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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劍：新視野下的中國大戰略 作者：賈立政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不反對娛樂，一點也不。在一個莫名其妙的年代，當我在最關心到哪裏為我養的蠶尋找桑葉的時候，卻必須哭喪著臉聆聽孔子如何虛偽，商鞅怎樣偉大的深刻討論，帶著這樣的記憶，我當然相信易中天講“三國”是了不起的進步。沒有人能強迫我，高興的時候我可以跟著他的調侃大笑，不高興的時候我可以反對乃至謾罵。娛樂大家，大家娛樂，這沒有什麽不好。不喜歡開心的人也許有，但畢竟是太小的概率。我常想，既然人性如此，就讓我們尊重個人的選擇，尊重人性的自由。娛樂是一種權利。這是大道理，可能也是硬道理。
二、娛樂背後是利益的分配過程
不過，“歷史的經驗反覆證明”，每當我們擁有了一種權利，其後就會有一堆權力試圖操縱這種權利，賦予它超出本身的意義。娛樂背後是利益的分配的過程。“超女”是娛樂。通過“超女”，蒙牛強化了品牌，草根們享受了參與的快感，湖南衛視賺走了大把的鈔票，競爭電視台卻收視率狂跌。網路遊戲是娛樂。小的和不那麽小的孩子遊戲得天翻地覆，廢寢忘食，網吧老闆因此賺了不少，更成就了一夥億萬富翁。我希望亞當·斯密英明偉大，永遠正確，希望娛樂總能使大家各得所需。
比較遺憾，事實不總是如此，即便推動娛樂的力量基於我們的天性，是自由選擇。比如喜歡吃是人的天性，我樂於相信，如果法律中沒有強迫人們節食的相關規定，公民們就有選擇大吃、進而選擇肥胖的自由，盡管肥胖會危及健康。人類如此好吃，我猜想，是千萬年進化的結果。進化是很偉大的力量，它在人與環境的互動中造就了人性，包括我們貪吃、好色、喜愛娛樂的天性。然而，進化不能預測。進化的結果隻能說明某種行為適應了過去的環境，卻吝於透露該行為是否適應未來的環境。於是，我們繼續揮霍我們的天性，並理直氣壯地捍衛自由選擇的權利。
同樣的道理，我們熱愛娛樂的天性大約進化自缺少娛樂的遠古。在這個娛樂泛濫的時代，天性也變得措手不及。自由使我們不再隻有八個樣板戲可看，也使我們除了韓劇什麽也沒時間看。我們忘記了“權利”意味著“同意”、“棄權”或“反對”，以為隻有“同意”才張揚了權利。當孩子們沉湎於網遊無力自拔的時候，他們可能不知道網遊大亨的行為從來都是理智清醒的。當我們觀看開發商載歌載舞推出高價新樓盤的時候，我們可能忘記了樓價已和教育、醫療費用一起成為轟然崛起的“三座大山”。當權利被歪曲，權力就得逞。個人選擇如斯，社會變遷亦然。波茲曼把生前最後一本描述後工業化社會的書命名為《娛樂至死》，也許有些誇張，但並非沒有道理。
假如我們仍然相信嚴肅是一種必要的生活態度，仍然相信刻苦努力是成功之母，仍然相信除了開心還需要悲憫，仍然相信調侃之外還有批判，我們就不該以天性為理由濫用自由的權利，就不會在選擇的名義下放棄真正的利益，更不該在權力的操縱下迷失了自己。
娛樂背後的利益博弈(2)
三、不是每個人都渴望“娛樂至死”
“樂而不淫”，孔子作如是說。
我有過一個黑人同學。當有一次我盛讚黑人孩子超常的體育素質、文藝天賦時，她不以為然地搖搖頭對我說：“美國主流文化總是這樣說。打球、跳舞使我們的孩子快活，但幾個人能成為nba球員、好萊塢明星？社會需要更多的是工程師、會計師，是教師和大夫，但這樣的專業人才不是在球場和迪廳裏玩出來的，靠的不是總要感到快活。我有時覺得，這是一個使我們永遠貧困的陰謀，一個我們很難戰勝的陰謀。”事隔十幾年，她說話時悲哀樣子依然歷歷在目。五六年前，我有過一個白人同事。一次我們路過紐約東哈萊姆的一個拉美窮人居住區，趕上那裏幾乎每月必有的街坊節。看到居民們興高采烈地跳舞、飲酒，我驚嘆：“這些人活得真快活，似乎從不為貧窮擔憂。”同事回答我：“是嗬，他們整天傻樂，不好好念書和工作。不過，怎麽說呢，這是他們的選擇。再說，社會也需要有人這樣，畢竟總需要有人在加油站做工。”他一臉的不屑，我至今還記得真切。
看來，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娛樂至死”，但確是有人“娛樂至死”。是誰？波茲曼沒有說明。但他比較了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在他看來，“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劇。”我猜想，滑稽劇的導演和演員不會“至死”，“死去”的大多是信以為真的“粉絲”。
失意精英的“精英情結”解讀(1)
夏學鑾
精英失意產生於自身的精英情結。要撫平失意精英的失意心理，就必須解構並重構其精英情結。經過解構並重構的精英情結，不應再叫“精英情結”而應改稱其為“精英精神”了。
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有一些落拓失意之人，當這些落拓失意之人又是一群文人的時候，他們就會在社會上鬧出不大不小的動靜，造成驚世駭俗的影響。人們在談到這群人時往往用“失意精英”來標定他們。從古代中國的屈原到現代西方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是具有濃厚“精英情結”的失意精英。前者從“執政者”落拓為“放逐者”，後者從“立法者”失意為“闡釋者”。這就是古代中國有《離騷》問世、現代西方有後現代主義興起的原因。不管怎樣，精英心態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
二、娛樂背後是利益的分配過程
不過，“歷史的經驗反覆證明”，每當我們擁有了一種權利，其後就會有一堆權力試圖操縱這種權利，賦予它超出本身的意義。娛樂背後是利益的分配的過程。“超女”是娛樂。通過“超女”，蒙牛強化了品牌，草根們享受了參與的快感，湖南衛視賺走了大把的鈔票，競爭電視台卻收視率狂跌。網路遊戲是娛樂。小的和不那麽小的孩子遊戲得天翻地覆，廢寢忘食，網吧老闆因此賺了不少，更成就了一夥億萬富翁。我希望亞當·斯密英明偉大，永遠正確，希望娛樂總能使大家各得所需。
比較遺憾，事實不總是如此，即便推動娛樂的力量基於我們的天性，是自由選擇。比如喜歡吃是人的天性，我樂於相信，如果法律中沒有強迫人們節食的相關規定，公民們就有選擇大吃、進而選擇肥胖的自由，盡管肥胖會危及健康。人類如此好吃，我猜想，是千萬年進化的結果。進化是很偉大的力量，它在人與環境的互動中造就了人性，包括我們貪吃、好色、喜愛娛樂的天性。然而，進化不能預測。進化的結果隻能說明某種行為適應了過去的環境，卻吝於透露該行為是否適應未來的環境。於是，我們繼續揮霍我們的天性，並理直氣壯地捍衛自由選擇的權利。
同樣的道理，我們熱愛娛樂的天性大約進化自缺少娛樂的遠古。在這個娛樂泛濫的時代，天性也變得措手不及。自由使我們不再隻有八個樣板戲可看，也使我們除了韓劇什麽也沒時間看。我們忘記了“權利”意味著“同意”、“棄權”或“反對”，以為隻有“同意”才張揚了權利。當孩子們沉湎於網遊無力自拔的時候，他們可能不知道網遊大亨的行為從來都是理智清醒的。當我們觀看開發商載歌載舞推出高價新樓盤的時候，我們可能忘記了樓價已和教育、醫療費用一起成為轟然崛起的“三座大山”。當權利被歪曲，權力就得逞。個人選擇如斯，社會變遷亦然。波茲曼把生前最後一本描述後工業化社會的書命名為《娛樂至死》，也許有些誇張，但並非沒有道理。
假如我們仍然相信嚴肅是一種必要的生活態度，仍然相信刻苦努力是成功之母，仍然相信除了開心還需要悲憫，仍然相信調侃之外還有批判，我們就不該以天性為理由濫用自由的權利，就不會在選擇的名義下放棄真正的利益，更不該在權力的操縱下迷失了自己。
娛樂背後的利益博弈(2)
三、不是每個人都渴望“娛樂至死”
“樂而不淫”，孔子作如是說。
我有過一個黑人同學。當有一次我盛讚黑人孩子超常的體育素質、文藝天賦時，她不以為然地搖搖頭對我說：“美國主流文化總是這樣說。打球、跳舞使我們的孩子快活，但幾個人能成為nba球員、好萊塢明星？社會需要更多的是工程師、會計師，是教師和大夫，但這樣的專業人才不是在球場和迪廳裏玩出來的，靠的不是總要感到快活。我有時覺得，這是一個使我們永遠貧困的陰謀，一個我們很難戰勝的陰謀。”事隔十幾年，她說話時悲哀樣子依然歷歷在目。五六年前，我有過一個白人同事。一次我們路過紐約東哈萊姆的一個拉美窮人居住區，趕上那裏幾乎每月必有的街坊節。看到居民們興高采烈地跳舞、飲酒，我驚嘆：“這些人活得真快活，似乎從不為貧窮擔憂。”同事回答我：“是嗬，他們整天傻樂，不好好念書和工作。不過，怎麽說呢，這是他們的選擇。再說，社會也需要有人這樣，畢竟總需要有人在加油站做工。”他一臉的不屑，我至今還記得真切。
看來，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娛樂至死”，但確是有人“娛樂至死”。是誰？波茲曼沒有說明。但他比較了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在他看來，“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劇。”我猜想，滑稽劇的導演和演員不會“至死”，“死去”的大多是信以為真的“粉絲”。
失意精英的“精英情結”解讀(1)
夏學鑾
精英失意產生於自身的精英情結。要撫平失意精英的失意心理，就必須解構並重構其精英情結。經過解構並重構的精英情結，不應再叫“精英情結”而應改稱其為“精英精神”了。
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有一些落拓失意之人，當這些落拓失意之人又是一群文人的時候，他們就會在社會上鬧出不大不小的動靜，造成驚世駭俗的影響。人們在談到這群人時往往用“失意精英”來標定他們。從古代中國的屈原到現代西方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是具有濃厚“精英情結”的失意精英。前者從“執政者”落拓為“放逐者”，後者從“立法者”失意為“闡釋者”。這就是古代中國有《離騷》問世、現代西方有後現代主義興起的原因。不管怎樣，精英心態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