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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僅僅占領廣州不是侵略者的目的。英國的額爾金和法國的葛羅立即率領艦隊北上，他們先在上海投遞照會作為一個過場，然後直奔大沽口。和他們共同行動的不但有美國的公使列威廉，而且沙皇俄國的公使普提雅廷也參加進來了。沙皇俄國利用清朝政府進行反太平天國的戰爭和應付英、法等國製造的麻煩的時機，單獨地在中國北部邊疆進行了野心極大的侵略活動（見下一節）。普提雅廷於鹹豐七年九月到了香港決定同英、法、美共同行動，一起北上。英、法已經同清朝政府處於戰爭狀態，而美、俄則裝作是清朝的朋友，但它們之間的合作關係是很清楚的。當時的兩江總督何桂清也這樣說：“美、俄二夷則乘釁附和，希冀坐收現成之利。”1鹹豐八年三月，這些敵人和“朋友”都到了大沽口外。
雖然英、法已經宣戰，並已占領廣州，但清朝政府絲毫沒有訴諸武力的打算。當各國使者到上海時，上諭說：“現在中原未靖（指太平天國——引者），……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其實就是對外妥協）”2。兩江總督何桂清也竭力說，不能“輕言用兵”，因為“就天下大勢而論”，“內寇外患，交並而來，又將從何措手”3。所以他認為現已無法阻止這些“外夷”到天津，那就隻好“欽派大臣（在天津）與之接見，稍加以詞色，使無釁可尋，與之籌定大局，令其繳城（指廣州城）息兵”1。上諭同意他的意見。
皇帝派出直隸總督譚廷襄等人到大沽口外，他們先同俄、美兩家接觸（這兩家為了表示與已開戰的英、法不同，先到了大沽口外）。後到的英、法二家則藉口譚廷襄不是全權大臣，拒絕同他談判。這四家分別裝成紅臉和白臉，向清朝政府進行誘騙和恐嚇。清朝方麵雖然知道它們是互相串連的，但仍企圖對俄、美兩家進行所謂“牢籠”，要他們“從中說合”2，來使殺氣騰騰的英、法願意和解。清朝政府打算做出的讓步是減稅，甚至“必不得已，於閩省粵省附近通商海口之地，酌加小口各一處”3。這樣的讓步和四國的要求相距極遠。侵略者已經看穿了清朝政府害怕對外戰爭的弱點，當然不肯就此了事。皇帝的上諭向直隸總督譚廷襄等說：“該督等切不可以兵勇足恃，先啟兵端，天津固不難製勝，設其竄擾他處，恐非天津可比”4但事實立刻證明，就是在天津方麵，清朝也表示不出任何抵抗外敵的決心。
四月初八，英、法突然開炮攻擊大沽炮台。譚廷襄等奏報說：“該夷船聯絡直上，闖入內河，碎炮轟傷兵勇甚多，不能站立，以致退散。炮台即時被占”5。清朝將領們倉皇逃跑，英、法侵略軍迅速地兵臨天津，俄、美“和事佬”也跟著來了。這時雖然朝廷官員中有些人提出戰的方針，但有的不過是慷慨的空論，有的則以為依靠地方紳士辦團練就能克敵製勝。比較有特殊見解的是兵部左侍郎王茂蔭，他在奏文中說：應該在北京設防，“戰而勝固善，即戰不勝，退之城外，亦可以守”1。但是這時清朝政府對於外敵，是除非有保證能輕易地獲勝，決不敢真正抵抗。失掉京城而長期抵抗是它所根本不敢設想的。在此五年前，農民革命的太平軍也曾兵臨京津，封建統治者抵抗得是那麽頑強，那麽有決心。而這回他們對於已經侵入天津的外國侵略者是一心一意隻想求和了。
皇帝立即專派大學士桂良和吏部尚書花沙納到天津，還特旨起用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聲名狼藉的投降主義者耆英參與在天津議和2。英國提出的條件，連皇帝看了也認為“直欲以中國地方，聽伊出入，所請斷屬難行”3。但在繼續談判中，清朝方麵隻能節節退讓，最後全部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國的要求，簽訂條約。
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分別於鹹豐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七日（1858年6月26日、27日）簽字，主要內容有：英、法公使駐北京；增開通商口岸；外國人可入內地遊歷、通商、自由傳教；修改稅則；外國商船可在長江各口往來；中國分別向英、法賠款四百萬、二百萬兩銀，等等。俄、美兩國打著"調停"的幌子，用偽善和狡詐的手腕，早在中英、中法條約簽字以前（6月13日、18日）就誘逼清朝政府簽訂了中俄、中美天津條約。除了賠款以外，俄國、美國獲得了英國、法國從天津條約所得到的一切。
主持訂立這些條約的桂良、花沙納簽約之後奏報皇帝說：“此時夷人窺破中國虛實，凡吾國家艱難困苦情狀，了如指掌，用敢大肆猖獗，毫無顧忌”。——其實應該說是看破了封建統治者的弱點。桂、花二人在奏文中著重說明國內“民變”的可慮，“國家內匪未淨，外患再起，徵調既難，軍餉不易，”所以決不能戰。奏文中又申述這些外國侵略者似乎也還可信任：“觀其不敢害葉名琛，知有畏忌天朝之意；觀其仍肯交還廣東，即時退出海口，知無占據地方之心”。“今番（這些“外夷”）感激聖恩，從此待以寬大，示以誠信，果然永敦和好，可省國家兵力，亦是羈縻一法”1。這種說法代表了一部分封建官僚（有些當權的封建官僚對這一點還表示懷疑）對於西方來的外國侵略者的“新”認識，這種“新”認識為封建官僚在政治上的買辦化打下了思想基礎。
雖然英、法已經宣戰，並已占領廣州，但清朝政府絲毫沒有訴諸武力的打算。當各國使者到上海時，上諭說：“現在中原未靖（指太平天國——引者），……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其實就是對外妥協）”2。兩江總督何桂清也竭力說，不能“輕言用兵”，因為“就天下大勢而論”，“內寇外患，交並而來，又將從何措手”3。所以他認為現已無法阻止這些“外夷”到天津，那就隻好“欽派大臣（在天津）與之接見，稍加以詞色，使無釁可尋，與之籌定大局，令其繳城（指廣州城）息兵”1。上諭同意他的意見。
皇帝派出直隸總督譚廷襄等人到大沽口外，他們先同俄、美兩家接觸（這兩家為了表示與已開戰的英、法不同，先到了大沽口外）。後到的英、法二家則藉口譚廷襄不是全權大臣，拒絕同他談判。這四家分別裝成紅臉和白臉，向清朝政府進行誘騙和恐嚇。清朝方麵雖然知道它們是互相串連的，但仍企圖對俄、美兩家進行所謂“牢籠”，要他們“從中說合”2，來使殺氣騰騰的英、法願意和解。清朝政府打算做出的讓步是減稅，甚至“必不得已，於閩省粵省附近通商海口之地，酌加小口各一處”3。這樣的讓步和四國的要求相距極遠。侵略者已經看穿了清朝政府害怕對外戰爭的弱點，當然不肯就此了事。皇帝的上諭向直隸總督譚廷襄等說：“該督等切不可以兵勇足恃，先啟兵端，天津固不難製勝，設其竄擾他處，恐非天津可比”4但事實立刻證明，就是在天津方麵，清朝也表示不出任何抵抗外敵的決心。
四月初八，英、法突然開炮攻擊大沽炮台。譚廷襄等奏報說：“該夷船聯絡直上，闖入內河，碎炮轟傷兵勇甚多，不能站立，以致退散。炮台即時被占”5。清朝將領們倉皇逃跑，英、法侵略軍迅速地兵臨天津，俄、美“和事佬”也跟著來了。這時雖然朝廷官員中有些人提出戰的方針，但有的不過是慷慨的空論，有的則以為依靠地方紳士辦團練就能克敵製勝。比較有特殊見解的是兵部左侍郎王茂蔭，他在奏文中說：應該在北京設防，“戰而勝固善，即戰不勝，退之城外，亦可以守”1。但是這時清朝政府對於外敵，是除非有保證能輕易地獲勝，決不敢真正抵抗。失掉京城而長期抵抗是它所根本不敢設想的。在此五年前，農民革命的太平軍也曾兵臨京津，封建統治者抵抗得是那麽頑強，那麽有決心。而這回他們對於已經侵入天津的外國侵略者是一心一意隻想求和了。
皇帝立即專派大學士桂良和吏部尚書花沙納到天津，還特旨起用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聲名狼藉的投降主義者耆英參與在天津議和2。英國提出的條件，連皇帝看了也認為“直欲以中國地方，聽伊出入，所請斷屬難行”3。但在繼續談判中，清朝方麵隻能節節退讓，最後全部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國的要求，簽訂條約。
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分別於鹹豐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七日（1858年6月26日、27日）簽字，主要內容有：英、法公使駐北京；增開通商口岸；外國人可入內地遊歷、通商、自由傳教；修改稅則；外國商船可在長江各口往來；中國分別向英、法賠款四百萬、二百萬兩銀，等等。俄、美兩國打著"調停"的幌子，用偽善和狡詐的手腕，早在中英、中法條約簽字以前（6月13日、18日）就誘逼清朝政府簽訂了中俄、中美天津條約。除了賠款以外，俄國、美國獲得了英國、法國從天津條約所得到的一切。
主持訂立這些條約的桂良、花沙納簽約之後奏報皇帝說：“此時夷人窺破中國虛實，凡吾國家艱難困苦情狀，了如指掌，用敢大肆猖獗，毫無顧忌”。——其實應該說是看破了封建統治者的弱點。桂、花二人在奏文中著重說明國內“民變”的可慮，“國家內匪未淨，外患再起，徵調既難，軍餉不易，”所以決不能戰。奏文中又申述這些外國侵略者似乎也還可信任：“觀其不敢害葉名琛，知有畏忌天朝之意；觀其仍肯交還廣東，即時退出海口，知無占據地方之心”。“今番（這些“外夷”）感激聖恩，從此待以寬大，示以誠信，果然永敦和好，可省國家兵力，亦是羈縻一法”1。這種說法代表了一部分封建官僚（有些當權的封建官僚對這一點還表示懷疑）對於西方來的外國侵略者的“新”認識，這種“新”認識為封建官僚在政治上的買辦化打下了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