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中海的東麵，就是赫赫有名的東羅馬帝國，中國南北朝時期，也是東羅馬帝國勢力達到極盛的時代，東羅馬帝國的強大，也同樣是拜絲綢之路所賜。他們從波斯高價引進中國絲綢，再用更高的價格賣給西歐人，從中攫取大量的經濟利益。東羅馬帝國的東麵，是著名的波斯帝國，這個帝國算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老朋友了，從西漢開始就和中國歷代王朝互通有無，友好往來。我們中國的歷史書，稱它為安息國。這個帝國橫跨歐亞，一度和中國漢朝、貴霜帝國、羅馬帝國並列為古代世界四大帝國。波斯的東麵，就是今天中亞五國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區的貴霜帝國，這個帝國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大月氏。雖然在中國歷史書上，這個國家很弱，先被匈奴修理，又被班超修理，但是在中國之外，它非常強大，多次擊敗波斯，是當時中東的另一個大帝國。不過因為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中國的貿易上，波斯和貴霜帝國都是近水樓台先得月，他們是絲綢貿易的第一批中間商，幾百年來通過倒賣絲綢貿易發夠了橫財。而從中國至西方的古代世界，也在這場絲綢貿易中，維持著彼此的利益平衡。
然而到了中國南北朝晚期時代，這個貿易平衡，卻再也維持不下去了。
【二】
公元538年，在義大利歷史學家德洛奇的說法裏，是“恐怖的一年”。從這一年開始，歐洲市場上中國絲綢的價格暴漲，比起之前的一年，竟然一口氣上漲了15倍，而這個上漲趨勢一直在延續，呈幾何基數激增。到了公元545年，歐洲市場上的絲綢價格，居然比公元537年上漲了87倍。絲綢價格的連年暴漲，對於當時歐洲經濟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地中海沿岸從事絲綢加工業的工商業者紛紛破產，許多城市也因此凋零。在當時歐洲錢都不值錢了，大家紛紛搶購絲綢，用絲綢來保值，這是一場席捲歐洲的經濟災難。
為什麽會這樣，因為絲綢少；為什麽絲綢會少，因為進口得少；為什麽進口得少，這就要問絲綢之路的大批發商——中國。
說絲綢危機的原因，看看這時期的中國歷史就明白了。
魏晉南北朝，尤其是南北朝時代，我們說過，絲綢之路並沒有因為中原的戰亂而受到影響，相反一直延續著繁榮，之所以如此，其中的前提就是，連接絲綢之路的主要貿易地區，沒有遭到中國戰爭的影響。到了這一年，情況發生了變化。
早期在西漢時期，中國絲綢的主要供貨方，是來自於中國的關中平原以及山東地區。五胡十六國爆發戰亂後，中國雖然陷入了內戰，但是由於大量的漢人逃離中原，定居在河西走廊，相繼在當地建立了漢人政權，所以連接絲綢之路的主幹道，長期以來並沒有因為戰亂而癱瘓。相反，絲綢貿易成為了西涼漢人政權收入的重要來源，即使是在後來北方幾次短暫統一後，西北的絲綢貿易也一直非常繁榮。後來北魏統一北方，作為北方的國家政權，他們直接承接了絲綢之路。北魏對於絲綢貿易非常重視，從魏太武帝拓跋燾開始，北魏甚至出台了貿易禁令，隻允許絲綢成品出口，而不允許蠶絲出口，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外國人學會養蠶織布，因此影響我們的絲綢收益。與此同時，南北朝時代，也是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的時期，江南的紡織業迅速發展起來了。劉宋時代，開國皇帝劉裕平定了四川，恢復了漢族政權在四川的統治，因此，當時河西走廊與四川之間的貿易通道也打開了，江南地帶的絲綢也可以輸入到西方。這時候，也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走向繁榮的時期，當時的波斯國經常通過海路與中國貿易，著名的法顯西行，也是通過海路回國的。所以雖然魏晉南北朝中國長期陷入戰亂中，但是對世界絲綢市場的供應，中國的貨源一直是穩定的。
但是在公元538年前後，事情卻起了變化，變化的原因就是北魏衰敗以及中國北方的分裂。
北魏的末年，北方先有六鎮起義，後有葛榮起義，然後是北魏朝廷被架空，最後分裂成了東西魏國兩個政權，政局的動盪，讓中國的對外貿易也發生了變化。北方方麵，割據北方西部的，是宇文泰的西魏政權，由於常年戰亂，西魏所管轄的中國關中平原以及河西走廊地區，早就陷入了貧困，特別是柔然對於河西走廊的侵擾，讓這條傳統的商業道路走不通了。而且就是走通了也沒有用，當時的西魏經濟困難，人口銳減，農業尚且不能保證，工商業遭到的打擊也就更沉重，那時候的西魏為了恢復生產，甚至把許多州縣合併掉。因為當時西魏境內州縣的人口減少太厲害了，比如西魏的重鎮歧州，原來有10萬多人，到了宇文泰建立政權的早期，竟然銳減到了5000多人，宇文泰還稱讚這是一個繁華的城市，足見當時西魏經濟困頓之深。作為直接連接絲綢之路的國家，西魏政權的這種局麵，對整個絲綢之路的貿易都影響很大。
與西魏相鄰的東魏，早期受到戰爭的破壞比較輕，可問題在於，東魏和西魏長期戰爭，兩個國家的邊境常年隔絕，東魏的手工業品是很難運輸到西魏，並且通過西魏來出口的。這樣一來，原來絲綢之路的主要供貨地——中國北方地區，也就基本歇菜了。
當時中國南方的梁朝政權還算繁華，但是梁朝也有梁朝的問題。梁朝和絲綢之路的連接，主要是通過河西走廊，這時候的河西走廊，控製在新崛起的吐穀渾手中，而這時期的吐穀渾，又是西魏政權的鐵桿，配合西魏對梁朝進攻，可以說是“敵國”。所以，梁朝的絲綢，一般是很難通過河西走廊輸出。梁朝的外貿，在當時還有另外一條路，那就是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早在東吳孫權時期，江南地區與西方國家的海路貿易就打開了，三國時期就有波斯商人在建康居住，到了梁朝時期，中國與中東國家的海路貿易，也到了一個非常繁華的時代。可以說，在公元537年左右，這也是中國絲綢輸出西方“最靠譜”的一條路線，即從中國通過海路到達波斯，再由波斯轉運到西方。從上麵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到，因為中國政局的這些變故，這時期的中國，輸出到西方的絲綢，比起正常的年景下降了三分之一不止。外加那個時代，造船技術有限，即使是與中國長期貿易的波斯商人，他們造船的能力也不足，主要是租賃中國的海船。眾所周知的是，在當時梁朝與北方政權對峙的局麵下，好一點的船隻早就編入了軍隊，用於對北方政權的作戰，如在公元537年，梁武帝蕭衍大規模地徵發沿海民船編入軍隊，擴充軍力，雄心勃勃準備北伐。這不僅是對沿海老百姓的掠奪，更是對中國海上貿易的一次沉重打擊，能夠用於商業的船隻因此大大減少，如上種種因素，中國絲綢在西方市場價格暴漲，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到了中國南北朝晚期時代，這個貿易平衡，卻再也維持不下去了。
【二】
公元538年，在義大利歷史學家德洛奇的說法裏，是“恐怖的一年”。從這一年開始，歐洲市場上中國絲綢的價格暴漲，比起之前的一年，竟然一口氣上漲了15倍，而這個上漲趨勢一直在延續，呈幾何基數激增。到了公元545年，歐洲市場上的絲綢價格，居然比公元537年上漲了87倍。絲綢價格的連年暴漲，對於當時歐洲經濟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地中海沿岸從事絲綢加工業的工商業者紛紛破產，許多城市也因此凋零。在當時歐洲錢都不值錢了，大家紛紛搶購絲綢，用絲綢來保值，這是一場席捲歐洲的經濟災難。
為什麽會這樣，因為絲綢少；為什麽絲綢會少，因為進口得少；為什麽進口得少，這就要問絲綢之路的大批發商——中國。
說絲綢危機的原因，看看這時期的中國歷史就明白了。
魏晉南北朝，尤其是南北朝時代，我們說過，絲綢之路並沒有因為中原的戰亂而受到影響，相反一直延續著繁榮，之所以如此，其中的前提就是，連接絲綢之路的主要貿易地區，沒有遭到中國戰爭的影響。到了這一年，情況發生了變化。
早期在西漢時期，中國絲綢的主要供貨方，是來自於中國的關中平原以及山東地區。五胡十六國爆發戰亂後，中國雖然陷入了內戰，但是由於大量的漢人逃離中原，定居在河西走廊，相繼在當地建立了漢人政權，所以連接絲綢之路的主幹道，長期以來並沒有因為戰亂而癱瘓。相反，絲綢貿易成為了西涼漢人政權收入的重要來源，即使是在後來北方幾次短暫統一後，西北的絲綢貿易也一直非常繁榮。後來北魏統一北方，作為北方的國家政權，他們直接承接了絲綢之路。北魏對於絲綢貿易非常重視，從魏太武帝拓跋燾開始，北魏甚至出台了貿易禁令，隻允許絲綢成品出口，而不允許蠶絲出口，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外國人學會養蠶織布，因此影響我們的絲綢收益。與此同時，南北朝時代，也是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的時期，江南的紡織業迅速發展起來了。劉宋時代，開國皇帝劉裕平定了四川，恢復了漢族政權在四川的統治，因此，當時河西走廊與四川之間的貿易通道也打開了，江南地帶的絲綢也可以輸入到西方。這時候，也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走向繁榮的時期，當時的波斯國經常通過海路與中國貿易，著名的法顯西行，也是通過海路回國的。所以雖然魏晉南北朝中國長期陷入戰亂中，但是對世界絲綢市場的供應，中國的貨源一直是穩定的。
但是在公元538年前後，事情卻起了變化，變化的原因就是北魏衰敗以及中國北方的分裂。
北魏的末年，北方先有六鎮起義，後有葛榮起義，然後是北魏朝廷被架空，最後分裂成了東西魏國兩個政權，政局的動盪，讓中國的對外貿易也發生了變化。北方方麵，割據北方西部的，是宇文泰的西魏政權，由於常年戰亂，西魏所管轄的中國關中平原以及河西走廊地區，早就陷入了貧困，特別是柔然對於河西走廊的侵擾，讓這條傳統的商業道路走不通了。而且就是走通了也沒有用，當時的西魏經濟困難，人口銳減，農業尚且不能保證，工商業遭到的打擊也就更沉重，那時候的西魏為了恢復生產，甚至把許多州縣合併掉。因為當時西魏境內州縣的人口減少太厲害了，比如西魏的重鎮歧州，原來有10萬多人，到了宇文泰建立政權的早期，竟然銳減到了5000多人，宇文泰還稱讚這是一個繁華的城市，足見當時西魏經濟困頓之深。作為直接連接絲綢之路的國家，西魏政權的這種局麵，對整個絲綢之路的貿易都影響很大。
與西魏相鄰的東魏，早期受到戰爭的破壞比較輕，可問題在於，東魏和西魏長期戰爭，兩個國家的邊境常年隔絕，東魏的手工業品是很難運輸到西魏，並且通過西魏來出口的。這樣一來，原來絲綢之路的主要供貨地——中國北方地區，也就基本歇菜了。
當時中國南方的梁朝政權還算繁華，但是梁朝也有梁朝的問題。梁朝和絲綢之路的連接，主要是通過河西走廊，這時候的河西走廊，控製在新崛起的吐穀渾手中，而這時期的吐穀渾，又是西魏政權的鐵桿，配合西魏對梁朝進攻，可以說是“敵國”。所以，梁朝的絲綢，一般是很難通過河西走廊輸出。梁朝的外貿，在當時還有另外一條路，那就是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早在東吳孫權時期，江南地區與西方國家的海路貿易就打開了，三國時期就有波斯商人在建康居住，到了梁朝時期，中國與中東國家的海路貿易，也到了一個非常繁華的時代。可以說，在公元537年左右，這也是中國絲綢輸出西方“最靠譜”的一條路線，即從中國通過海路到達波斯，再由波斯轉運到西方。從上麵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到，因為中國政局的這些變故，這時期的中國，輸出到西方的絲綢，比起正常的年景下降了三分之一不止。外加那個時代，造船技術有限，即使是與中國長期貿易的波斯商人，他們造船的能力也不足，主要是租賃中國的海船。眾所周知的是，在當時梁朝與北方政權對峙的局麵下，好一點的船隻早就編入了軍隊，用於對北方政權的作戰，如在公元537年，梁武帝蕭衍大規模地徵發沿海民船編入軍隊，擴充軍力，雄心勃勃準備北伐。這不僅是對沿海老百姓的掠奪，更是對中國海上貿易的一次沉重打擊，能夠用於商業的船隻因此大大減少，如上種種因素，中國絲綢在西方市場價格暴漲，也就不奇怪了。