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政治革命（下）
五、法國革命
革命的根源 法國革命在世界歷史舞台上較美國革命或美國革命顯得突出得多。它比那些較早的大變動引起更多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並影響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區。法國革命不僅標誌著資產階級的勝利，而且標誌著以往一向蟄伏著的民眾的充分覺醒。雖然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已引人注意，但對各階層的人們有號召力的民族主義也已出現。這些人以往長期地呆在舞台兩側，這時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後一直留在那裏。換句話說，正是在法國，世界首次強烈地、清楚明白地感覺到至今仍在我們腳下隆隆響的地震。
為什麽這一巨大的變化會發生在法國呢？基本原因存在於以下事實中：啟蒙運動的故鄉——法國，直到拿破崙登台後才由一個開明的專製君主統治。因而，法國是一個極其無能且不公正，以致統治機構吱吱嘎嘎地陷於停頓狀態的國家。正是這種停頓狀態，使野心勃勃、心懷不滿的資產階級有機會成功地奪得政權。
這一模式從成為革命爆發的直接原因的財政危機中能清楚地覺察出來。1789年，法國政府的債務幾乎達40億裏費爾；其價值大致接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40億美元。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但決不是空前的，也不與當時其他國家的國家債務不一致。例如，它僅相當於大不列顛的國家債務的一半，若按人頭分配，沉重的程度尚不及後者的五分之一。然而，法國由於它的兩個特權階級——教士和貴族基本上是免稅的，不能承受這一債務負擔。
法國的舊政權就其組織而言是貴族政權。所有法國人在法律上屬於某一"等級"即社會階層，這種成員資格決定了他們的法定權利和特權。第一等級由教士組成，教士在2，450萬的總人口中總共有10萬左右。第二等級由貴族組成，總數約達4o萬。第三等級包括其他所有的人——200o多萬農民、約40o萬城市商人和工匠。因而，前兩個等級僅占總人口的2%。但是，他們擁有約35％的土地，並享有政府保護人的大部分好處。盡管他們取得這些不相稱的利益，卻被免除幾乎所有的稅；實際上，他們認為納稅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稅收負擔落在第三等級肩上，尤其是落在農民肩上。後者占人口的80％以上，但僅擁有30％的土地。而且，農民須向教會交納農產品什一稅，向貴族交納各種封建稅，向國家交納田賦、所得稅、人頭稅和其他各種稅。由於1720至1789年間總的物價水平上漲了65％，而農產品的價格遠遠落後，這一稅收負擔特別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懷不滿，因為他們的工資在上述數十年間僅上升了22%。相形之下，資產階級並沒在納稅方麵感到困窮，因為他們比工匠和農民更能保護自己。而且，大部分商人從物價上漲、從1713至1789年間法國貿易增長5倍中獲利。然而，資產階級對舊政權極不滿意。他們憤恨自己受到貴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並被排除在官僚機構、教會和軍隊中的高級職位之外。簡言之，資產階級想要獲得與他們日漸增長的經濟力量相稱的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貴族革命當大變動開始時，法國舊政權的性質就是如上所述。法國革命同古往今來的其他革命一樣，先是溫和地開始，逐漸地變得愈來愈激進。實際上，它不是作為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於1789年，而是作為貴族革命開始於1787年。然後，它通過資產階級階段和群眾性階段而向左轉，直到發生一個使拿破崙執掌政權的反應為止。
貴族開始革命，是因為他們希望恢復自己在16和17世紀期間丟失給王室的政治權力。國王的州長已取代了貴族總督，國王的官吏已控製了全國各級統治權。君主們的權力反映在以下事實中；從16j4年起，他們已不必費心召開三級會議即國家議會。因此，當路易十大發現自己由於支持美國革命時所承擔的大量支出而處於經濟困難中時，貴族試圖利用這一機會來恢復權力，這是可理解的。
1787年，當路易試圖不顧占有者的社會地位、向所有地產徵收一種統一稅時，貴族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權力問題作出決定。特權階層譴責這種新的稅為非法的，宣稱唯有集會於三級會議的全體國民才能製定如此重大的變革。由於金錢的匾乏非常嚴重，國王最終讓步，允諾在1789年春天召開三級會議。貴族以為他們能控製這一會議，從而重新獲得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但是，他們的估計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三級會議的召開所導致的不是貴族的勝利，而是一個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這一浪潮將掃除法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已確立的製度和統治階級。
資產階級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爾賽召開的三級會議並不代表法國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劃分的三個等級。從一開始起，第三等級就證明是最有生氣、最決定性的。第三等級占有人數上的優勢，有代表60o名，而其他兩個等級的代表各為300名。實際上，第三等級的代表超過了另外兩個等級代表的總和，因為不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貴族（如曾為美國的革命事業奮鬥過的拉法夷特侯爵），都與第三等級站在一起。中產階級的代表還在擁有思想方麵占優勢。他們知道自己要改變法國的舊製度，並從哲人們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應如何實現這種變革的一般思想。他們還擁有政府極度需要的現金，並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一有力武器去爭取他們所期望得到的各種權益。
五、法國革命
革命的根源 法國革命在世界歷史舞台上較美國革命或美國革命顯得突出得多。它比那些較早的大變動引起更多的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並影響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區。法國革命不僅標誌著資產階級的勝利，而且標誌著以往一向蟄伏著的民眾的充分覺醒。雖然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已引人注意，但對各階層的人們有號召力的民族主義也已出現。這些人以往長期地呆在舞台兩側，這時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後一直留在那裏。換句話說，正是在法國，世界首次強烈地、清楚明白地感覺到至今仍在我們腳下隆隆響的地震。
為什麽這一巨大的變化會發生在法國呢？基本原因存在於以下事實中：啟蒙運動的故鄉——法國，直到拿破崙登台後才由一個開明的專製君主統治。因而，法國是一個極其無能且不公正，以致統治機構吱吱嘎嘎地陷於停頓狀態的國家。正是這種停頓狀態，使野心勃勃、心懷不滿的資產階級有機會成功地奪得政權。
這一模式從成為革命爆發的直接原因的財政危機中能清楚地覺察出來。1789年，法國政府的債務幾乎達40億裏費爾；其價值大致接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40億美元。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但決不是空前的，也不與當時其他國家的國家債務不一致。例如，它僅相當於大不列顛的國家債務的一半，若按人頭分配，沉重的程度尚不及後者的五分之一。然而，法國由於它的兩個特權階級——教士和貴族基本上是免稅的，不能承受這一債務負擔。
法國的舊政權就其組織而言是貴族政權。所有法國人在法律上屬於某一"等級"即社會階層，這種成員資格決定了他們的法定權利和特權。第一等級由教士組成，教士在2，450萬的總人口中總共有10萬左右。第二等級由貴族組成，總數約達4o萬。第三等級包括其他所有的人——200o多萬農民、約40o萬城市商人和工匠。因而，前兩個等級僅占總人口的2%。但是，他們擁有約35％的土地，並享有政府保護人的大部分好處。盡管他們取得這些不相稱的利益，卻被免除幾乎所有的稅；實際上，他們認為納稅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稅收負擔落在第三等級肩上，尤其是落在農民肩上。後者占人口的80％以上，但僅擁有30％的土地。而且，農民須向教會交納農產品什一稅，向貴族交納各種封建稅，向國家交納田賦、所得稅、人頭稅和其他各種稅。由於1720至1789年間總的物價水平上漲了65％，而農產品的價格遠遠落後，這一稅收負擔特別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懷不滿，因為他們的工資在上述數十年間僅上升了22%。相形之下，資產階級並沒在納稅方麵感到困窮，因為他們比工匠和農民更能保護自己。而且，大部分商人從物價上漲、從1713至1789年間法國貿易增長5倍中獲利。然而，資產階級對舊政權極不滿意。他們憤恨自己受到貴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並被排除在官僚機構、教會和軍隊中的高級職位之外。簡言之，資產階級想要獲得與他們日漸增長的經濟力量相稱的政治權力和社會聲望。貴族革命當大變動開始時，法國舊政權的性質就是如上所述。法國革命同古往今來的其他革命一樣，先是溫和地開始，逐漸地變得愈來愈激進。實際上，它不是作為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於1789年，而是作為貴族革命開始於1787年。然後，它通過資產階級階段和群眾性階段而向左轉，直到發生一個使拿破崙執掌政權的反應為止。
貴族開始革命，是因為他們希望恢復自己在16和17世紀期間丟失給王室的政治權力。國王的州長已取代了貴族總督，國王的官吏已控製了全國各級統治權。君主們的權力反映在以下事實中；從16j4年起，他們已不必費心召開三級會議即國家議會。因此，當路易十大發現自己由於支持美國革命時所承擔的大量支出而處於經濟困難中時，貴族試圖利用這一機會來恢復權力，這是可理解的。
1787年，當路易試圖不顧占有者的社會地位、向所有地產徵收一種統一稅時，貴族和教士硬要路易就權力問題作出決定。特權階層譴責這種新的稅為非法的，宣稱唯有集會於三級會議的全體國民才能製定如此重大的變革。由於金錢的匾乏非常嚴重，國王最終讓步，允諾在1789年春天召開三級會議。貴族以為他們能控製這一會議，從而重新獲得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但是，他們的估計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三級會議的召開所導致的不是貴族的勝利，而是一個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這一浪潮將掃除法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已確立的製度和統治階級。
資產階級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爾賽召開的三級會議並不代表法國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劃分的三個等級。從一開始起，第三等級就證明是最有生氣、最決定性的。第三等級占有人數上的優勢，有代表60o名，而其他兩個等級的代表各為300名。實際上，第三等級的代表超過了另外兩個等級代表的總和，因為不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貴族（如曾為美國的革命事業奮鬥過的拉法夷特侯爵），都與第三等級站在一起。中產階級的代表還在擁有思想方麵占優勢。他們知道自己要改變法國的舊製度，並從哲人們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應如何實現這種變革的一般思想。他們還擁有政府極度需要的現金，並毫不猶豫地利用這一有力武器去爭取他們所期望得到的各種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