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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國：定陵地下玄宮洞開記 作者：嶽南/楊仕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尚未被驚動的明朝帝王後妃(2)
長陵的營建，先後用了18年時間才完成。朱棣的皇後徐氏於永樂五年去世後，在南京停屍6年，直到永樂十一年，長陵的地宮建成後，才由南京移來入葬，成為十三陵第一個入葬者。 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率大軍出征漠北，病死於歸途中。這位在歷史的中心舞台上活動了22年的君王，終於走進了長陵的地下玄宮，尋找他的生前伴侶去了。 從成祖朱棣在天壽山下建造長陵起，到明代最後一個皇帝思宗朱由檢（年號崇禎）止，除代宗朱祁鈺因故別葬外，其他諸帝都在天壽山附近營葬，共13處。陵區周圍依山勢築有圍牆，長達12公裏，圍牆設垛口、城關、敵樓，駐軍守護。十三陵各陵建築自成整體，布局、形製與皇祖朱元璋的孝陵一脈相承。祭殿在前，寢宮在後，門廊、殿堂、明樓【4】、寶城【5】排列得層次分明，嚴肅整齊，從宮前莊嚴的神道、石橋、無字碑，直達寶城，一線相貫，地勢逐步升高，有曲有直，有高有低，遠山近水，連成一個氣勢宏偉的建築整體，不愧是中國古代人民非凡的智慧與才華的結晶。 遺憾的是，這筆財富大都沒能完整地保留下來。從正統十四年（1450年）“土木之變”，來自北方的瓦剌大軍在十三陵燃起焚燒殿宇的大火之後，這文明便開始了它悲劇性的毀滅。最能象徵十三陵各陵建築藝術與風格的恩殿，經過數次戰火之後，也隻剩長陵的一座顧影自憐了。這座建成於宣德二年的輝煌建築，歷經500餘年滄桑而無恙。恩殿以60根金絲楠木大柱形成構架，中間4根高14.3米，直徑1.17米。這樣高大的楠木柱，是我國古建築史上獨一無二的奇蹟，即使故宮的太和殿也不能與之匹敵。恩殿無論是形體結構、建築風格，都堪稱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典範，它的出現同樣反映了當時國家的富庶與強盛。 風雪早已停歇，夕陽西下，餘暉灑在起伏的山巒上，翻起銀色的光芒。蒼涼的北國之冬，一片肅靜。趙其昌、趙同海兩人經過對長陵三天的勘察，雖沒有發現可供發掘的線索，卻得到新的啟示：這個陵墓規模太大了，能否找一個較小的陵墓進行試掘，等積累了經驗再掘長陵呢？ 三天之後的夜晚，吳晗家中不大寬敞的書房中燈燭明亮，長陵的照片、草圖、各種數據資料和幾塊填土標本擺滿了地板。吳晗和夏鼐靜靜地聽著趙其昌的調查匯報：“我們在長陵的寶城、寶頂上上下下來回跑了兩天，找不到半點可供考慮的線索。在明樓後的寶城內打了兩個探眼，全是填土，沒有生土比較，打鏟已經沒什麽意義了。沒有線索，僅靠臆測，會使我們走向失敗……” 吳晗低著頭，拿鉛筆輕輕地敲打著桌子。夏鼐用放大鏡不停地檢查填土標本。書房中悄然無聲。一位小姑娘送來一大盤水果，幾碟小點心。她走後，屋子裏仍然一片寂靜。 趙其昌又提出一個建議，打破寂寞的氛圍： “現在天寒地凍，調查中動土又很困難，能不能給我兩個月時間，查查文獻。十三陵的皇帝、皇後，無論生前建陵或死後建陵，總不會同時死去，如果不能同時入葬，就有個再次挖開二次入葬問題。類似的問題，他們又是怎麽處理的？我想帶著一些問題，再著重調查一下，多住些日子。” 夏鼐一向重視調查，尤其注重結合文獻的調查，所以非常支持。他說：“十三陵的建造，前後延續200多年，無論建築布局和形製，早、中、晚期總是有些變化的，應該普遍調查，再歸納一下，比較異同，總會提出些問題來，結合喪葬製度，相互參照、印證，可能會有些收穫。然後動工，才有把握，我看這樣好。” 吳晗也表示同意，他指了指書架，對趙其昌說：“查文獻，好！我這裏講明代的書不少，你隨便拿去看，今天就可以帶走些。再去調查，你打算住多久？”他轉向夏鼐：“作銘（夏鼐字），多長時間合適？” 趙其昌伸出兩個手指。夏鼐接下來：“兩個月可以，一個陵總要幾天，兩個月不算多。”
尚未被驚動的明朝帝王後妃(3)
也許吳晗原以為兩個手指是指兩周，既然是兩個月，也不再說什麽了。他拿起水果、點心：“來，嚐嚐，嚐嚐！”下一個步驟、時間大體有了眉目，緊張的氣氛鬆弛下來，話題又轉入閑談。 正吃著水果，也許是趙其昌感到肩上的擔子太重了，順口冒出一句：“吳副市長，長陵太大了，能不能找個小的，試掘一個？”吳晗一怔，轉身問夏鼐：“什麽叫試掘，哪個‘試’？”夏鼐笑笑：“辰伯（吳晗字），考試的‘試’！你考試得不及格的‘試’。”吳晗也笑了：“那試掘與發掘又有什麽不同？” 夏鼐道：“試掘與發掘，其實方法程序上完全一樣，完工後整理材料沒什麽不同，照樣印出報告，隻是沒有很大把握時叫法謙虛一些而已。國外也有這樣的先例。” 在試掘問題上，兩人意見完全一致。至於是否試掘，要等調查後的結果再定，而且還要上報批準。 春天轉眼就要到來，十三陵的積雪開始融化。再次北上十三陵，他們將有什麽收穫呢？
中華文明源於西方？(1)
在中國歷史上，羅布泊的地理位置曾有明確的文字記載。然而，這個記載在19世紀末卻被俄國軍官普爾熱瓦爾斯基推翻，從而引起世界學術界對這個神秘之湖的熱烈爭論。 普爾熱瓦爾斯基在兩次去新疆塔裏木河下遊進行考察後，宣稱中國史書上的記載是完全錯誤的，他所發現的台特馬湖才是歷史上真正的羅布泊。 他的一家之言使世界地理考古學界為之譁然，歐洲一些國家的科學家也撰文大力吹捧。英國的卡萊、達格裏、木瓦羅特和愛爾蘭的亨利親王，還有俄國的普熱爾佐夫、科茲洛夫等人相繼前赴羅布泊考察後，對普爾熱瓦爾斯基的觀點表示認可和稱讚。為此普爾熱瓦爾斯基這位普通的俄國軍官名噪一時，連連加官晉職。 正當普爾熱瓦爾斯大走紅運、得意忘形之時，斯文·赫定的導師、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卻對這個“劃時代的發現”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普爾熱瓦爾斯基所找到的新湖泊為淡水湖，而羅布泊實為鹹水湖，歷史上的羅布泊該在塔裏木河東流的盡頭，並不在普爾熱瓦爾斯基所勘定的位置。從此，新舊羅布泊的學術大爭論在世界範圍內展開。 這場曠日持久的學術大討論，將瑞典地質學家斯文·赫定的興趣引向東方這塊神秘的土地，也正是導師李希霍芬的積極支持與鼓勵，使他踏上了通往羅布泊的征途。 1900年3月，斯文·赫定勝利地跨越塔克拉瑪幹大沙漠，從英庫勒北行，穿過孔雀河，沿庫魯克幹河床，在樓蘭遺址的東南一帶發現了一塊大窪地，他驚喜地探測到此地是一個幹涸的湖泊。經過仔細的勘察和鑑定，斯文·赫定認為這就是歷史上真正的羅布泊，這一論斷在28年之後得到證實。 令人驚嘆的是，斯文·赫定無意中發現了被人類歷史遺忘了千餘年的古樓蘭遺蹟。第二年，他又來到此地，組織人力對古城遺址進行發掘，事實再次證實了他的論斷，沉默死寂的樓蘭古城終於重見天日。羅布泊荒漠隱藏的千古之謎終於被一個瑞典人解開。斯文·赫定的探險發現頓時傳遍整個西方。 可惜，以地質學為基礎發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學這棵剛剛破土而出的稚嫩幼芽，並沒有引起中國人的注意和興趣，他們奉行和沿用的依然是清代顧炎武、阮元、王國維等從宋代沿襲發展而來的以研究古文字為主要內容的金石學。真正認識到這棵幼芽的價值並為之培土，從而在中國誕生田野考古這門學科，是在斯文·赫定離開的20年之後。那時，西方的田野考古學已經盛行，東方的版圖自然成為這門新興學科的試驗基地和掠奪目標。從英國的斯坦因於1906年第二次在中國西部地域的古樓蘭、陽關、敦煌等城堡和洞窟掠奪大批珍貴文物之後，中國的古代文化便開始遭到了空前的劫難。敦煌、龍門、雲岡等石窟的壁畫、石雕像等古代藝術品，被盜鑿得傷痕累累、百孔千瘡；西安、洛陽的古墓被掘，隨葬品被西方人洗劫一空；大批古建築被毀，許多古遺址和文物古蹟被掘得破爛不堪、一片狼藉…… 殘酷的事實使中國人猛醒，不能再沉默了。中華民族有自己豐厚的文化積累，中國人有自己的文化事業，更應當有一支研究、考察、發掘和保護自己古代文化的隊伍。於是，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黃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便興盛起來，國民黨中央地質調查所從1921年開始，陸續派人到各地勘察，發現和發掘了一係列石器時代遺址，其中包括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指導發掘的著名的仰韶文化遺址。北京地區周口店的古人類遺址在1921年由裴文中博士主持的發掘中，發現了第一個著名的“中國猿人北京種——北京人”完整的頭蓋骨化石，並首次通過研究，確認石器、燒骨和用火後灰燼的存在，從而明確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質，將它納入了考古學範圍。稍後，他和賈蘭坡教授主持發掘的山頂洞遺址，又獲得了舊石器時代晚期山頂洞人化石及文化遺物。盡管這些遺址的早期發掘是國際合作性質的，但它卻是中國考古事業崛起的先聲。1935年，安陽殷墟的發掘工作由中國人首次獨立完成。可以說，中國近代考古學是從這時開始誕生的。
長陵的營建，先後用了18年時間才完成。朱棣的皇後徐氏於永樂五年去世後，在南京停屍6年，直到永樂十一年，長陵的地宮建成後，才由南京移來入葬，成為十三陵第一個入葬者。 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率大軍出征漠北，病死於歸途中。這位在歷史的中心舞台上活動了22年的君王，終於走進了長陵的地下玄宮，尋找他的生前伴侶去了。 從成祖朱棣在天壽山下建造長陵起，到明代最後一個皇帝思宗朱由檢（年號崇禎）止，除代宗朱祁鈺因故別葬外，其他諸帝都在天壽山附近營葬，共13處。陵區周圍依山勢築有圍牆，長達12公裏，圍牆設垛口、城關、敵樓，駐軍守護。十三陵各陵建築自成整體，布局、形製與皇祖朱元璋的孝陵一脈相承。祭殿在前，寢宮在後，門廊、殿堂、明樓【4】、寶城【5】排列得層次分明，嚴肅整齊，從宮前莊嚴的神道、石橋、無字碑，直達寶城，一線相貫，地勢逐步升高，有曲有直，有高有低，遠山近水，連成一個氣勢宏偉的建築整體，不愧是中國古代人民非凡的智慧與才華的結晶。 遺憾的是，這筆財富大都沒能完整地保留下來。從正統十四年（1450年）“土木之變”，來自北方的瓦剌大軍在十三陵燃起焚燒殿宇的大火之後，這文明便開始了它悲劇性的毀滅。最能象徵十三陵各陵建築藝術與風格的恩殿，經過數次戰火之後，也隻剩長陵的一座顧影自憐了。這座建成於宣德二年的輝煌建築，歷經500餘年滄桑而無恙。恩殿以60根金絲楠木大柱形成構架，中間4根高14.3米，直徑1.17米。這樣高大的楠木柱，是我國古建築史上獨一無二的奇蹟，即使故宮的太和殿也不能與之匹敵。恩殿無論是形體結構、建築風格，都堪稱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典範，它的出現同樣反映了當時國家的富庶與強盛。 風雪早已停歇，夕陽西下，餘暉灑在起伏的山巒上，翻起銀色的光芒。蒼涼的北國之冬，一片肅靜。趙其昌、趙同海兩人經過對長陵三天的勘察，雖沒有發現可供發掘的線索，卻得到新的啟示：這個陵墓規模太大了，能否找一個較小的陵墓進行試掘，等積累了經驗再掘長陵呢？ 三天之後的夜晚，吳晗家中不大寬敞的書房中燈燭明亮，長陵的照片、草圖、各種數據資料和幾塊填土標本擺滿了地板。吳晗和夏鼐靜靜地聽著趙其昌的調查匯報：“我們在長陵的寶城、寶頂上上下下來回跑了兩天，找不到半點可供考慮的線索。在明樓後的寶城內打了兩個探眼，全是填土，沒有生土比較，打鏟已經沒什麽意義了。沒有線索，僅靠臆測，會使我們走向失敗……” 吳晗低著頭，拿鉛筆輕輕地敲打著桌子。夏鼐用放大鏡不停地檢查填土標本。書房中悄然無聲。一位小姑娘送來一大盤水果，幾碟小點心。她走後，屋子裏仍然一片寂靜。 趙其昌又提出一個建議，打破寂寞的氛圍： “現在天寒地凍，調查中動土又很困難，能不能給我兩個月時間，查查文獻。十三陵的皇帝、皇後，無論生前建陵或死後建陵，總不會同時死去，如果不能同時入葬，就有個再次挖開二次入葬問題。類似的問題，他們又是怎麽處理的？我想帶著一些問題，再著重調查一下，多住些日子。” 夏鼐一向重視調查，尤其注重結合文獻的調查，所以非常支持。他說：“十三陵的建造，前後延續200多年，無論建築布局和形製，早、中、晚期總是有些變化的，應該普遍調查，再歸納一下，比較異同，總會提出些問題來，結合喪葬製度，相互參照、印證，可能會有些收穫。然後動工，才有把握，我看這樣好。” 吳晗也表示同意，他指了指書架，對趙其昌說：“查文獻，好！我這裏講明代的書不少，你隨便拿去看，今天就可以帶走些。再去調查，你打算住多久？”他轉向夏鼐：“作銘（夏鼐字），多長時間合適？” 趙其昌伸出兩個手指。夏鼐接下來：“兩個月可以，一個陵總要幾天，兩個月不算多。”
尚未被驚動的明朝帝王後妃(3)
也許吳晗原以為兩個手指是指兩周，既然是兩個月，也不再說什麽了。他拿起水果、點心：“來，嚐嚐，嚐嚐！”下一個步驟、時間大體有了眉目，緊張的氣氛鬆弛下來，話題又轉入閑談。 正吃著水果，也許是趙其昌感到肩上的擔子太重了，順口冒出一句：“吳副市長，長陵太大了，能不能找個小的，試掘一個？”吳晗一怔，轉身問夏鼐：“什麽叫試掘，哪個‘試’？”夏鼐笑笑：“辰伯（吳晗字），考試的‘試’！你考試得不及格的‘試’。”吳晗也笑了：“那試掘與發掘又有什麽不同？” 夏鼐道：“試掘與發掘，其實方法程序上完全一樣，完工後整理材料沒什麽不同，照樣印出報告，隻是沒有很大把握時叫法謙虛一些而已。國外也有這樣的先例。” 在試掘問題上，兩人意見完全一致。至於是否試掘，要等調查後的結果再定，而且還要上報批準。 春天轉眼就要到來，十三陵的積雪開始融化。再次北上十三陵，他們將有什麽收穫呢？
中華文明源於西方？(1)
在中國歷史上，羅布泊的地理位置曾有明確的文字記載。然而，這個記載在19世紀末卻被俄國軍官普爾熱瓦爾斯基推翻，從而引起世界學術界對這個神秘之湖的熱烈爭論。 普爾熱瓦爾斯基在兩次去新疆塔裏木河下遊進行考察後，宣稱中國史書上的記載是完全錯誤的，他所發現的台特馬湖才是歷史上真正的羅布泊。 他的一家之言使世界地理考古學界為之譁然，歐洲一些國家的科學家也撰文大力吹捧。英國的卡萊、達格裏、木瓦羅特和愛爾蘭的亨利親王，還有俄國的普熱爾佐夫、科茲洛夫等人相繼前赴羅布泊考察後，對普爾熱瓦爾斯基的觀點表示認可和稱讚。為此普爾熱瓦爾斯基這位普通的俄國軍官名噪一時，連連加官晉職。 正當普爾熱瓦爾斯大走紅運、得意忘形之時，斯文·赫定的導師、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卻對這個“劃時代的發現”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普爾熱瓦爾斯基所找到的新湖泊為淡水湖，而羅布泊實為鹹水湖，歷史上的羅布泊該在塔裏木河東流的盡頭，並不在普爾熱瓦爾斯基所勘定的位置。從此，新舊羅布泊的學術大爭論在世界範圍內展開。 這場曠日持久的學術大討論，將瑞典地質學家斯文·赫定的興趣引向東方這塊神秘的土地，也正是導師李希霍芬的積極支持與鼓勵，使他踏上了通往羅布泊的征途。 1900年3月，斯文·赫定勝利地跨越塔克拉瑪幹大沙漠，從英庫勒北行，穿過孔雀河，沿庫魯克幹河床，在樓蘭遺址的東南一帶發現了一塊大窪地，他驚喜地探測到此地是一個幹涸的湖泊。經過仔細的勘察和鑑定，斯文·赫定認為這就是歷史上真正的羅布泊，這一論斷在28年之後得到證實。 令人驚嘆的是，斯文·赫定無意中發現了被人類歷史遺忘了千餘年的古樓蘭遺蹟。第二年，他又來到此地，組織人力對古城遺址進行發掘，事實再次證實了他的論斷，沉默死寂的樓蘭古城終於重見天日。羅布泊荒漠隱藏的千古之謎終於被一個瑞典人解開。斯文·赫定的探險發現頓時傳遍整個西方。 可惜，以地質學為基礎發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學這棵剛剛破土而出的稚嫩幼芽，並沒有引起中國人的注意和興趣，他們奉行和沿用的依然是清代顧炎武、阮元、王國維等從宋代沿襲發展而來的以研究古文字為主要內容的金石學。真正認識到這棵幼芽的價值並為之培土，從而在中國誕生田野考古這門學科，是在斯文·赫定離開的20年之後。那時，西方的田野考古學已經盛行，東方的版圖自然成為這門新興學科的試驗基地和掠奪目標。從英國的斯坦因於1906年第二次在中國西部地域的古樓蘭、陽關、敦煌等城堡和洞窟掠奪大批珍貴文物之後，中國的古代文化便開始遭到了空前的劫難。敦煌、龍門、雲岡等石窟的壁畫、石雕像等古代藝術品，被盜鑿得傷痕累累、百孔千瘡；西安、洛陽的古墓被掘，隨葬品被西方人洗劫一空；大批古建築被毀，許多古遺址和文物古蹟被掘得破爛不堪、一片狼藉…… 殘酷的事實使中國人猛醒，不能再沉默了。中華民族有自己豐厚的文化積累，中國人有自己的文化事業，更應當有一支研究、考察、發掘和保護自己古代文化的隊伍。於是，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黃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便興盛起來，國民黨中央地質調查所從1921年開始，陸續派人到各地勘察，發現和發掘了一係列石器時代遺址，其中包括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指導發掘的著名的仰韶文化遺址。北京地區周口店的古人類遺址在1921年由裴文中博士主持的發掘中，發現了第一個著名的“中國猿人北京種——北京人”完整的頭蓋骨化石，並首次通過研究，確認石器、燒骨和用火後灰燼的存在，從而明確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質，將它納入了考古學範圍。稍後，他和賈蘭坡教授主持發掘的山頂洞遺址，又獲得了舊石器時代晚期山頂洞人化石及文化遺物。盡管這些遺址的早期發掘是國際合作性質的，但它卻是中國考古事業崛起的先聲。1935年，安陽殷墟的發掘工作由中國人首次獨立完成。可以說，中國近代考古學是從這時開始誕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