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當君主克服種種困難和對他的反抗時，他就變成偉大人物。特別是當幸運之神要使一位新君主成為偉大人物的時候，他比一位世襲君主更加需要獲得盛名，幸運之神就給他樹立敵人，並且使他們從事反對他的戰爭，以便使他可以有理由戰勝他們，並且憑藉他的敵人給他的梯子步步高升。因此許多人認為，一個英明的君主一有機會，就應該詭譎地樹立某些仇敵，以便把它製服，從而使自己變得更加偉大。
君主們，特別是新君主們，現在已經發現在他們國家肇始的時候，他們認為可疑的人們比在開始時他們信賴的人們更加忠誠，更加有用。潘多爾福·佩特魯奇這位西耶納的君主[3]治國，使用他過去懷疑的人比使用別的人來得多。但是這種事情我們不能夠概而言之，因為這件事情按照具體情況而異。我要說的隻是，那些在一個國家肇始的時候是敵對的人們，如果他們是需要獲得君主的支持以保持其地位的人們，新君主往往很容易贏得他們；而且由於他們明白自己必須用行動來消除君主原先形成的對他們的壞印象，他們更加不得不竭誌盡忠侍奉君主。因此，君主從他們那裏得到的利益，常常比從另一些人那裏得來的多，因為後一種人抱著過分的安全感侍奉君主，從而對君主的事情掉以輕心。
再說，由於這個問題的要求，對於那些依靠本地人的贊助而贏得新國家的君主，我不能不提醒他要很好地考慮是什麽原因促使那些贊助他的人這樣做的；如果這不是由於對君主的自然的情感，而隻是由於他們對前政府不滿意，那麽新君主要很辛苦而且十分困難才能使他們繼續成為自己的朋友，因為要滿足他們是不可能的。如果借鑑古代和近代的事例，仔細考慮這件事的原因，他就可以看出，要贏得那些對前政府感到滿足因此成為自己的敵人的人們作為朋友，比那些由於對前政府不滿因此成為自己的朋友並贊助自己去征服它的人們是遠為容易的！
為了更穩固地保有國家，君主們建築堡壘，作為對付那些企圖反對自己的人們的韁繩和馬勒，並且作為對付突然失寵的安全避難所，這已經成為習慣了。我讚賞這個方法，因為是自古以來就通用的。然而在我們時代裏，已經看到梅塞爾·尼科洛·維泰利破壞了卡斯特洛市的兩個堡壘以便保住那個國家[4]。烏爾比諾公爵圭多·烏巴爾多[5]回到他過去被切薩雷·博爾賈逐出的領地，他把該城的所有堡壘夷為平地；他認為如果沒有這些堡壘，他再度喪失他的國家就更加困難了。而且，本蒂沃利奧回到波洛尼亞的時候[6]也採取了同樣的作法。
因此，堡壘是否有益，要根據情勢，在一種情況下對你是有利的，那末在另一種情況下則對你隻是有害的。
因此，關於這個問題可以這樣說：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於外國人，他就應當建築堡壘；如果他害怕外國人更甚於人民，他就應當拋棄堡壘。法朗契斯科·斯福爾紮所建築的米蘭的堡壘，已經給並且將來還要給他的家族帶來損害，更甚於該國的其他一切混亂。所以，你最好不過的堡壘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為即使你擁有堡壘，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壘都保護不了你，因為當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時候，外人就幫助他們，這是少不了的。在我們這個時代裏，我們已經看到城壘不曾使任何一位君主得益，隻有富爾利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羅拉莫伯爵[7]死後的情況例外，因為她使自己能夠避免來自民間的衝擊，等待來自米蘭的援助，重新恢復她的國家，而且當時那裏的情況是外國人不可能幫助她的人民。但是，後來當切薩雷·博爾賈出擊她，反對她的人民同外國人聯合起來的時候，她就發現她的堡壘無能為力。因此，在當時和在以前的情況一樣，對她說來，擁有堡壘不如不受人民憎恨來得更安全。
考慮了所有這一切事情，我稱讚建築堡壘的君主，也稱讚不建築城堡的君主；我非難那種依賴堡壘而認為來自人民的仇恨無足輕重的君主。
[1]皮斯托亞這個城市十多年分成兩派即潘恰蒂奇派和坎切列裏派，由於兩派紛爭頻繁，導致流血、焚燒房屋、掠奪財產以及各種敵對行動。其後佛羅倫斯人把兩派的一些頭頭除掉或監禁，皮斯托亞才安定下來。因此馬基雅維裏認為，這兩種政策都是沒有用的。參看《李維史論》第3卷第27章。
[2]格爾夫（guelfe）和吉伯林（ghibelline），這是第十二至第十五世紀義大利兩大對立的政治派別。格爾夫黨一般支持教會，此派以佛羅倫斯、波洛尼亞和米蘭為代表；吉伯林派與前者對立，在義大利北部（包括皮薩、韋羅納等地），支持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最後，其鬥爭淪落成為單純的宗派性的鬥爭。
[3]潘多爾福·佩特魯奇（pandolfo petri）殺其繼父，於1502年成為西耶納的統治者，1503年被驅逐，其後由於法國國王的支持再度執政。
[4]梅塞爾·尼科洛·維泰利（messer nlò vitelli），保羅和維泰洛佐的父親，僱傭軍隊長，由於教皇西斯托四世死亡，1482年收復了卡斯特洛市（città di castello），任該市的統治者。死於1486年。
[5]圭多·烏巴爾多（guido.ubaldo，1472—1508），烏爾比諾公爵（ducadi urbino），1502年收復了烏爾比諾。1508年死亡。
君主們，特別是新君主們，現在已經發現在他們國家肇始的時候，他們認為可疑的人們比在開始時他們信賴的人們更加忠誠，更加有用。潘多爾福·佩特魯奇這位西耶納的君主[3]治國，使用他過去懷疑的人比使用別的人來得多。但是這種事情我們不能夠概而言之，因為這件事情按照具體情況而異。我要說的隻是，那些在一個國家肇始的時候是敵對的人們，如果他們是需要獲得君主的支持以保持其地位的人們，新君主往往很容易贏得他們；而且由於他們明白自己必須用行動來消除君主原先形成的對他們的壞印象，他們更加不得不竭誌盡忠侍奉君主。因此，君主從他們那裏得到的利益，常常比從另一些人那裏得來的多，因為後一種人抱著過分的安全感侍奉君主，從而對君主的事情掉以輕心。
再說，由於這個問題的要求，對於那些依靠本地人的贊助而贏得新國家的君主，我不能不提醒他要很好地考慮是什麽原因促使那些贊助他的人這樣做的；如果這不是由於對君主的自然的情感，而隻是由於他們對前政府不滿意，那麽新君主要很辛苦而且十分困難才能使他們繼續成為自己的朋友，因為要滿足他們是不可能的。如果借鑑古代和近代的事例，仔細考慮這件事的原因，他就可以看出，要贏得那些對前政府感到滿足因此成為自己的敵人的人們作為朋友，比那些由於對前政府不滿因此成為自己的朋友並贊助自己去征服它的人們是遠為容易的！
為了更穩固地保有國家，君主們建築堡壘，作為對付那些企圖反對自己的人們的韁繩和馬勒，並且作為對付突然失寵的安全避難所，這已經成為習慣了。我讚賞這個方法，因為是自古以來就通用的。然而在我們時代裏，已經看到梅塞爾·尼科洛·維泰利破壞了卡斯特洛市的兩個堡壘以便保住那個國家[4]。烏爾比諾公爵圭多·烏巴爾多[5]回到他過去被切薩雷·博爾賈逐出的領地，他把該城的所有堡壘夷為平地；他認為如果沒有這些堡壘，他再度喪失他的國家就更加困難了。而且，本蒂沃利奧回到波洛尼亞的時候[6]也採取了同樣的作法。
因此，堡壘是否有益，要根據情勢，在一種情況下對你是有利的，那末在另一種情況下則對你隻是有害的。
因此，關於這個問題可以這樣說：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於外國人，他就應當建築堡壘；如果他害怕外國人更甚於人民，他就應當拋棄堡壘。法朗契斯科·斯福爾紮所建築的米蘭的堡壘，已經給並且將來還要給他的家族帶來損害，更甚於該國的其他一切混亂。所以，你最好不過的堡壘就是不要被人民憎恨。因為即使你擁有堡壘，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壘都保護不了你，因為當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的時候，外人就幫助他們，這是少不了的。在我們這個時代裏，我們已經看到城壘不曾使任何一位君主得益，隻有富爾利伯爵夫人在她丈夫季羅拉莫伯爵[7]死後的情況例外，因為她使自己能夠避免來自民間的衝擊，等待來自米蘭的援助，重新恢復她的國家，而且當時那裏的情況是外國人不可能幫助她的人民。但是，後來當切薩雷·博爾賈出擊她，反對她的人民同外國人聯合起來的時候，她就發現她的堡壘無能為力。因此，在當時和在以前的情況一樣，對她說來，擁有堡壘不如不受人民憎恨來得更安全。
考慮了所有這一切事情，我稱讚建築堡壘的君主，也稱讚不建築城堡的君主；我非難那種依賴堡壘而認為來自人民的仇恨無足輕重的君主。
[1]皮斯托亞這個城市十多年分成兩派即潘恰蒂奇派和坎切列裏派，由於兩派紛爭頻繁，導致流血、焚燒房屋、掠奪財產以及各種敵對行動。其後佛羅倫斯人把兩派的一些頭頭除掉或監禁，皮斯托亞才安定下來。因此馬基雅維裏認為，這兩種政策都是沒有用的。參看《李維史論》第3卷第27章。
[2]格爾夫（guelfe）和吉伯林（ghibelline），這是第十二至第十五世紀義大利兩大對立的政治派別。格爾夫黨一般支持教會，此派以佛羅倫斯、波洛尼亞和米蘭為代表；吉伯林派與前者對立，在義大利北部（包括皮薩、韋羅納等地），支持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最後，其鬥爭淪落成為單純的宗派性的鬥爭。
[3]潘多爾福·佩特魯奇（pandolfo petri）殺其繼父，於1502年成為西耶納的統治者，1503年被驅逐，其後由於法國國王的支持再度執政。
[4]梅塞爾·尼科洛·維泰利（messer nlò vitelli），保羅和維泰洛佐的父親，僱傭軍隊長，由於教皇西斯托四世死亡，1482年收復了卡斯特洛市（città di castello），任該市的統治者。死於1486年。
[5]圭多·烏巴爾多（guido.ubaldo，1472—1508），烏爾比諾公爵（ducadi urbino），1502年收復了烏爾比諾。1508年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