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前後期的時間分界線是公元1054年，就在這一年出現了所謂的東西教會大分裂。這次大分裂之所以異乎尋常，在於其產生的原因，並非僅僅是羅馬教會與君士坦丁堡教會之間爭奪《聖經》闡釋權和基督教教會領導權的問題，而是拜占庭帝國與日爾曼諸王國之間關於文化實力的一次政治較量。顯然，雙方的這一較量難分勝負，隻好各行其是，從而反映出拜占庭帝國文化實力的下降，與日爾曼諸王國文化實力的上升。這樣，以東正教為標記的拜占庭文化不斷衰落，已經失去了作為中世紀歐洲文化發展代表的可能性，而以天主教為核心的西歐文化卻不斷上升，並最終成為中世紀歐洲文化發展的代表。
如果說人們關於中世紀前期的黑暗印象與基督教，特別是與天主教毫不相關的話，那麽，對於中世紀後期的黑暗印象，則與基督教，主要是與天主教直接相關。這一點，是與教皇國的崛起分不開的。羅馬教皇與法蘭克王國國王建立了緊密的政治關係，公元756年，法蘭克王國的篡位者丕平得到了羅馬教皇的承認與支持，於是將羅馬城周圍的大片國土獻給羅馬教皇，由此而形成了教皇國，這是在歐洲出現的第一個基督教國家化的神權國家。在東西教會大分裂之後，教皇國的勢力越來越強，從政治到宗教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達到了天主教教會權威的頂峰，進入了它的鼎盛期。這一鼎盛期從11世紀下半葉開始，一直持續到13世紀末，接近兩個半世紀。
正是在教皇國的鼎盛期之中，先後出現了十字軍東征與異端裁判所，來分別顯示宗教狂熱之下的武力炫耀與宗教迫害，武力東征與宗教裁判不僅造成了大量的生命損失，而且動搖了教皇國的統治，直接影響到教皇地位的合法性，造成了教皇依附於國王的現象：公元1245年，由於權力之爭，來自德國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大軍包圍了羅馬城，教皇莫諾森四世愴惶中逃到法國裏昂，在法蘭西王國國王的支持下宣布開除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教籍；隨後在1309年至1377年之間，一共有7任教皇在法國的阿維尼翁設立教廷，受到法蘭西王國國王的控製，以至被稱為新"巴比倫囚虜"；最後在1378年至1417年之間，由西歐各國的國王分別擁立了三個教皇。
弄巧成拙的教皇三足鼎立，導致的後果就是：一方麵天主教教會內部權力分散，教皇的權力相對削弱；一方麵天主教教會政治權威失落，國王的威望上升。這不僅促成了宗教改革運動的最終出現，而且推動了西歐文化發展的文藝復興。
在公元1431年至1449年之間，召開了第十七次基督教普世主教會議，首先是天主教在瑞士的巴塞爾舉行會議，一是提出與胡斯運動中的溫和派達成妥協，同意他們在宗教儀式上的某些改革主張，一是重申基督教普世主教會議的權力直接來自上帝而高於教皇，要求限製教皇的某些權力；隨後，於公元1438年在斐拉拉召開了東正教與天主教重新謀求統一的會議，由於麵臨奧斯曼人入侵的威脅，東正教派出了包括拜占庭皇帝與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在內的700名代表出席會議，並於第二年在弗羅倫薩簽署了"聯合通諭"，承認羅馬教皇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全權地位，企圖以此獲得西歐大主教各國的大力支持，然後繼續就"煉獄"、"和子句等教義問題進行討論。
然而，被拜占庭皇帝視為救命符的聯合通諭遭到了東正教教會的普遍抵製，一直到1452年才得以正式公布，可惜為時已晚。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國在歷史的視野中消失，而重新統一基督教也成為永遠的夢想，與此同時，也宣告了歐洲中世紀的終結。由此可見，教皇國的鼎盛與發生宗教狂熱實際上是天主教國家化達到極點的不同體現而已，也可以視為天主教教會世俗化的一個典範，同時也成為天主教盛極而衰的歷史裏程碑。從此以後，教皇權力的削弱與宗教盲信的消退，將直接對歐洲的文化發展產生積極的作用。
當然，十字軍東征不是一個偶然的歷史事件，而是有著某種客觀必然性的歷史過程。隨著基督教的廣泛傳播，上帝之道深入人心，特別是文化發展空缺之中的艱難生存環境，使教徒們感受到人間地獄的滋味，力圖以自己的苦行來為自己深重的罪孽進行贖罪，不僅出現了眾多的修道院，而且出現了更多的不願脫離人間生活的教徒，故而他們採用朝聖這一最普遍的苦行方式來實現自己的贖罪願望，由此讓上帝之光普照眾生。所以，到《啟示錄》所說的"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去，親臨沐浴神的榮耀光照，親自在"城的光裏行走"，已經成為每一個信徒的最大願望。
這樣的朝聖活動的規模越來越大，於是，在公元1065年，就出現了一幅由一位主教帶領一支由7000個日爾曼信徒組成的朝聖隊伍，浩浩蕩蕩地向耶路撒冷行進的浩大場麵。當他們來到耶路撒冷這基督耶穌受難的地方，沿著當年基督耶穌身背十字架走過的道路，親眼目睹基督耶穌被釘死的那座頭骨形狀的小山丘——髑髏地時，心中就感到應該像基督耶穌承受十字架的重負與苦難來為世人贖罪那樣，在生活的重壓之下來自我贖罪，因而十字架已經不是痛苦恥辱的象徵，而是天國福音的象徵，成為每一個信徒堅守信仰的標記。來到聖地耶路撒冷，就是通過苦難的考驗來虔誠地信仰，在靈魂的淨化之中來走向新天新地。
如果說人們關於中世紀前期的黑暗印象與基督教，特別是與天主教毫不相關的話，那麽，對於中世紀後期的黑暗印象，則與基督教，主要是與天主教直接相關。這一點，是與教皇國的崛起分不開的。羅馬教皇與法蘭克王國國王建立了緊密的政治關係，公元756年，法蘭克王國的篡位者丕平得到了羅馬教皇的承認與支持，於是將羅馬城周圍的大片國土獻給羅馬教皇，由此而形成了教皇國，這是在歐洲出現的第一個基督教國家化的神權國家。在東西教會大分裂之後，教皇國的勢力越來越強，從政治到宗教的影響也越來越大，達到了天主教教會權威的頂峰，進入了它的鼎盛期。這一鼎盛期從11世紀下半葉開始，一直持續到13世紀末，接近兩個半世紀。
正是在教皇國的鼎盛期之中，先後出現了十字軍東征與異端裁判所，來分別顯示宗教狂熱之下的武力炫耀與宗教迫害，武力東征與宗教裁判不僅造成了大量的生命損失，而且動搖了教皇國的統治，直接影響到教皇地位的合法性，造成了教皇依附於國王的現象：公元1245年，由於權力之爭，來自德國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大軍包圍了羅馬城，教皇莫諾森四世愴惶中逃到法國裏昂，在法蘭西王國國王的支持下宣布開除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教籍；隨後在1309年至1377年之間，一共有7任教皇在法國的阿維尼翁設立教廷，受到法蘭西王國國王的控製，以至被稱為新"巴比倫囚虜"；最後在1378年至1417年之間，由西歐各國的國王分別擁立了三個教皇。
弄巧成拙的教皇三足鼎立，導致的後果就是：一方麵天主教教會內部權力分散，教皇的權力相對削弱；一方麵天主教教會政治權威失落，國王的威望上升。這不僅促成了宗教改革運動的最終出現，而且推動了西歐文化發展的文藝復興。
在公元1431年至1449年之間，召開了第十七次基督教普世主教會議，首先是天主教在瑞士的巴塞爾舉行會議，一是提出與胡斯運動中的溫和派達成妥協，同意他們在宗教儀式上的某些改革主張，一是重申基督教普世主教會議的權力直接來自上帝而高於教皇，要求限製教皇的某些權力；隨後，於公元1438年在斐拉拉召開了東正教與天主教重新謀求統一的會議，由於麵臨奧斯曼人入侵的威脅，東正教派出了包括拜占庭皇帝與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在內的700名代表出席會議，並於第二年在弗羅倫薩簽署了"聯合通諭"，承認羅馬教皇為"基督在世代表"，具有全權地位，企圖以此獲得西歐大主教各國的大力支持，然後繼續就"煉獄"、"和子句等教義問題進行討論。
然而，被拜占庭皇帝視為救命符的聯合通諭遭到了東正教教會的普遍抵製，一直到1452年才得以正式公布，可惜為時已晚。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國在歷史的視野中消失，而重新統一基督教也成為永遠的夢想，與此同時，也宣告了歐洲中世紀的終結。由此可見，教皇國的鼎盛與發生宗教狂熱實際上是天主教國家化達到極點的不同體現而已，也可以視為天主教教會世俗化的一個典範，同時也成為天主教盛極而衰的歷史裏程碑。從此以後，教皇權力的削弱與宗教盲信的消退，將直接對歐洲的文化發展產生積極的作用。
當然，十字軍東征不是一個偶然的歷史事件，而是有著某種客觀必然性的歷史過程。隨著基督教的廣泛傳播，上帝之道深入人心，特別是文化發展空缺之中的艱難生存環境，使教徒們感受到人間地獄的滋味，力圖以自己的苦行來為自己深重的罪孽進行贖罪，不僅出現了眾多的修道院，而且出現了更多的不願脫離人間生活的教徒，故而他們採用朝聖這一最普遍的苦行方式來實現自己的贖罪願望，由此讓上帝之光普照眾生。所以，到《啟示錄》所說的"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去，親臨沐浴神的榮耀光照，親自在"城的光裏行走"，已經成為每一個信徒的最大願望。
這樣的朝聖活動的規模越來越大，於是，在公元1065年，就出現了一幅由一位主教帶領一支由7000個日爾曼信徒組成的朝聖隊伍，浩浩蕩蕩地向耶路撒冷行進的浩大場麵。當他們來到耶路撒冷這基督耶穌受難的地方，沿著當年基督耶穌身背十字架走過的道路，親眼目睹基督耶穌被釘死的那座頭骨形狀的小山丘——髑髏地時，心中就感到應該像基督耶穌承受十字架的重負與苦難來為世人贖罪那樣，在生活的重壓之下來自我贖罪，因而十字架已經不是痛苦恥辱的象徵，而是天國福音的象徵，成為每一個信徒堅守信仰的標記。來到聖地耶路撒冷，就是通過苦難的考驗來虔誠地信仰，在靈魂的淨化之中來走向新天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