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木草堂憶舊》
梁任公之官生活
梁任公先生在民八遊歐以前，勇於議政，為一對於政治生活極有興趣之人，然其個人之從政歷史則極短促。前清時，以舉人隨康有為後論事，得光緒帝之信任，僅獲六品虛銜而止，尚不能如譚嗣同、楊銳等之晉為軍機章京（彼時之軍機章京，地位大約如今日之行政院參事）。宣統三年袁世凱組閣，曾使人赴日本徵梁氏返京，將以為學部副大臣（大臣為唐景崇），梁氏力辭。直至民國成立之第二年，熊希齡組閣，梁始出為司法總長，包辦熊閣之一切重要文告。且書生從政，結習未除，趕撰法規，一一公表，故熊閣一時有“條例內閣”之稱，而事實上固無一事能辦通也。熊閣倒，梁亦去。民國六年，乃以馬廠起義功，參加段祺瑞內閣，任財政總長，為段氏取“火中之栗”，所謂“西原借款”，經任公之手以簽約者前後達二千餘萬元，時論頗不之諒。梁氏乃具狀堅詞請去。中有語曰：“神明內疚，清議外慚”，蓋深有悔心矣。
經此兩度試驗，梁氏痛感官僚生活之為非人生活，民八遊歐歸國後，遂絕口不談政治。他人從政，多起自下吏，敘其官曆必有一連串不同之官銜，而任公無之，其畢生之官僚歷史，僅此兩個總長及幣製局總裁而已。
《辰子說林》
第五冊梁啓超(1876—1929)（3）
梁啓超之歷史研究法
梁啓超努力史學，晚年所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為其《中國歷史研究法》作補充，在史學上均有相當之地位，娓娓之度，極便覽觀。其門人姚名達跋雲：“右《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部，新會梁任公先生講述，其門人周傳儒、姚名達筆記為文，都十一萬餘言，所以補舊作《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不逮，闡其新解，以啟發後學專精史學者也。憶民國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達初受業於先生，問先生近自患學問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於一點，此一點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是年秋冬，即講《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口敷筆著，晝夜弗輟，入春而病，遂未完成。十五年十月六日，講座復開，每周二小時，綿延以至於十六年五月底。扶病登壇，無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記，編為講義，載於《清華周刊》即斯編也。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業，編至《合傳及其做法》而止。名達遂繼其後，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編成《年譜及其做法》、《專傳的做法》二章。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編成《孔子傳的做法》以後諸篇，全講始告成文。經先生校閱，卒為定本。是秋以後，先生弱不能耐勞，後學不復得聞高論，而斯講遂成絕響！”述此書編撰之經過，而啟超熱心斯學之精神，亦足見其梗概。惟記錄之稿，蓋尚有啟超校改未盡者。如本書第五章《年譜及其做法》中《年譜的體例》節有雲：“曾國藩是事業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沒有事業，單有文章，他可以入《文苑傳》。我們很希望他的年譜紀載他的文章詩句或詩文的篇目。現行的《曾文正公年譜》，我嫌他載官樣的文章太多，載信劄和別的文太少。好文章盡多著，如《李恕穀墓誌銘》、《昭忠祠記》等，應該多錄，卻未注意。”論頗有識，而曾國藩何嚐為李?+作墓誌銘？啟超講演時，或指國藩所撰李續賓或李續宜神道碑銘而言，“續”“恕”音近，記者偶失之。而啟超校閱，未及改正耳。（坊間嚐有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亦其晚年講稿而印行於身後者，與其《清代學術概論》［本名《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範圍略同，而資料及組織有異。發行未久遠，即被禁止，以未得啟超家人同意，而私行印售也。）
《淩霄一士隨筆》卷6
任公經綸
新會梁任公啟超，文章學識，是清末民初第一流。風神超越，骨格靈秀，為五十年來一奇特人物，是文化界人所公認。不容諱言，他在戊戌政變因其時為萬木草堂弟子，與南海康有為亦步亦趨，同為保皇維新的中堅分子。但後來亡命日本，獲識國父孫中山先生後，所以師生的誌趣大異，因此在民國，也有不朽的功績。可是一般民眾決計不知任公尚有財政的經綸，茲述以告世人。當民二孫寶琦代閣時，任公曾任幣製局總裁，由徐恩元副之。民六，段祺瑞討平張勳之亂後，河間繼位，特派任公為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不過因國庫匱乏，以致無展施其經濟策略，未及一年，退而著述講學，以至殂歿。綜其生平功績，當以討袁伐張兩事，均為再造共和，確是最大。在袁謀稱帝之時，料知任公文章必可左右國人的視聽。曾托人以十萬元送至天津與梁，求其不再發表關於帝製之言論而已，猶不敢強其就範，任公倦允而拒禮。迨袁將登極之前周，天津《大公報》忽有《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洋洋灑灑，幾近萬言，揭載篇首。其中痛斥國體已經人民公認共和政治，是任何人所不能變更。並誡袁勿以戊戌手段再來謀纂，氣充詞沛，辭正義嚴。此論刊出之日，感動人心，《大公報》銷售一罄，館無存報。籌安諸醜以報示袁，項城見之大怒，即遣使至津，謀以殺梁。不意任公先一日，東渡赴日，嗣即繞滬南下，匿爐鍋間，偽充煤夫而免。蓋亦險矣。至於馬廠誓師，亦任公幾番陳詞而發。當張逆在京發動復辟，訊傳至津，眾意屬望於合肥段氏。而段顧慮可用之兵，僅馬廠李長泰一師，意猶未決。任公偕湯化龍謁段，堅決以討袁前例為喻，當時可用之兵，亦僅川滇兩部，而鬆波卒告成功。段始決定視師，商由魯督田中玉監視徐州定武軍動靜，義旗北指，未及一周迅速殲滅。茲兩事均有關國統，不易為之。任公均參與其役，特附紀以告讀者。
梁任公之官生活
梁任公先生在民八遊歐以前，勇於議政，為一對於政治生活極有興趣之人，然其個人之從政歷史則極短促。前清時，以舉人隨康有為後論事，得光緒帝之信任，僅獲六品虛銜而止，尚不能如譚嗣同、楊銳等之晉為軍機章京（彼時之軍機章京，地位大約如今日之行政院參事）。宣統三年袁世凱組閣，曾使人赴日本徵梁氏返京，將以為學部副大臣（大臣為唐景崇），梁氏力辭。直至民國成立之第二年，熊希齡組閣，梁始出為司法總長，包辦熊閣之一切重要文告。且書生從政，結習未除，趕撰法規，一一公表，故熊閣一時有“條例內閣”之稱，而事實上固無一事能辦通也。熊閣倒，梁亦去。民國六年，乃以馬廠起義功，參加段祺瑞內閣，任財政總長，為段氏取“火中之栗”，所謂“西原借款”，經任公之手以簽約者前後達二千餘萬元，時論頗不之諒。梁氏乃具狀堅詞請去。中有語曰：“神明內疚，清議外慚”，蓋深有悔心矣。
經此兩度試驗，梁氏痛感官僚生活之為非人生活，民八遊歐歸國後，遂絕口不談政治。他人從政，多起自下吏，敘其官曆必有一連串不同之官銜，而任公無之，其畢生之官僚歷史，僅此兩個總長及幣製局總裁而已。
《辰子說林》
第五冊梁啓超(1876—1929)（3）
梁啓超之歷史研究法
梁啓超努力史學，晚年所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為其《中國歷史研究法》作補充，在史學上均有相當之地位，娓娓之度，極便覽觀。其門人姚名達跋雲：“右《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部，新會梁任公先生講述，其門人周傳儒、姚名達筆記為文，都十一萬餘言，所以補舊作《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不逮，闡其新解，以啟發後學專精史學者也。憶民國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達初受業於先生，問先生近自患學問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於一點，此一點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是年秋冬，即講《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口敷筆著，晝夜弗輟，入春而病，遂未完成。十五年十月六日，講座復開，每周二小時，綿延以至於十六年五月底。扶病登壇，無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記，編為講義，載於《清華周刊》即斯編也。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業，編至《合傳及其做法》而止。名達遂繼其後，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編成《年譜及其做法》、《專傳的做法》二章。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編成《孔子傳的做法》以後諸篇，全講始告成文。經先生校閱，卒為定本。是秋以後，先生弱不能耐勞，後學不復得聞高論，而斯講遂成絕響！”述此書編撰之經過，而啟超熱心斯學之精神，亦足見其梗概。惟記錄之稿，蓋尚有啟超校改未盡者。如本書第五章《年譜及其做法》中《年譜的體例》節有雲：“曾國藩是事業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沒有事業，單有文章，他可以入《文苑傳》。我們很希望他的年譜紀載他的文章詩句或詩文的篇目。現行的《曾文正公年譜》，我嫌他載官樣的文章太多，載信劄和別的文太少。好文章盡多著，如《李恕穀墓誌銘》、《昭忠祠記》等，應該多錄，卻未注意。”論頗有識，而曾國藩何嚐為李?+作墓誌銘？啟超講演時，或指國藩所撰李續賓或李續宜神道碑銘而言，“續”“恕”音近，記者偶失之。而啟超校閱，未及改正耳。（坊間嚐有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亦其晚年講稿而印行於身後者，與其《清代學術概論》［本名《前清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範圍略同，而資料及組織有異。發行未久遠，即被禁止，以未得啟超家人同意，而私行印售也。）
《淩霄一士隨筆》卷6
任公經綸
新會梁任公啟超，文章學識，是清末民初第一流。風神超越，骨格靈秀，為五十年來一奇特人物，是文化界人所公認。不容諱言，他在戊戌政變因其時為萬木草堂弟子，與南海康有為亦步亦趨，同為保皇維新的中堅分子。但後來亡命日本，獲識國父孫中山先生後，所以師生的誌趣大異，因此在民國，也有不朽的功績。可是一般民眾決計不知任公尚有財政的經綸，茲述以告世人。當民二孫寶琦代閣時，任公曾任幣製局總裁，由徐恩元副之。民六，段祺瑞討平張勳之亂後，河間繼位，特派任公為財政總長，兼鹽務署督辦。不過因國庫匱乏，以致無展施其經濟策略，未及一年，退而著述講學，以至殂歿。綜其生平功績，當以討袁伐張兩事，均為再造共和，確是最大。在袁謀稱帝之時，料知任公文章必可左右國人的視聽。曾托人以十萬元送至天津與梁，求其不再發表關於帝製之言論而已，猶不敢強其就範，任公倦允而拒禮。迨袁將登極之前周，天津《大公報》忽有《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洋洋灑灑，幾近萬言，揭載篇首。其中痛斥國體已經人民公認共和政治，是任何人所不能變更。並誡袁勿以戊戌手段再來謀纂，氣充詞沛，辭正義嚴。此論刊出之日，感動人心，《大公報》銷售一罄，館無存報。籌安諸醜以報示袁，項城見之大怒，即遣使至津，謀以殺梁。不意任公先一日，東渡赴日，嗣即繞滬南下，匿爐鍋間，偽充煤夫而免。蓋亦險矣。至於馬廠誓師，亦任公幾番陳詞而發。當張逆在京發動復辟，訊傳至津，眾意屬望於合肥段氏。而段顧慮可用之兵，僅馬廠李長泰一師，意猶未決。任公偕湯化龍謁段，堅決以討袁前例為喻，當時可用之兵，亦僅川滇兩部，而鬆波卒告成功。段始決定視師，商由魯督田中玉監視徐州定武軍動靜，義旗北指，未及一周迅速殲滅。茲兩事均有關國統，不易為之。任公均參與其役，特附紀以告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