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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作者：胡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而且這時期，在被英、法侵略軍占領的廣州城，一些清朝大員已經創立了直接地、公開地為外國侵略者服役的實例。
在英、法侵略軍於鹹豐七年十一月占領廣州，把兩廣總督葉名琛抓走後，清政府在廣州的其他大員，廣州將軍穆克德納、廣東巡撫柏貴等，都成了侵略軍的俘虜。穆克德納的滿洲駐防軍已全部被解除武裝。侵略者決定恢復柏貴和穆克德納的原來職位，並且公告說：廣州城已在聯軍武力管製之下，但政府交給柏貴管理。由兩個英國人和一個法國人組成一個委員會，駐在巡撫衙門裏實行管製，凡是巡撫發布的布告，都須經這委員會加蓋印信。所以，以柏貴為首的廣東政府，已成為傀儡政權。但是柏貴和穆克德納仍繼續向清朝政府遞送報告。當然，報告中並不如實地敘述他們和侵略軍的關係。他們的一個奏文中說：“奴才一身何惜，惟大局攸關，不得不苟且忍耐，曲為羈縻”2。清朝政府居然還“諭令柏貴等，宜借紳民之力，驅逐夷人，然後從而開導，示以懷柔”1。
到了鹹豐八年正月，湖南巡撫駱秉章查明了廣州情形上報清廷後，朝廷似乎才恍然大悟。駱秉章說：占領廣州的侵略者“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58年1月9日--引者）後，始將將軍巡臣送回撫署，而令夷目率夷兵監之。收繳省城各標及近城各團軍器，收省河各炮船歸夷目統帶，並以夷兵分守各城門。出示則用四夷酋與將軍撫臣會銜。......將軍撫臣等關防雖在，其公文均須由夷人閱過，始能發行。……柏貴既與夷酋商辦，彼此同住一署，柏貴所陳必皆夷酋之意”2。
奇怪的是，雖然知道柏貴已做了敵人的傀儡，但是清朝政府並不對柏貴作任何譴責，仍承認他是廣東巡撫。到了英、法軍占領大沽炮台北方形勢緊張時，給新任兩廣總督黃宗漢3的上諭中還說：“此時柏貴有無挽回補救之方，以贖前愆，並著黃宗漢傳旨諭令知之”4。
廣州城在侵略軍統治下達三年多之久，柏貴在這期間病死。清朝政府又派了勞崇光去當廣東巡撫，他仍然進廣州城（鹹豐九年七月）和侵略軍的管製委員會“合署辦公”，繼續維持傀儡政權的局麵。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侵略軍隻占領過如定海那樣的小城市，在那裏侵略者自己擔任行政長官。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廣州城，侵略者建立了一個傀儡政權而又讓它同清朝的中央政府保持聯繫，可以說，這是開創了在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中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一種形式。
（五）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沙皇俄國
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即中英鴉片戰爭後十年，沙皇俄國向清朝政府要求開放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都在新疆）這三處進行貿易。在這以前一百多年間，中俄間的通商隻在蒙古邊境，經過恰克圖一地。清朝政府拒絕開放喀什噶爾，其他兩處則同意了。鹹豐三年（1853年）俄國政府又要求讓俄國人的船到上海等沿海口岸進行貿易，這個要求受到斷然拒絕。
但沙皇俄國這個時期的侵略野心，主要是對著黑龍江流域。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訂立尼布楚條約時曾受到遏製的這種野心，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重新膨脹起來。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沙皇任命穆拉維約夫為東西伯利亞總督，使他負起對黑龍江流域實行侵略擴張的任務。道光三十年（1850年）穆拉維約夫擅自在黑龍江口的廟街（今尼古拉耶夫斯克）樹立俄國國旗，設兵屯守。因為這是公然破壞尼布楚條約的行動，採取比較謹慎態度的俄國外務大臣表示反對，但這行動得到了沙皇尼古拉第一的支持。穆拉維約夫積極擴充外貝加爾的哥薩克軍，他認為，為實現"占領阿穆爾（即黑龍江）的意圖"，"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我們的懦弱的鄰國（指中國）炫耀武力"1。
在克裏米亞戰爭期間，鹹豐四年（1854年）五六月間，穆拉維約夫藉口要抄近路緊急增援堪察加方麵以防英、法海軍進攻，親自率領兵力相當大的船隊由石勒喀河入黑龍江，一直東駛出海。為了掩飾這種對於中國領土的公然的侵犯，穆拉維約夫特別通過駐在北京的"達喇嘛"1向清朝政府說明"本大臣之往東海口岸也，雖由中國黑龍江地麵行走，然一切兵事應用之項，俱係自備。並無絲毫擾害中國，且絕無出人不意，因而貪利之心。兩國和好已久，此意必能相諒。......但願中國同心相信，勿以兵過見疑。此次由中國境內行兵，甚得鄰好之益。如將來中國有甚難之事，雖令本俄羅斯國幫助亦無不可"2。
清朝政府雖然在黑龍江上兵力薄弱，不敢加以攔阻，卻也沒有被這一篇好話迷惑住。上諭說：“俄羅斯性情狡猾，諸事從無實話，不可不防。”3認為：“內地江麵，不能聽外國船隻任意往來，此後斷不可再從黑龍江行駛”4。可見這時俄國和清朝都明確認為黑龍江是中國的內江，因為按照尼布楚條約，中俄邊界遠在外興安嶺一帶。
隻隔了一年，鹹豐五年（1855年）四五月間，穆拉維約夫又以同樣的藉口進行了在黑龍江的第二次航行，實際上是武裝示威，並且於八月間在鬆花江口與中國官員進行了所謂"劃界"問題的會議。所謂"劃界"問題原來是在鹹豐三年（1853年）俄國方麵提出的。當時俄方谘文說："竊查俄羅斯國與大清國分界處所，自格爾畢齊河之東山後邊係俄羅斯地方，山之南邊係大清國地方，雖經議定在案，惟貴國立有界牌，敝國尚無界牌"，所以現在要求中國方麵派員和東西伯利亞總督商辦"在無界牌之近海一帶地方亦設立界牌"1。在得到這個谘文後，清朝政府經過慎重的考慮，認為從恰克圖以東直至外興安嶺，兩國邊界總的是清楚的2，俄方要求僅是在格爾畢齊河邊界建立界牌，這個要求可以同意3。但是當清朝政府派出劃界專員通知俄方後，俄國人卻又故意留難拖延了一段時間，到了穆拉維約夫第二次航行黑龍江，他的部隊到了鬆花江口時，他才讓談判開始，顯然是別有用心的。果然談判一開始，俄國方麵就極端無理地宣布：應該以黑龍江為"兩國最無可爭辯的天然疆界"，也就是要把黑龍江左岸全部地區以及整個沿海地區都劃歸俄國所有4。中國代表拒絕了這種無理要求；並宣讀了鹹豐三年俄國的谘文，因為穆拉維約夫的要求顯然遠遠超出他們自己的谘文的內容，這使穆拉維約夫無法回答，這次談判就這樣結束了。清朝皇帝在收到關於這次談判的報告後的上諭中說："黑龍江、鬆花江左岸，其為中國地界確然無疑，該夷膽敢欲求分給，居心叵測"5。
在英、法侵略軍於鹹豐七年十一月占領廣州，把兩廣總督葉名琛抓走後，清政府在廣州的其他大員，廣州將軍穆克德納、廣東巡撫柏貴等，都成了侵略軍的俘虜。穆克德納的滿洲駐防軍已全部被解除武裝。侵略者決定恢復柏貴和穆克德納的原來職位，並且公告說：廣州城已在聯軍武力管製之下，但政府交給柏貴管理。由兩個英國人和一個法國人組成一個委員會，駐在巡撫衙門裏實行管製，凡是巡撫發布的布告，都須經這委員會加蓋印信。所以，以柏貴為首的廣東政府，已成為傀儡政權。但是柏貴和穆克德納仍繼續向清朝政府遞送報告。當然，報告中並不如實地敘述他們和侵略軍的關係。他們的一個奏文中說：“奴才一身何惜，惟大局攸關，不得不苟且忍耐，曲為羈縻”2。清朝政府居然還“諭令柏貴等，宜借紳民之力，驅逐夷人，然後從而開導，示以懷柔”1。
到了鹹豐八年正月，湖南巡撫駱秉章查明了廣州情形上報清廷後，朝廷似乎才恍然大悟。駱秉章說：占領廣州的侵略者“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58年1月9日--引者）後，始將將軍巡臣送回撫署，而令夷目率夷兵監之。收繳省城各標及近城各團軍器，收省河各炮船歸夷目統帶，並以夷兵分守各城門。出示則用四夷酋與將軍撫臣會銜。......將軍撫臣等關防雖在，其公文均須由夷人閱過，始能發行。……柏貴既與夷酋商辦，彼此同住一署，柏貴所陳必皆夷酋之意”2。
奇怪的是，雖然知道柏貴已做了敵人的傀儡，但是清朝政府並不對柏貴作任何譴責，仍承認他是廣東巡撫。到了英、法軍占領大沽炮台北方形勢緊張時，給新任兩廣總督黃宗漢3的上諭中還說：“此時柏貴有無挽回補救之方，以贖前愆，並著黃宗漢傳旨諭令知之”4。
廣州城在侵略軍統治下達三年多之久，柏貴在這期間病死。清朝政府又派了勞崇光去當廣東巡撫，他仍然進廣州城（鹹豐九年七月）和侵略軍的管製委員會“合署辦公”，繼續維持傀儡政權的局麵。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侵略軍隻占領過如定海那樣的小城市，在那裏侵略者自己擔任行政長官。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廣州城，侵略者建立了一個傀儡政權而又讓它同清朝的中央政府保持聯繫，可以說，這是開創了在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中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一種形式。
（五）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沙皇俄國
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即中英鴉片戰爭後十年，沙皇俄國向清朝政府要求開放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都在新疆）這三處進行貿易。在這以前一百多年間，中俄間的通商隻在蒙古邊境，經過恰克圖一地。清朝政府拒絕開放喀什噶爾，其他兩處則同意了。鹹豐三年（1853年）俄國政府又要求讓俄國人的船到上海等沿海口岸進行貿易，這個要求受到斷然拒絕。
但沙皇俄國這個時期的侵略野心，主要是對著黑龍江流域。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訂立尼布楚條約時曾受到遏製的這種野心，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重新膨脹起來。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沙皇任命穆拉維約夫為東西伯利亞總督，使他負起對黑龍江流域實行侵略擴張的任務。道光三十年（1850年）穆拉維約夫擅自在黑龍江口的廟街（今尼古拉耶夫斯克）樹立俄國國旗，設兵屯守。因為這是公然破壞尼布楚條約的行動，採取比較謹慎態度的俄國外務大臣表示反對，但這行動得到了沙皇尼古拉第一的支持。穆拉維約夫積極擴充外貝加爾的哥薩克軍，他認為，為實現"占領阿穆爾（即黑龍江）的意圖"，"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我們的懦弱的鄰國（指中國）炫耀武力"1。
在克裏米亞戰爭期間，鹹豐四年（1854年）五六月間，穆拉維約夫藉口要抄近路緊急增援堪察加方麵以防英、法海軍進攻，親自率領兵力相當大的船隊由石勒喀河入黑龍江，一直東駛出海。為了掩飾這種對於中國領土的公然的侵犯，穆拉維約夫特別通過駐在北京的"達喇嘛"1向清朝政府說明"本大臣之往東海口岸也，雖由中國黑龍江地麵行走，然一切兵事應用之項，俱係自備。並無絲毫擾害中國，且絕無出人不意，因而貪利之心。兩國和好已久，此意必能相諒。......但願中國同心相信，勿以兵過見疑。此次由中國境內行兵，甚得鄰好之益。如將來中國有甚難之事，雖令本俄羅斯國幫助亦無不可"2。
清朝政府雖然在黑龍江上兵力薄弱，不敢加以攔阻，卻也沒有被這一篇好話迷惑住。上諭說：“俄羅斯性情狡猾，諸事從無實話，不可不防。”3認為：“內地江麵，不能聽外國船隻任意往來，此後斷不可再從黑龍江行駛”4。可見這時俄國和清朝都明確認為黑龍江是中國的內江，因為按照尼布楚條約，中俄邊界遠在外興安嶺一帶。
隻隔了一年，鹹豐五年（1855年）四五月間，穆拉維約夫又以同樣的藉口進行了在黑龍江的第二次航行，實際上是武裝示威，並且於八月間在鬆花江口與中國官員進行了所謂"劃界"問題的會議。所謂"劃界"問題原來是在鹹豐三年（1853年）俄國方麵提出的。當時俄方谘文說："竊查俄羅斯國與大清國分界處所，自格爾畢齊河之東山後邊係俄羅斯地方，山之南邊係大清國地方，雖經議定在案，惟貴國立有界牌，敝國尚無界牌"，所以現在要求中國方麵派員和東西伯利亞總督商辦"在無界牌之近海一帶地方亦設立界牌"1。在得到這個谘文後，清朝政府經過慎重的考慮，認為從恰克圖以東直至外興安嶺，兩國邊界總的是清楚的2，俄方要求僅是在格爾畢齊河邊界建立界牌，這個要求可以同意3。但是當清朝政府派出劃界專員通知俄方後，俄國人卻又故意留難拖延了一段時間，到了穆拉維約夫第二次航行黑龍江，他的部隊到了鬆花江口時，他才讓談判開始，顯然是別有用心的。果然談判一開始，俄國方麵就極端無理地宣布：應該以黑龍江為"兩國最無可爭辯的天然疆界"，也就是要把黑龍江左岸全部地區以及整個沿海地區都劃歸俄國所有4。中國代表拒絕了這種無理要求；並宣讀了鹹豐三年俄國的谘文，因為穆拉維約夫的要求顯然遠遠超出他們自己的谘文的內容，這使穆拉維約夫無法回答，這次談判就這樣結束了。清朝皇帝在收到關於這次談判的報告後的上諭中說："黑龍江、鬆花江左岸，其為中國地界確然無疑，該夷膽敢欲求分給，居心叵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