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類稿》
菊花硯佳話
梁任公啟超在湖南日，唐佛塵贈以菊花硯為締交之始。譚復生撰銘語，江建霞手鐫銘曰：“空花了無真實相，用造別偈起眾妄。任公之硯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戊戌之變，梁出奔海外，硯亦不知所在。壬寅冬，黃公度貽書梁曰：“吾已為君作藺相如矣。”且加媵一銘焉，銘曰：“殺汝亡璧，況此片石；銜石補天，後死之責；還君明珠，為汝淚滴。”且以拓本示之。及至，則別一硯也。自是人間有兩菊花硯矣。
《東華瑣錄》
梁任公讀書得間
近人有以孔子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為愚民政策者。自梁任公改正朱注，於“民可”及“不可”各加一逗，而文意大明，深符庶政公諸輿論之義。而與現代民主主義契合無間，使反孔者無疵可摘，任公不第讀書得間，且有功聖道，誠可佩也！
《健廬隨筆》
第五冊梁啓超(1876—1929)（2）
梁啓超與康有為
啟超籍廣東新會，少有奇慧，八歲學為文，能綴千言，十二歲入縣學，補博士弟子員，其中鄉舉，年才十七耳。應禮部試下第歸，道經滬上，從坊間購讀《瀛寰誌略》及各種西書譯著，刻意好之，始有誌於經世之學。繼獲交陳千秋，因千秋執贄有為之門，修弟子禮。其自記謁有為情事雲：“餘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千秋字）聯床不能寐……”等語，敘述歷歷如繪，此見啟超《三十自述》文中，當時北麵有為，傾服之情，可以概見。
此後即受學於萬木草堂數年，逮公車上書，隨有為組強學會贊襄其事。會被禁，乃詣上海任《時務報》撰述之役。黃遵憲公度被派出使德國大臣，奏請啟超偕行，會使事中輟不果。張文襄之洞屢書招致募府，辭不赴。旋以湖南巡撫陳寶箴之聘，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與黃遵憲、譚嗣同、陳三立規畫新政，多所建白。有為既受清德宗之知，啟超亦被召，事敗，嗣同等被戮，啟超遂東走日本，此其與清政局始終之大略也。
至康梁師弟於政治之見解，極相逕庭。有為效忠清室，啟超則以受知德宗，德宗既逝，即不宜妄冀作回天之舉，而破毀民國共和政體。故於有為參預復辟時，設計撓之，有為引為深恨。曾作詩雲：“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落日淚潸潸。”其稱逢蒙彎弓事，正為啟超發也。
有為之學，早定規模，亦以成學過早，囿於一時思見，而不能採擷新知，以進於廣大精微之域。啟超則終身銳進不已，惜其治學不專，所嗜之種類既多，又時時以馳顏事害其學業。向令以啟超之天資思力，專攻一二，其於學術，成就詎可量耶？
《魚千裏齋隨筆》卷上
任公軼事
予與任公同為新會人。我鄉潮連屬東方，任公為茶坑鄉屬西方，相距頗遠。任公有神童之名，年方舞勺，則遊邑庠。成童領鄉薦，與吾鄉陳昭常，盧臣清，同科中式。時正主考為李端┦湯桑副主考為王仁堪殿撰。欣賞其文，許為大器。李侍郎有女弟尚待字，乃托王殿撰執柯，欲以女弟歸之。任公之父蓮澗世丈，在鄉授徒，固恂恂儒者。王殿撰乃約與會晤，談及此事。蓮澗丈以寒素之家，齊大非偶，辭不敢受。侍郎使語之曰：“予固知啟超寒士，但此子終非池中物，飛黃騰達，直指顧間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貧富介介。且予知予女弟固深明大義者，故敢為之主婚，毋卻也。”其後任公就婚於京師，歸裏謁祖，新婦亦謹守婦道，鄉黨稱賢。蓋茶坑已僻陋，梁氏更寒儉。以久處都市，習慣奢華之婦女，多慕虛榮，每難處約。而任公夫人，乃能安之若素，誠可嘉也。夫人生長貴州，雲貴為鴉片出產之區，男女老幼，殆無人不吸菸。至有攜備菸具，沿途賣煙者，或布席於道旁，或伸槍於窗口，零沽現賣，視為尋常。李侍郎家則懸為厲禁，舉家不染此癖，則為貴州之特別人家。夫人初至茶坑，見鄉人，輒問其吸菸否？蓋以為與貴州同俗也。任公與予同學於萬木草堂，即廣府學宮之仰高祠，日間好為諧談。其讀書作文，多在更深人靜時也。暑假各自歸裏，假後復業。其弟仲策，出示所得詩文一巨帙，蓋任公昆仲在裏，時作扶鸞之戲，每與乩仙談詩論文，日以為樂。乩仙不一，或為李白，或為杜甫，真假固不可知，然必為才鬼所託。一日有王摩詰降乩，隨筆成文，中多佳句，任公試之曰：“能聯句乎？”曰：“可。”任公乃與聯句，亦即隨時應付。任公又曰：“摩詰好佛，吾與汝談禪如何？”則又極有禪理，娓娓不倦。觀此，即或非真摩詰，亦非有天才，未易偽托矣。又有女仙，為南漢宮人李某娘，題詩一片幽怨。任公詳詢其身世，為之作傳。又憶其乩詩二首。其一曰：“蛾眉謠諑古來悲，雁磧龍堆怨別離。三字冤沈奇士獄，千秋淚灑黨人碑。”下四句已忘卻。其二曰：“煮鶴焚琴事可哀，不堪回首望蓬萊。一篇鵬鳥才應盡，五字河梁氣暗摧。絕域莫回蘇武駕，邊風愁上李陵台。”下二句又忘卻矣。此事在戊戌之前，而詩詞隱約道及，豈事皆前定耶？其餘詩文尚多，蓋鎮日以此消遣。與土地公亦甚熟習。平常扶乩，必在土地公化符，請其代邀乩仙。習之既久，可以不必用符，但寫一條字便可。有時乩仙久不到，催符再化之，則土地公自著忙，為之邀致。然有時土地公降乩曰：“請勿催符。”或問何故？則曰請問之冥漠，可知符錄之用，莫名其妙。費長房能役鬼神，一失符書，即死於鬼手。蓋擇術不可不慎矣。戊戌後，予與任公同在日本，每宴會，恆作豁拳。任公曰：“我輩新會人，宜操土音。”實則新會土音甚雜，茶坑之於潮蓮，其土音亦各別也。橫濱商人，有演講會，常在大同學校夜敘。予亦隨眾學習，然常預撰演辭，頗以為苦。任公教我，不必自撰，但取他人之演辭，或一篇論說，即作自己演出，便是極好之演辭。此是訓練時期，固不以雷同剿說為嫌也。予於是得大解脫，皆任公之教也。任公居東京，然常來往於橫濱，或流連於大同學校者累日，敘談常至夜分。一夕偶動抹牌之興，時麻雀未行，惟有天九，顧深夜何處得牌？任視案頭，曰得之矣。蓋予適有卡片一盒，任公即反用底麵，以墨筆圈成天地人鵝，相與為戲。予已早睡，晨起視之，則名卡已成天九矣。東京早稻田大學畢業，大隈伯邀大同學校諸君觀禮，並在其花園開園遊會。予亦隨眾赴會，花園離大學不遠，入園後，見有立式宴會之旗幟，隨風蕩漾。予固不識其何意，同行者亦夢夢也。既而見日人紛紛持杯碟刀叉，大嚼大咽。予等竊笑之，以為其饕餮若此也。時李盛鐸為日本公使，與任公有舊，相與絮談，亦不及飲食。柏原文太郎與康門甚稔，乃特設椅桌，招待梁李。而引予等至餐所，請取攜自便，然此際已杯盤狼藉，所餘殘炙，掇拾些碎，幾至枵腹而歸。惟有相視而笑，自怨自艾。以任公之見聞，尚不解此，我輩寡陋更何足怪耶！
菊花硯佳話
梁任公啟超在湖南日，唐佛塵贈以菊花硯為締交之始。譚復生撰銘語，江建霞手鐫銘曰：“空花了無真實相，用造別偈起眾妄。任公之硯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戊戌之變，梁出奔海外，硯亦不知所在。壬寅冬，黃公度貽書梁曰：“吾已為君作藺相如矣。”且加媵一銘焉，銘曰：“殺汝亡璧，況此片石；銜石補天，後死之責；還君明珠，為汝淚滴。”且以拓本示之。及至，則別一硯也。自是人間有兩菊花硯矣。
《東華瑣錄》
梁任公讀書得間
近人有以孔子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為愚民政策者。自梁任公改正朱注，於“民可”及“不可”各加一逗，而文意大明，深符庶政公諸輿論之義。而與現代民主主義契合無間，使反孔者無疵可摘，任公不第讀書得間，且有功聖道，誠可佩也！
《健廬隨筆》
第五冊梁啓超(1876—1929)（2）
梁啓超與康有為
啟超籍廣東新會，少有奇慧，八歲學為文，能綴千言，十二歲入縣學，補博士弟子員，其中鄉舉，年才十七耳。應禮部試下第歸，道經滬上，從坊間購讀《瀛寰誌略》及各種西書譯著，刻意好之，始有誌於經世之學。繼獲交陳千秋，因千秋執贄有為之門，修弟子禮。其自記謁有為情事雲：“餘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千秋字）聯床不能寐……”等語，敘述歷歷如繪，此見啟超《三十自述》文中，當時北麵有為，傾服之情，可以概見。
此後即受學於萬木草堂數年，逮公車上書，隨有為組強學會贊襄其事。會被禁，乃詣上海任《時務報》撰述之役。黃遵憲公度被派出使德國大臣，奏請啟超偕行，會使事中輟不果。張文襄之洞屢書招致募府，辭不赴。旋以湖南巡撫陳寶箴之聘，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與黃遵憲、譚嗣同、陳三立規畫新政，多所建白。有為既受清德宗之知，啟超亦被召，事敗，嗣同等被戮，啟超遂東走日本，此其與清政局始終之大略也。
至康梁師弟於政治之見解，極相逕庭。有為效忠清室，啟超則以受知德宗，德宗既逝，即不宜妄冀作回天之舉，而破毀民國共和政體。故於有為參預復辟時，設計撓之，有為引為深恨。曾作詩雲：“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落日淚潸潸。”其稱逢蒙彎弓事，正為啟超發也。
有為之學，早定規模，亦以成學過早，囿於一時思見，而不能採擷新知，以進於廣大精微之域。啟超則終身銳進不已，惜其治學不專，所嗜之種類既多，又時時以馳顏事害其學業。向令以啟超之天資思力，專攻一二，其於學術，成就詎可量耶？
《魚千裏齋隨筆》卷上
任公軼事
予與任公同為新會人。我鄉潮連屬東方，任公為茶坑鄉屬西方，相距頗遠。任公有神童之名，年方舞勺，則遊邑庠。成童領鄉薦，與吾鄉陳昭常，盧臣清，同科中式。時正主考為李端┦湯桑副主考為王仁堪殿撰。欣賞其文，許為大器。李侍郎有女弟尚待字，乃托王殿撰執柯，欲以女弟歸之。任公之父蓮澗世丈，在鄉授徒，固恂恂儒者。王殿撰乃約與會晤，談及此事。蓮澗丈以寒素之家，齊大非偶，辭不敢受。侍郎使語之曰：“予固知啟超寒士，但此子終非池中物，飛黃騰達，直指顧間事。予第物色人才，勿以貧富介介。且予知予女弟固深明大義者，故敢為之主婚，毋卻也。”其後任公就婚於京師，歸裏謁祖，新婦亦謹守婦道，鄉黨稱賢。蓋茶坑已僻陋，梁氏更寒儉。以久處都市，習慣奢華之婦女，多慕虛榮，每難處約。而任公夫人，乃能安之若素，誠可嘉也。夫人生長貴州，雲貴為鴉片出產之區，男女老幼，殆無人不吸菸。至有攜備菸具，沿途賣煙者，或布席於道旁，或伸槍於窗口，零沽現賣，視為尋常。李侍郎家則懸為厲禁，舉家不染此癖，則為貴州之特別人家。夫人初至茶坑，見鄉人，輒問其吸菸否？蓋以為與貴州同俗也。任公與予同學於萬木草堂，即廣府學宮之仰高祠，日間好為諧談。其讀書作文，多在更深人靜時也。暑假各自歸裏，假後復業。其弟仲策，出示所得詩文一巨帙，蓋任公昆仲在裏，時作扶鸞之戲，每與乩仙談詩論文，日以為樂。乩仙不一，或為李白，或為杜甫，真假固不可知，然必為才鬼所託。一日有王摩詰降乩，隨筆成文，中多佳句，任公試之曰：“能聯句乎？”曰：“可。”任公乃與聯句，亦即隨時應付。任公又曰：“摩詰好佛，吾與汝談禪如何？”則又極有禪理，娓娓不倦。觀此，即或非真摩詰，亦非有天才，未易偽托矣。又有女仙，為南漢宮人李某娘，題詩一片幽怨。任公詳詢其身世，為之作傳。又憶其乩詩二首。其一曰：“蛾眉謠諑古來悲，雁磧龍堆怨別離。三字冤沈奇士獄，千秋淚灑黨人碑。”下四句已忘卻。其二曰：“煮鶴焚琴事可哀，不堪回首望蓬萊。一篇鵬鳥才應盡，五字河梁氣暗摧。絕域莫回蘇武駕，邊風愁上李陵台。”下二句又忘卻矣。此事在戊戌之前，而詩詞隱約道及，豈事皆前定耶？其餘詩文尚多，蓋鎮日以此消遣。與土地公亦甚熟習。平常扶乩，必在土地公化符，請其代邀乩仙。習之既久，可以不必用符，但寫一條字便可。有時乩仙久不到，催符再化之，則土地公自著忙，為之邀致。然有時土地公降乩曰：“請勿催符。”或問何故？則曰請問之冥漠，可知符錄之用，莫名其妙。費長房能役鬼神，一失符書，即死於鬼手。蓋擇術不可不慎矣。戊戌後，予與任公同在日本，每宴會，恆作豁拳。任公曰：“我輩新會人，宜操土音。”實則新會土音甚雜，茶坑之於潮蓮，其土音亦各別也。橫濱商人，有演講會，常在大同學校夜敘。予亦隨眾學習，然常預撰演辭，頗以為苦。任公教我，不必自撰，但取他人之演辭，或一篇論說，即作自己演出，便是極好之演辭。此是訓練時期，固不以雷同剿說為嫌也。予於是得大解脫，皆任公之教也。任公居東京，然常來往於橫濱，或流連於大同學校者累日，敘談常至夜分。一夕偶動抹牌之興，時麻雀未行，惟有天九，顧深夜何處得牌？任視案頭，曰得之矣。蓋予適有卡片一盒，任公即反用底麵，以墨筆圈成天地人鵝，相與為戲。予已早睡，晨起視之，則名卡已成天九矣。東京早稻田大學畢業，大隈伯邀大同學校諸君觀禮，並在其花園開園遊會。予亦隨眾赴會，花園離大學不遠，入園後，見有立式宴會之旗幟，隨風蕩漾。予固不識其何意，同行者亦夢夢也。既而見日人紛紛持杯碟刀叉，大嚼大咽。予等竊笑之，以為其饕餮若此也。時李盛鐸為日本公使，與任公有舊，相與絮談，亦不及飲食。柏原文太郎與康門甚稔，乃特設椅桌，招待梁李。而引予等至餐所，請取攜自便，然此際已杯盤狼藉，所餘殘炙，掇拾些碎，幾至枵腹而歸。惟有相視而笑，自怨自艾。以任公之見聞，尚不解此，我輩寡陋更何足怪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