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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美國狙擊手的海灣戰爭紀事：鍋蓋頭 作者：[美]安東尼·斯沃夫爾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的肩膀很痛，肚子也不舒服，而且跑得時間太久，連腳尖兒都跑痛了。但我們還是繼續跑著。我的襠部已經擦傷，特洛伊也一樣，因為他對我說：“真希望能在襠上擦點凡士林。”我也表示有同樣的願望，但我們仍然沒有停下來。太陽升起來了，喇叭裏照樣傳來起床的號聲，催促那些埃及人起床作禱告。我們毫不理會，繼續跑著。
也許那時我根本就不會摳動扳機。我的厭煩和孤獨還沒有讓我走向絕望。也許特洛伊是在最關鍵的時候救了我。我想到了我的姐姐，此刻她正在加利福尼亞的一家精神病院裏。我認為自己是個可憐的冒名頂替者，一個念錯了台詞的演員。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麽，但很明顯我要的不是糟糕到可以讓人去死的處境。我想到了海明威，他那一槍開得多及時。他是那麽的絕望，但他真的很有勇氣。有人認為自殺是一種懦弱和欺騙的行為，但我認為自殺是一種很有勇氣的做法。回顧自己的生命，認定自己不值得再活下去，然後做出這種恐怖的舉動。有無數人生活得沒有意義，卻很少有人結束他們毫無意義的生命。麵對著槍口或是一瓶打開瓶蓋的安眠藥，嘴裏說：“這就是我想要的。這世界需要我這樣做，而不是活著，也不是在這些悲傷的日子裏苟且偷生。”——這才是勇敢的男人和女人該做的事，這就是自殺。但我沒有勇氣殺死我自己。我還得繼續做我所知道的最棒的事，也許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做一名鍋蓋頭士兵。
特洛伊的葬禮：無言的悲傷(1)
雖然海灣戰爭已經過去很久，但在沙漠上經歷的一切，仍如海市蜃樓般地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特洛伊也許救了我的命，但之後他卻丟掉了自己的性命——退伍後作為平頭老百姓的他，在密西根找了份差事。有天早上他開車去上班，大概是腦袋不大靈光，或許是喝醉了酒，撞上了一堆黑色的冰塊，然後又撞在一棵大樹上。所以，現在他已經死了。
我們有六個人去密西根州的格林維爾參加葬禮。有我、阿迪克斯·拉爾森（atticusrson）、羅傑·華格納（roger wagner）、桑德·維格（sandor vegh）、約翰·鄧肯醫生（doc. john duncan）和道·威爾蒂（doug welty）。當我們到達底特律機場時，他們五個已經喝了三十六個小時的酒，我也喝了三十個小時的酒。（在大家恢復自由以後，我比他們晚回到基地，所以比他們晚六個小時知道特洛伊的死，並且還少喝了五箱啤酒。）因為我是六個當中最清醒的一個，所以由我來租車。密西根的冬天可真是寒風刺骨。我們是在匆忙中離開高溫的沙漠地區的，隨身隻帶了一套製服和一套平常穿的衣服，沒人帶夾克衫，連阿迪克斯都沒有帶。他是個地道的威斯康星人，應該比我們更了解這裏的氣候。淩晨三點，我們在底特律城裏兜了整整一個小時的圈，才找到出城的路。
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揣有烈酒，所以就互相交換著喝威士忌、杜鬆子酒、白蘭地和蘇格蘭威士忌來禦寒，免得凍得連話都說不出。我開著車，這時候開始下起雪來。我們都一言不發，隻是偶爾罵上兩句：“真他媽的走狗屎運”或是“該死的，真該死”。我們已經被傷得太深，恨不得馬上死去，去和我們剛走不久的朋友做伴。我們要結束一切痛苦，很顯然酒精是起不到作用的。好朋友已經走了，我們他媽的也就不在乎其他什麽了。
叫利薩的那個女孩，也就是特洛伊愛了很多年的那個女孩，給我們指了去殯儀館的路。我們到的時候，利薩和她父母也在那兒。同時在那兒的還有特洛伊的未婚妻。（當利薩讓特洛伊明白她隻想和他做朋友後，他開始從沙漠給現在的未婚妻寄信。）特洛伊不知道用什麽辦法說服了他未來的妻子，讓她加入海軍陸戰隊。她是在我們作戰時加入的。之後她告訴特洛伊他們倆的訂婚可能沒法實現，因為他已經回到密西根，而她還和部隊一起待在西海岸。但她還說他們倆應該等等再說。她是個好女人，聰明又堅強。作為新兵，我們在海軍陸戰隊裏和女兵打交道的時間少之又少。所以剛開始我們不知道應該怎麽和她相處，不過最終我們還是把她看成是自己的戰友和一位死去的朋友的前未婚妻。
屍體查驗如我們期待的那樣進行了很久。我們還有點迷糊，不過醉意已漸漸退去。有個人，我已經不記得是誰，說了這麽一句話：“咱們別喝了，渾蛋們。幾小時後還得把特洛伊抬到墓穴裏去呢。”
在進行屍體查驗時，我們繼續咒罵著，說出的髒話和哀樂一樣大聲。一陣臭罵後我們安靜了下來。說完“操他娘的”之後，我們就什麽也說不出來了。他們會給特洛伊穿上海軍的藍製服，還要刮掉他的鬍子。他的未婚妻很生氣，因為他們把鬍子颳得太幹淨，可我倒覺得無所謂。他們還在他胸前放上些裝飾品。我什麽也說不出來，他看上去和往常的特洛伊一樣，和他活著的時候一樣快樂。
我們在利薩的父母家裏睡了幾小時。他們對我們很友善，在客廳裏的長沙發椅上為我們準備鋪蓋，還要在地上給我們打地鋪。但我們謝過他們之後，還是一起睡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身上蓋著厚厚的毯子。
我把我的手槍射手和步槍射手的獎章別在我的海軍藍製服上，和我得到的七條勛表放在一起。而我那枚戰鬥勳章被放在最醒目的地方，它是紅色的，紅得像血的顏色。我討厭穿上藍色軍服的感覺。但我也知道，穿著它的我看上去肯定容光煥發，就像他們那該死的徵兵海報上的一名士兵，這聽起來肯定像是我在給他們打gg呢。
也許那時我根本就不會摳動扳機。我的厭煩和孤獨還沒有讓我走向絕望。也許特洛伊是在最關鍵的時候救了我。我想到了我的姐姐，此刻她正在加利福尼亞的一家精神病院裏。我認為自己是個可憐的冒名頂替者，一個念錯了台詞的演員。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麽，但很明顯我要的不是糟糕到可以讓人去死的處境。我想到了海明威，他那一槍開得多及時。他是那麽的絕望，但他真的很有勇氣。有人認為自殺是一種懦弱和欺騙的行為，但我認為自殺是一種很有勇氣的做法。回顧自己的生命，認定自己不值得再活下去，然後做出這種恐怖的舉動。有無數人生活得沒有意義，卻很少有人結束他們毫無意義的生命。麵對著槍口或是一瓶打開瓶蓋的安眠藥，嘴裏說：“這就是我想要的。這世界需要我這樣做，而不是活著，也不是在這些悲傷的日子裏苟且偷生。”——這才是勇敢的男人和女人該做的事，這就是自殺。但我沒有勇氣殺死我自己。我還得繼續做我所知道的最棒的事，也許是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做一名鍋蓋頭士兵。
特洛伊的葬禮：無言的悲傷(1)
雖然海灣戰爭已經過去很久，但在沙漠上經歷的一切，仍如海市蜃樓般地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特洛伊也許救了我的命，但之後他卻丟掉了自己的性命——退伍後作為平頭老百姓的他，在密西根找了份差事。有天早上他開車去上班，大概是腦袋不大靈光，或許是喝醉了酒，撞上了一堆黑色的冰塊，然後又撞在一棵大樹上。所以，現在他已經死了。
我們有六個人去密西根州的格林維爾參加葬禮。有我、阿迪克斯·拉爾森（atticusrson）、羅傑·華格納（roger wagner）、桑德·維格（sandor vegh）、約翰·鄧肯醫生（doc. john duncan）和道·威爾蒂（doug welty）。當我們到達底特律機場時，他們五個已經喝了三十六個小時的酒，我也喝了三十個小時的酒。（在大家恢復自由以後，我比他們晚回到基地，所以比他們晚六個小時知道特洛伊的死，並且還少喝了五箱啤酒。）因為我是六個當中最清醒的一個，所以由我來租車。密西根的冬天可真是寒風刺骨。我們是在匆忙中離開高溫的沙漠地區的，隨身隻帶了一套製服和一套平常穿的衣服，沒人帶夾克衫，連阿迪克斯都沒有帶。他是個地道的威斯康星人，應該比我們更了解這裏的氣候。淩晨三點，我們在底特律城裏兜了整整一個小時的圈，才找到出城的路。
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揣有烈酒，所以就互相交換著喝威士忌、杜鬆子酒、白蘭地和蘇格蘭威士忌來禦寒，免得凍得連話都說不出。我開著車，這時候開始下起雪來。我們都一言不發，隻是偶爾罵上兩句：“真他媽的走狗屎運”或是“該死的，真該死”。我們已經被傷得太深，恨不得馬上死去，去和我們剛走不久的朋友做伴。我們要結束一切痛苦，很顯然酒精是起不到作用的。好朋友已經走了，我們他媽的也就不在乎其他什麽了。
叫利薩的那個女孩，也就是特洛伊愛了很多年的那個女孩，給我們指了去殯儀館的路。我們到的時候，利薩和她父母也在那兒。同時在那兒的還有特洛伊的未婚妻。（當利薩讓特洛伊明白她隻想和他做朋友後，他開始從沙漠給現在的未婚妻寄信。）特洛伊不知道用什麽辦法說服了他未來的妻子，讓她加入海軍陸戰隊。她是在我們作戰時加入的。之後她告訴特洛伊他們倆的訂婚可能沒法實現，因為他已經回到密西根，而她還和部隊一起待在西海岸。但她還說他們倆應該等等再說。她是個好女人，聰明又堅強。作為新兵，我們在海軍陸戰隊裏和女兵打交道的時間少之又少。所以剛開始我們不知道應該怎麽和她相處，不過最終我們還是把她看成是自己的戰友和一位死去的朋友的前未婚妻。
屍體查驗如我們期待的那樣進行了很久。我們還有點迷糊，不過醉意已漸漸退去。有個人，我已經不記得是誰，說了這麽一句話：“咱們別喝了，渾蛋們。幾小時後還得把特洛伊抬到墓穴裏去呢。”
在進行屍體查驗時，我們繼續咒罵著，說出的髒話和哀樂一樣大聲。一陣臭罵後我們安靜了下來。說完“操他娘的”之後，我們就什麽也說不出來了。他們會給特洛伊穿上海軍的藍製服，還要刮掉他的鬍子。他的未婚妻很生氣，因為他們把鬍子颳得太幹淨，可我倒覺得無所謂。他們還在他胸前放上些裝飾品。我什麽也說不出來，他看上去和往常的特洛伊一樣，和他活著的時候一樣快樂。
我們在利薩的父母家裏睡了幾小時。他們對我們很友善，在客廳裏的長沙發椅上為我們準備鋪蓋，還要在地上給我們打地鋪。但我們謝過他們之後，還是一起睡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身上蓋著厚厚的毯子。
我把我的手槍射手和步槍射手的獎章別在我的海軍藍製服上，和我得到的七條勛表放在一起。而我那枚戰鬥勳章被放在最醒目的地方，它是紅色的，紅得像血的顏色。我討厭穿上藍色軍服的感覺。但我也知道，穿著它的我看上去肯定容光煥發，就像他們那該死的徵兵海報上的一名士兵，這聽起來肯定像是我在給他們打g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