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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劍：新視野下的中國大戰略 作者：賈立政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2004年2月，我被破格提拔為林業局黨組書記，這一任命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大家的意料。當時林業局內部情況也比較複雜，黨組成員年齡都比我大，作為援疆幹部，任期隻有一年半，因此，好多幹部不是想著這一屆黨組會怎麽幹，而在想我走了誰會接班，局裏表麵一團和氣，實則山頭林立。可是我沒有退路，我必須做好，我不想讓別人說掛職幹部不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工作，再工作。
我一年去了60多趟瀕臨破產的園林場，辦項目，搞改革，現已成了阿勒泰有名的旅遊景點；離單位300多公裏的河狸站經濟困難，近十年的差旅費沒有報銷，站長上班隻能偷兒子的壓歲錢做路費，我為局裏沒有給他們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向他們道歉，並想辦法解決了站上的經濟問題等。這樣的事情不一而足。
“中國奇蹟”至少持續二十年(4)
在新疆，我確實學到了許多在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提高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能力，特別是在複雜條件下駕馭和處理問題的能力。我也總告誡自己：必須要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爭取多做事，做好事，做實事，出實效，必須嚴於律己、清正廉潔。
援疆幾年，我常常感嘆：與其說是我在援疆，不如說是新疆在培養我。援疆的經歷令我終生受益。
賣官鬻爵的歷史反思(1)
李世愉
科舉製度建立後，封建帝王以功名利祿來吸引、籠絡讀書人，做官幾乎成了讀書人的唯一出路。
時下為人所詬病的買官賣官現象，在歷史上被稱為“賣官鬻爵”，它歷來為人們所不齒。
一、賣官鬻爵：秦漢開啟惡劣先例
說到賣官鬻爵，不能不提到封建政府的國家行為。自秦漢以來，在遇到財政危機的時候，或由於戰爭而軍費告絀，或因為災荒而財政拮據，歷代政府都曾公開進行標價賣官，以換取足夠的財政收入。這種做法發展到清代，形成了一種製度，時稱“捐納”，成為選官製度的一個組成部分。盡管是政府行為，盡管許多王朝在施行一段時間後即告停止，但這種做法仍然受到有識之士的指責，認為有損政府形象，且使一些有資財而無才能之輩充斥官場。
東漢靈帝時，宦官張讓、趙忠慫恿靈帝賣官鬻爵，時任九卿的崔烈以500萬錢買了司徒之位。唐代的王播以巨資賄賂宦官王守澄而登上相位；宋代的劉逵、餘深、薛昂等人賄賂蔡京而得到超拔。明英宗時的宦官王振權傾天下，凡是想當官者，一律“攫金進見”；清初，買官賣官之風十分猖獗，時人稱：“督學之門，形同商賈。”雍正時，四川知府程如絲以銀6.6萬兩、金900兩賄賂四川巡撫蔡 ，得以擢升為四川按察使。
在這眾多的骯髒交易中，明代的嚴嵩可謂典型，他既以買官得以升遷，又以賣官聚斂錢財。史載，嚴嵩曾以“千輛資財，用以遺貴近”，終於當上了內閣首輔。其賣官，“官無大小，皆有定價”，如文官州判300兩，吏部官售價最高，郎中、主事開價3000兩，後又猛增至1.3萬兩。嚴嵩敗落後，抄其家所得淨金、金器重3.4萬餘兩，淨銀、銀器重203.9670萬兩，其他珍寶、字畫、房地產不計其數。
封建政府為解決燃眉之急而賣官鬻爵，或許出於無奈，但它畢竟開啟了標價賣官的惡劣先例，成為吏治腐敗之源。其示範作用影響深遠，那就是上行下效。正如《明史·李俊傳》所言：“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
二、古代賣官鬻爵猖獗的背後
首先，賣官鬻爵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做官是眾多人的畢生追求。特別是科舉製度建立後，封建帝王以功名利祿來吸引、籠絡讀書人，因此，追求功名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做官幾乎成了讀書人的唯一出路。正如韓愈所言：“凡今之人，急名於官。”隻有當了官，才能得到世人的重視，才能衣錦還鄉，光宗耀祖。一些人在歷經十年寒窗而又屢試不第的情況下，便會想方設法以其他途逕入仕當官，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跑官、買官，通過拉關係，走後門，進而賄賂當權者，以資財換取官位。在這種交易中，“貴者托以勢，富者托以財，親故托以情”，一旦門路打開，當官之路即成坦途。
其次，官僚體製給賣官者提供了營私舞弊的空間和可能。歷代對官員的選拔、考核、升遷都有明確的規定，由於官僚體製的問題，往往選官標準不一，選拔缺乏透明度，決策取決於長官意誌，操作過程缺乏有效的監督，監察機製又不能真正起作用，而某些權臣隻要取悅於皇帝，便可恣意妄行，一手遮天。這樣，自然造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使選官條例成為一紙空文，給權、錢交易提供了可能。明清時，吏部官靠賣官發財，禮部官靠科舉獲利，已成為百官心照不宣之事。故時人總結這一現象，稱為“因官致富”，可謂一語道破某些人將政治權力轉化為經濟財富的本質。
最後，看重功名的社會風氣也助長了賣官鬻爵的盛行。《水滸傳》所說“世情看冷暖，人麵逐高低”，反映了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唐代王鐐《感事》詩所稱：“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深。”盡管有人也曾憎恨朱門，而一旦有機會也要拚命躋身於朱門之列。特別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社會現實，更使買官者有了強烈的欲望和動力。
我一年去了60多趟瀕臨破產的園林場，辦項目，搞改革，現已成了阿勒泰有名的旅遊景點；離單位300多公裏的河狸站經濟困難，近十年的差旅費沒有報銷，站長上班隻能偷兒子的壓歲錢做路費，我為局裏沒有給他們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向他們道歉，並想辦法解決了站上的經濟問題等。這樣的事情不一而足。
“中國奇蹟”至少持續二十年(4)
在新疆，我確實學到了許多在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提高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能力，特別是在複雜條件下駕馭和處理問題的能力。我也總告誡自己：必須要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爭取多做事，做好事，做實事，出實效，必須嚴於律己、清正廉潔。
援疆幾年，我常常感嘆：與其說是我在援疆，不如說是新疆在培養我。援疆的經歷令我終生受益。
賣官鬻爵的歷史反思(1)
李世愉
科舉製度建立後，封建帝王以功名利祿來吸引、籠絡讀書人，做官幾乎成了讀書人的唯一出路。
時下為人所詬病的買官賣官現象，在歷史上被稱為“賣官鬻爵”，它歷來為人們所不齒。
一、賣官鬻爵：秦漢開啟惡劣先例
說到賣官鬻爵，不能不提到封建政府的國家行為。自秦漢以來，在遇到財政危機的時候，或由於戰爭而軍費告絀，或因為災荒而財政拮據，歷代政府都曾公開進行標價賣官，以換取足夠的財政收入。這種做法發展到清代，形成了一種製度，時稱“捐納”，成為選官製度的一個組成部分。盡管是政府行為，盡管許多王朝在施行一段時間後即告停止，但這種做法仍然受到有識之士的指責，認為有損政府形象，且使一些有資財而無才能之輩充斥官場。
東漢靈帝時，宦官張讓、趙忠慫恿靈帝賣官鬻爵，時任九卿的崔烈以500萬錢買了司徒之位。唐代的王播以巨資賄賂宦官王守澄而登上相位；宋代的劉逵、餘深、薛昂等人賄賂蔡京而得到超拔。明英宗時的宦官王振權傾天下，凡是想當官者，一律“攫金進見”；清初，買官賣官之風十分猖獗，時人稱：“督學之門，形同商賈。”雍正時，四川知府程如絲以銀6.6萬兩、金900兩賄賂四川巡撫蔡 ，得以擢升為四川按察使。
在這眾多的骯髒交易中，明代的嚴嵩可謂典型，他既以買官得以升遷，又以賣官聚斂錢財。史載，嚴嵩曾以“千輛資財，用以遺貴近”，終於當上了內閣首輔。其賣官，“官無大小，皆有定價”，如文官州判300兩，吏部官售價最高，郎中、主事開價3000兩，後又猛增至1.3萬兩。嚴嵩敗落後，抄其家所得淨金、金器重3.4萬餘兩，淨銀、銀器重203.9670萬兩，其他珍寶、字畫、房地產不計其數。
封建政府為解決燃眉之急而賣官鬻爵，或許出於無奈，但它畢竟開啟了標價賣官的惡劣先例，成為吏治腐敗之源。其示範作用影響深遠，那就是上行下效。正如《明史·李俊傳》所言：“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
二、古代賣官鬻爵猖獗的背後
首先，賣官鬻爵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做官是眾多人的畢生追求。特別是科舉製度建立後，封建帝王以功名利祿來吸引、籠絡讀書人，因此，追求功名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做官幾乎成了讀書人的唯一出路。正如韓愈所言：“凡今之人，急名於官。”隻有當了官，才能得到世人的重視，才能衣錦還鄉，光宗耀祖。一些人在歷經十年寒窗而又屢試不第的情況下，便會想方設法以其他途逕入仕當官，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跑官、買官，通過拉關係，走後門，進而賄賂當權者，以資財換取官位。在這種交易中，“貴者托以勢，富者托以財，親故托以情”，一旦門路打開，當官之路即成坦途。
其次，官僚體製給賣官者提供了營私舞弊的空間和可能。歷代對官員的選拔、考核、升遷都有明確的規定，由於官僚體製的問題，往往選官標準不一，選拔缺乏透明度，決策取決於長官意誌，操作過程缺乏有效的監督，監察機製又不能真正起作用，而某些權臣隻要取悅於皇帝，便可恣意妄行，一手遮天。這樣，自然造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使選官條例成為一紙空文，給權、錢交易提供了可能。明清時，吏部官靠賣官發財，禮部官靠科舉獲利，已成為百官心照不宣之事。故時人總結這一現象，稱為“因官致富”，可謂一語道破某些人將政治權力轉化為經濟財富的本質。
最後，看重功名的社會風氣也助長了賣官鬻爵的盛行。《水滸傳》所說“世情看冷暖，人麵逐高低”，反映了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唐代王鐐《感事》詩所稱：“今日朱門者，曾恨朱門深。”盡管有人也曾憎恨朱門，而一旦有機會也要拚命躋身於朱門之列。特別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社會現實，更使買官者有了強烈的欲望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