辦公廳的，當時赫斯任辦公廳主任，他是元首直呼其姓名並用“你”稱謂的唯一黨員）。一夜間，希姆萊逮捕了七百多人，所有與赫斯關係密切的人都被捕了，但是黨務辦公廳第一副主任馬丁·鮑曼安然無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反而指揮了希姆萊，他拯救了自己需要的人，而將他不需要的人都送進了集中營。
接任赫斯的職位之後，鮑曼絲毫沒有什麽變化，依然是沉默寡言，衣袋裏總帶著一個小本子，他把希特勒說的話都記在上邊；生活也一如既往，很簡樸。對戈林，希姆萊和戈培爾他故意做出畢恭畢敬的樣子，但是，在兩年左右的時間裏他競逐漸地成了元首離不開的人物了，甚至元首常開玩笑稱他是自己的影子。他辦事能力極強，有時希特勒坐下來用午餐時，忽然想知道一件什麽事，等到端上咖啡的時候，鮑曼的答案就已經準備好了。有一次，在貝希特斯加登舉行歡迎希特勒的儀式，結果出人意料地變成了一次盛大的遊行。鮑曼見到希特勒是站在太陽暴曬的地方。到了第二天，希特勒看到就在昨天他站著的地方有一棵橡樹，一夜之間鮑曼竟然能組織人移來這麽一棵大樹……
鮑曼知道希特勒從來不事先準備演說詞，元首一向是依靠即席發言，而且通常還講得很成功。不過，鮑曼還是總不忘記給元首扼要地寫個提綱，列出一些他認為應當特別注意的問題，尤其是當元首要會見一些外國首腦的時候更是如此。這項不為人注目，但又十分重要的工作他做得很有分寸，所以希特勒根本沒有想過，一些綱領性的發言竟是別人替他寫的。他認為鮑曼的工作雖說是秘書工作，但卻是很必要，很及時的工作。所以，有一次鮑曼生病，希特勒就感到事事都不順手。
有時候一些軍事將領或軍工部長施佩爾打來報告，在報告裏他們整理出了一些真實情況提供元首研究，這時鮑曼要麽就盡可能地把報告束之高閣，不往上呈，要麽就找約德爾或施佩爾談話，善意地、親切地勸說他們把某些事實說得緩和些。
“咱們大家一起來愛護他的神經吧。”他說，“這些令人不快的事我們可以知道，也應當知道，但是何必要使元首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呢？”
他拙於言辭，但卻精於公文；他聰明過人，但卻裝出一副略帶幾分粗魯的耿直忠厚的樣子；他神通廣大，無所不能，但是他的言談舉止卻像個在做出稍微重要一點的決定之前，一定要“和別人商量商量”的普普通通的凡人。
在拆閱秘密函件的時候，馬丁·鮑曼見到一封來自黨衛隊保安處印著“絕密，親啟”字樣的信件，信是專呈給他的。
下麵就是來信的內容：
鮑曼同誌！據我所知，某些人背著元首在瑞典和瑞士開始與腐朽的西方民主國家的代表勾勾搭搭。在總體戰爭時期，正當戰場上決定世界前途之際，他們竟然做這種事。作為黨衛隊保安處的軍官，我可以向您提供有關這些談判的詳細情況。我需要得到生命安全的保障，因為倘若這封信落到保安處機構手中，我就要立即喪命。正因為如此，我沒有署名。如果您認為我向您報告的情況很重要，那麽就請您於明日13時到“新門”大飯店門前會麵。
一個忠於元首黨衛隊、忠於國社黨的成員
鮑曼手裏拿著這封信，呆坐了許久。他想給蓋世太保頭目繆勒打個電話。他知道，繆勒對他是感恩戴德的。繆勒原是個密探，三十年代初他曾兩次襲擊國社黨巴伐利亞的黨組織。後來國社黨成了德國執政黨，他就轉過來投效國社黨了。一直到1939年這位蓋世太保頭領還是個非黨人士，因為他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曾為敵人出力賣命，保安部門的同仁們無論如何也不肯原諒他這一點。是鮑曼親自向元首為他做了保證，才幫他入了黨。不過，鮑曼從來不允許繆勒過分地接近自己，他在仔細地觀察了解繆勒。慎重地估量著與他接近的可能性，當然要接近，那就要親密無間，無話不談，否則就得不償失了。
施蒂爾裏茨喝幹了那杯格羅格酒，又點燃那支熄滅了的香菸。“為什麽我沒完沒了地回憶普萊施涅爾呢？僅僅是因為我現在很需要他的弟弟嗎？或者我正在考慮為自己提出一個新的聯繫方案？”他苦笑了一下。“我看，我和自己也耍起花招來了。‘他和誰進行了角鬥？和他自己，和他自己…’這好像是帕斯捷爾納的詩句？”
“過來，夥計！”他喊了一聲酒館的夥計。“我要走了，算帳吧……”
作者：[蘇]尤裏安·謝苗諾夫
（本書資料收集於網上，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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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供思考用的資料〔鮑曼）
關於此人的情況誰也不知道。他很少出現在新聞影片的鏡頭上，站在元首旁邊的照片那就更少見了。他個子不高，圓圓的腦袋，臉頰上有一條傷疤，攝影師們按動相機快門時，他總是想方設法躲到旁邊人的背後去。
據說，1924年他曾因政治謀殺罪坐了十四個月的監牢。在斯飛逃英國之前誰也不清楚他的情況。當時希姆萊奉元首的命令去整頓這個“爛透了的窯子”（元首就是這樣評論黨務辦公廳的，當時赫斯任辦公廳主任，他是元首直呼其姓名並用“你”稱謂的唯一黨員）。一夜間，希姆萊逮捕了七百多人，所有與赫斯關係密切的人都被捕了，但是黨務辦公廳第一副主任馬丁·鮑曼安然無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反而指揮了希姆萊，他拯救了自己需要的人，而將他不需要的人都送進了集中營。
接任赫斯的職位之後，鮑曼絲毫沒有什麽變化，依然是沉默寡言，衣袋裏總帶著一個小本子，他把希特勒說的話都記在上邊；生活也一如既往，很簡樸。對戈林，希姆萊和戈培爾他故意做出畢恭畢敬的樣子，但是，在兩年左右的時間裏他競逐漸地成了元首離不開的人物了，甚至元首常開玩笑稱他是自己的影子。他辦事能力極強，有時希特勒坐下來用午餐時，忽然想知道一件什麽事，等到端上咖啡的時候，鮑曼的答案就已經準備好了。有一次，在貝希特斯加登舉行歡迎希特勒的儀式，結果出人意料地變成了一次盛大的遊行。鮑曼見到希特勒是站在太陽暴曬的地方。到了第二天，希特勒看到就在昨天他站著的地方有一棵橡樹，一夜之間鮑曼竟然能組織人移來這麽一棵大樹……
鮑曼知道希特勒從來不事先準備演說詞，元首一向是依靠即席發言，而且通常還講得很成功。不過，鮑曼還是總不忘記給元首扼要地寫個提綱，列出一些他認為應當特別注意的問題，尤其是當元首要會見一些外國首腦的時候更是如此。這項不為人注目，但又十分重要的工作他做得很有分寸，所以希特勒根本沒有想過，一些綱領性的發言竟是別人替他寫的。他認為鮑曼的工作雖說是秘書工作，但卻是很必要，很及時的工作。所以，有一次鮑曼生病，希特勒就感到事事都不順手。
有時候一些軍事將領或軍工部長施佩爾打來報告，在報告裏他們整理出了一些真實情況提供元首研究，這時鮑曼要麽就盡可能地把報告束之高閣，不往上呈，要麽就找約德爾或施佩爾談話，善意地、親切地勸說他們把某些事實說得緩和些。
“咱們大家一起來愛護他的神經吧。”他說，“這些令人不快的事我們可以知道，也應當知道，但是何必要使元首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呢？”
他拙於言辭，但卻精於公文；他聰明過人，但卻裝出一副略帶幾分粗魯的耿直忠厚的樣子；他神通廣大，無所不能，但是他的言談舉止卻像個在做出稍微重要一點的決定之前，一定要“和別人商量商量”的普普通通的凡人。
在拆閱秘密函件的時候，馬丁·鮑曼見到一封來自黨衛隊保安處印著“絕密，親啟”字樣的信件，信是專呈給他的。
下麵就是來信的內容：
鮑曼同誌！據我所知，某些人背著元首在瑞典和瑞士開始與腐朽的西方民主國家的代表勾勾搭搭。在總體戰爭時期，正當戰場上決定世界前途之際，他們竟然做這種事。作為黨衛隊保安處的軍官，我可以向您提供有關這些談判的詳細情況。我需要得到生命安全的保障，因為倘若這封信落到保安處機構手中，我就要立即喪命。正因為如此，我沒有署名。如果您認為我向您報告的情況很重要，那麽就請您於明日13時到“新門”大飯店門前會麵。
一個忠於元首黨衛隊、忠於國社黨的成員
鮑曼手裏拿著這封信，呆坐了許久。他想給蓋世太保頭目繆勒打個電話。他知道，繆勒對他是感恩戴德的。繆勒原是個密探，三十年代初他曾兩次襲擊國社黨巴伐利亞的黨組織。後來國社黨成了德國執政黨，他就轉過來投效國社黨了。一直到1939年這位蓋世太保頭領還是個非黨人士，因為他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曾為敵人出力賣命，保安部門的同仁們無論如何也不肯原諒他這一點。是鮑曼親自向元首為他做了保證，才幫他入了黨。不過，鮑曼從來不允許繆勒過分地接近自己，他在仔細地觀察了解繆勒。慎重地估量著與他接近的可能性，當然要接近，那就要親密無間，無話不談，否則就得不償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