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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國：定陵地下玄宮洞開記 作者：嶽南/楊仕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史學研究] 《考古中國：定陵地下玄宮洞開記》作者：嶽南/楊仕【完結】
官司打到國務院，周恩來一錘定音(1)
1934年初夏，北平清華園中的古月堂。 即將赴河南安陽殷墟參加田野考古實習的歷史係學生夏鼐和他的同窗好友吳晗，踏著綠茵茵的草地在親切交談，暢述著自己日後的誌願。夏鼐問打算留校任教的吳晗：“如果由你來選擇，你打算挖什麽古蹟？” 以研究明史嶄露頭角從而成為胡適愛徒的吳晗，不假思索地說：“當然挖明十三陵。” 兩人相視一笑，握手言別。他們誰也沒有想到，20年後，這次看似無足輕重的閑聊，竟成為現實，並由此引發了一場紛爭。 1955年10月4日，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的辦公桌上，平放著剛送來的一份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習仲勛看罷報告，覺得事關重大，立即批轉主管文化的陳毅副總理並呈報周恩來總理閱示。 消息傳開，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大驚。當他們得知這份報告的發起人是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時，便急忙前來勸阻並希望其收回報告，一場爭論由此開始。 “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歷史資料，我們發掘長陵【1】之後，可利用明成祖的隨葬器物，進一步開展對明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史實的研究工作，同時將出土文物整理後，就地成立博物館，對首都人民進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內容……” 鄭振鐸聽罷吳晗的敘述，從椅子上站起身，急不可待地說：“我國目前考古工作的技術水平還難以承擔這樣大規模陵墓的發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復原方麵的技術也不過關，如此規模龐大的陵墓發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就連世界上技術先進的國家也會感到頭痛……” 未等鄭振鐸說完，吳晗接著反駁：“全國已經解放五六年了，有老一輩的考古專家，也有新培育的一批大學生，從人力物力都有條件勝任這項巨大的工程。” 夏鼐見兩人難分勝負，便及時出來助鄭振鐸一臂之力。他先是不動聲色地望望吳晗這位同鄉加同學，然後詼諧地講道：“老吳，眼下全國都在大規模地搞基本建設，考古人員嚴重不足，今天西北告急，明天東南告急，我們的人全所出動，配合基建還應付不了局麵，又怎能主動發掘皇陵呢？再說出土的許多古物都要保存和復原，這方麵的人手更少。你應該從全國考古工作的輕重緩急來考慮問題，不能以明史專家的角度來安排發掘工作。老兄！你已經不再是清華園那個吳晗了啊！” 整整一個下午，爭論仍無結果。發掘明陵對於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的副市長吳晗來說，既然決心已下，就很難有外來的力量能改變。 鄭振鐸、夏鼐走後，吳晗怕風雲不測，立即找到郭沫若、鄧拓等好友，通過不同的方式在中央領導人麵前加緊了對發掘長陵重大意義的宣傳和鼓動。與此同時，鄭、夏也間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對長陵發掘的不同觀點，爭論雙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總理身上。周恩來不敢擅自做主，專門請示毛澤東，得到了毛的首肯。五天之後，有消息傳來，周恩來總理已經做出裁決並在報告上簽字——同意發掘。 這一歷史性的抉擇，使中國的考古事業揭開了新的一頁。同時，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要在這一頁上書寫。 1955年12月初，在吳晗的鼎力主持下，成立了“長陵發掘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為： 中國科學院院長 郭沫若 文化部部長 沈雁冰 北京市副市長 吳 晗 人民日報社社長 鄧 拓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 範文瀾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 張 蘇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夏 鼐 文化部文物局局長 鄭振鐸 北京市副市長 王崑崙 長陵發掘委員會下設一個考古工作隊，工作隊由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共同抽調人員組成。其成員為：
官司打到國務院，周恩來一錘定音(2)
趙其昌 隊長，28歲，北京大學歷史係考古專業畢業 白萬玉 副隊長，58歲，小學畢業 於樹功 隊員，52歲，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 劉精義 隊員，23歲，南開大學歷史係肄業 冼自強 隊員，17歲，初中畢業 曹國鑒 隊員，18歲，初中畢業 龐中威 隊員，19歲，初中畢業 李樹興 隊員，19歲，初中畢業 王 傑 隊員，19歲，初中畢業
尚未被驚動的明朝帝王後妃(1)
既然發掘明陵已成定局，身為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並主管業務的夏鼐，責無旁貸地承擔起發掘的指導工作。他催促工作隊長趙其昌——也是他的學生盡快上路，去明陵調查。 1955年最後的一天，趙其昌同探工趙同海攜帶著考古專用的各種工具，走出古城北京，冒雪北上，來到十三陵這塊昔日的皇家聖地。 寒風呼號，雪花紛飛。起伏的群山和荒蕪的陵墓蒙上了一層慘白的葬衣，沉睡了幾百年的皇家陵園越發顯得死寂與淒涼。趙其昌踏著沒膝的積雪，越過恩殿【2】，爬上長陵寶頂【3】。 “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站在長陵的這座輝煌、雄偉的寶頂之上，舉目四望，群陵棋布，高低錯落，黃瓦紅牆，掩映在綠鬆白雪之間，真是一幅絕妙的風景畫。俯首南眺，一條長達7公裏的中軸線如同寬大壯美的銀鏈，從遙遠的天際橫空而降，直通腳下，巨石雕刻的文臣武將排列兩側，形成一條“神道”，顯示著威嚴而肅穆的皇陵氣派。狂風勁吹，積雪翻騰，樹枝撼動，嗡嗡之聲伴隨旋轉飄揚的雪片忽隱忽現，此起彼伏，遮雲蔽日，如戰鼓擂響，似萬馬奔騰。 “靖難之役”後，獲勝的朱棣於南京稱帝，改年號為永樂。他鎮守北平多年，深知其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便決定遷都北平，並於永樂四年（1407年）徵調工匠、民夫上百萬人，開始營建北京宮殿。今天的故宮、天壇、太廟（勞動人民文化宮）等規模宏大的建築，就是在此期間及以後陸續建造的，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 永樂五年（1408年），皇後徐氏死去，因為正在修建北京，朱棣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沒有在南京建陵安葬，而是派禮部尚書趙及江西術士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尋找“吉壤”。他們遍訪北京四郊，足足跑了兩年時間，才找到幾處可供挑選的地方。最先是口外的屠家營，但因皇帝姓朱，“朱”和“豬”同音，皇帝認為豬要進了屠家定要被宰殺吞剮，未能同意。另一處選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腳下，羊和豬本可相安無事地各自生活，但山後有個村子叫“狼兒峪”，豬的旁邊有狼出沒危險可怕，也未被採用。再一處是京西的“燕家台”，可那位永樂皇帝感到“燕家”和“晏駕”是諧音，不吉利，又遭否定。京西的潭柘寺景色雖好，但山間深處地方狹窄，沒有子孫發展的餘地，亦未能當選。直到永樂七年，才在昌平縣黃土山下選中陵地，並由朱棣親自察看後決定下來。 這裏的確是一塊最為理想的風水寶地，燕山餘脈自西北逶迤而來，曲折環繞，成為一道天然的屏障。中間一片平原，廣袤寬闊，風景綺麗，泉水順山而下，沿平原兩側緩緩流過，真可謂山清水秀。更為奇特的是，在平原的東西兩側，有青山兩座，成守衛之勢，儼然是兩位頂天立地的將軍。在此處興建陵墓，不隻風景美好，更主要的是這裏山勢如屏，易守難攻，一旦駐軍把守，既可護衛陵寢，又便於保衛京師。朱棣立即降旨，“圈地八十裏為陵區禁地”，開始動工修建長陵，並派軍守護。 朱棣不愧是明代少有的軍事家和政治家，對陵區的選擇和駐軍的守衛，再一次顯示了他非凡的才華，其苦心遠見在他死後不久便可得到證實。無論是瓦剌大軍，還是努爾哈赤的鐵騎，都把十三陵視為通向北京的咽喉和畏途，從而費盡心機、不惜餘力進行攻打。即使在中原縱橫馳騁的李闖王，也是從柳溝先入德勝口，再下十三陵，隻因居庸關守將投降，才使十三陵變得唇亡齒寒，導致北京陷落。 自永樂皇帝圈地築陵的聖旨傳下，黃土山四周百餘裏便成為禁地，凡在此居住的百姓，十日之內必須遷往外鄉。於是，一場悲劇的帷幕隨之拉開——官兵們披掛整齊，手持棍棒，殘忍地毆打和驅趕著遲遲不肯離開的百姓。推車挑擔的男人，抱著嬰兒的女人，麵對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家園頃刻間變為廢墟，不禁聲淚俱下。 永樂七年，浩大的陵墓工程在黃土山下正式動工，所用軍工、民夫40餘萬。據《明實錄》等書記載，當年朱棣生日，在黃土山上飲酒作歌，百官上壽時為討他歡喜，稱此山為天壽山。朱棣聽罷大喜，即傳旨改黃土山為天壽山。
官司打到國務院，周恩來一錘定音(1)
1934年初夏，北平清華園中的古月堂。 即將赴河南安陽殷墟參加田野考古實習的歷史係學生夏鼐和他的同窗好友吳晗，踏著綠茵茵的草地在親切交談，暢述著自己日後的誌願。夏鼐問打算留校任教的吳晗：“如果由你來選擇，你打算挖什麽古蹟？” 以研究明史嶄露頭角從而成為胡適愛徒的吳晗，不假思索地說：“當然挖明十三陵。” 兩人相視一笑，握手言別。他們誰也沒有想到，20年後，這次看似無足輕重的閑聊，竟成為現實，並由此引發了一場紛爭。 1955年10月4日，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的辦公桌上，平放著剛送來的一份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習仲勛看罷報告，覺得事關重大，立即批轉主管文化的陳毅副總理並呈報周恩來總理閱示。 消息傳開，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大驚。當他們得知這份報告的發起人是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時，便急忙前來勸阻並希望其收回報告，一場爭論由此開始。 “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歷史資料，我們發掘長陵【1】之後，可利用明成祖的隨葬器物，進一步開展對明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史實的研究工作，同時將出土文物整理後，就地成立博物館，對首都人民進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內容……” 鄭振鐸聽罷吳晗的敘述，從椅子上站起身，急不可待地說：“我國目前考古工作的技術水平還難以承擔這樣大規模陵墓的發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復原方麵的技術也不過關，如此規模龐大的陵墓發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就連世界上技術先進的國家也會感到頭痛……” 未等鄭振鐸說完，吳晗接著反駁：“全國已經解放五六年了，有老一輩的考古專家，也有新培育的一批大學生，從人力物力都有條件勝任這項巨大的工程。” 夏鼐見兩人難分勝負，便及時出來助鄭振鐸一臂之力。他先是不動聲色地望望吳晗這位同鄉加同學，然後詼諧地講道：“老吳，眼下全國都在大規模地搞基本建設，考古人員嚴重不足，今天西北告急，明天東南告急，我們的人全所出動，配合基建還應付不了局麵，又怎能主動發掘皇陵呢？再說出土的許多古物都要保存和復原，這方麵的人手更少。你應該從全國考古工作的輕重緩急來考慮問題，不能以明史專家的角度來安排發掘工作。老兄！你已經不再是清華園那個吳晗了啊！” 整整一個下午，爭論仍無結果。發掘明陵對於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的副市長吳晗來說，既然決心已下，就很難有外來的力量能改變。 鄭振鐸、夏鼐走後，吳晗怕風雲不測，立即找到郭沫若、鄧拓等好友，通過不同的方式在中央領導人麵前加緊了對發掘長陵重大意義的宣傳和鼓動。與此同時，鄭、夏也間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對長陵發掘的不同觀點，爭論雙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總理身上。周恩來不敢擅自做主，專門請示毛澤東，得到了毛的首肯。五天之後，有消息傳來，周恩來總理已經做出裁決並在報告上簽字——同意發掘。 這一歷史性的抉擇，使中國的考古事業揭開了新的一頁。同時，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要在這一頁上書寫。 1955年12月初，在吳晗的鼎力主持下，成立了“長陵發掘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為： 中國科學院院長 郭沫若 文化部部長 沈雁冰 北京市副市長 吳 晗 人民日報社社長 鄧 拓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 範文瀾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 張 蘇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夏 鼐 文化部文物局局長 鄭振鐸 北京市副市長 王崑崙 長陵發掘委員會下設一個考古工作隊，工作隊由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調查研究組共同抽調人員組成。其成員為：
官司打到國務院，周恩來一錘定音(2)
趙其昌 隊長，28歲，北京大學歷史係考古專業畢業 白萬玉 副隊長，58歲，小學畢業 於樹功 隊員，52歲，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 劉精義 隊員，23歲，南開大學歷史係肄業 冼自強 隊員，17歲，初中畢業 曹國鑒 隊員，18歲，初中畢業 龐中威 隊員，19歲，初中畢業 李樹興 隊員，19歲，初中畢業 王 傑 隊員，19歲，初中畢業
尚未被驚動的明朝帝王後妃(1)
既然發掘明陵已成定局，身為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並主管業務的夏鼐，責無旁貸地承擔起發掘的指導工作。他催促工作隊長趙其昌——也是他的學生盡快上路，去明陵調查。 1955年最後的一天，趙其昌同探工趙同海攜帶著考古專用的各種工具，走出古城北京，冒雪北上，來到十三陵這塊昔日的皇家聖地。 寒風呼號，雪花紛飛。起伏的群山和荒蕪的陵墓蒙上了一層慘白的葬衣，沉睡了幾百年的皇家陵園越發顯得死寂與淒涼。趙其昌踏著沒膝的積雪，越過恩殿【2】，爬上長陵寶頂【3】。 “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站在長陵的這座輝煌、雄偉的寶頂之上，舉目四望，群陵棋布，高低錯落，黃瓦紅牆，掩映在綠鬆白雪之間，真是一幅絕妙的風景畫。俯首南眺，一條長達7公裏的中軸線如同寬大壯美的銀鏈，從遙遠的天際橫空而降，直通腳下，巨石雕刻的文臣武將排列兩側，形成一條“神道”，顯示著威嚴而肅穆的皇陵氣派。狂風勁吹，積雪翻騰，樹枝撼動，嗡嗡之聲伴隨旋轉飄揚的雪片忽隱忽現，此起彼伏，遮雲蔽日，如戰鼓擂響，似萬馬奔騰。 “靖難之役”後，獲勝的朱棣於南京稱帝，改年號為永樂。他鎮守北平多年，深知其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便決定遷都北平，並於永樂四年（1407年）徵調工匠、民夫上百萬人，開始營建北京宮殿。今天的故宮、天壇、太廟（勞動人民文化宮）等規模宏大的建築，就是在此期間及以後陸續建造的，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 永樂五年（1408年），皇後徐氏死去，因為正在修建北京，朱棣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沒有在南京建陵安葬，而是派禮部尚書趙及江西術士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尋找“吉壤”。他們遍訪北京四郊，足足跑了兩年時間，才找到幾處可供挑選的地方。最先是口外的屠家營，但因皇帝姓朱，“朱”和“豬”同音，皇帝認為豬要進了屠家定要被宰殺吞剮，未能同意。另一處選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腳下，羊和豬本可相安無事地各自生活，但山後有個村子叫“狼兒峪”，豬的旁邊有狼出沒危險可怕，也未被採用。再一處是京西的“燕家台”，可那位永樂皇帝感到“燕家”和“晏駕”是諧音，不吉利，又遭否定。京西的潭柘寺景色雖好，但山間深處地方狹窄，沒有子孫發展的餘地，亦未能當選。直到永樂七年，才在昌平縣黃土山下選中陵地，並由朱棣親自察看後決定下來。 這裏的確是一塊最為理想的風水寶地，燕山餘脈自西北逶迤而來，曲折環繞，成為一道天然的屏障。中間一片平原，廣袤寬闊，風景綺麗，泉水順山而下，沿平原兩側緩緩流過，真可謂山清水秀。更為奇特的是，在平原的東西兩側，有青山兩座，成守衛之勢，儼然是兩位頂天立地的將軍。在此處興建陵墓，不隻風景美好，更主要的是這裏山勢如屏，易守難攻，一旦駐軍把守，既可護衛陵寢，又便於保衛京師。朱棣立即降旨，“圈地八十裏為陵區禁地”，開始動工修建長陵，並派軍守護。 朱棣不愧是明代少有的軍事家和政治家，對陵區的選擇和駐軍的守衛，再一次顯示了他非凡的才華，其苦心遠見在他死後不久便可得到證實。無論是瓦剌大軍，還是努爾哈赤的鐵騎，都把十三陵視為通向北京的咽喉和畏途，從而費盡心機、不惜餘力進行攻打。即使在中原縱橫馳騁的李闖王，也是從柳溝先入德勝口，再下十三陵，隻因居庸關守將投降，才使十三陵變得唇亡齒寒，導致北京陷落。 自永樂皇帝圈地築陵的聖旨傳下，黃土山四周百餘裏便成為禁地，凡在此居住的百姓，十日之內必須遷往外鄉。於是，一場悲劇的帷幕隨之拉開——官兵們披掛整齊，手持棍棒，殘忍地毆打和驅趕著遲遲不肯離開的百姓。推車挑擔的男人，抱著嬰兒的女人，麵對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家園頃刻間變為廢墟，不禁聲淚俱下。 永樂七年，浩大的陵墓工程在黃土山下正式動工，所用軍工、民夫40餘萬。據《明實錄》等書記載，當年朱棣生日，在黃土山上飲酒作歌，百官上壽時為討他歡喜，稱此山為天壽山。朱棣聽罷大喜，即傳旨改黃土山為天壽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